这篇文章虽不是论文形式，但是提问一语中的，回答系统严谨，转到这里，希望大家仔细看完。
关于科学与技术的异同，文中做了数点分析，唯缺文化层面的分析，希望各位思考。

就科学主义及反科学主义答客问

李醒民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 北京：100039）

摘要 本文围绕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论题，就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国盛提出的五个问题，有针对性地做了回答，同时涉及到相关的问题。
关键词 科学主义 反科学主义 反科学 科学和技术 科学精神 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 哲人科学家  

2003年12月6日1：03，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给我发来电子邮件，约请我就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以及相关问题做一对谈。他在邮件中这样写道：

最近，有一些老先生……接二连三地登台批判我所倡导的“科学传播”和“反科学主义”。我知道这里固然有复杂的历史的和非理性的原因，但是有些则是基于学理上的分歧。历史的非理性的原因，我们自然不去管它。学理上的分歧似乎可以再说得明白一些。我知道你一向是不同意“反科学主义”的，但我相信，这里面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对同一道理的不同侧面的各自强调，是对不同用语的不同偏好，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但也有学理上的微妙差异。我觉得以学人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坦诚，直面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我很愿意我们两人就若干共同感兴趣但看法未必一致的问题做一个对谈，对谈的录音整理稿经各自修订后可以正式发表。不知你以为然否？如果觉得可以，我们可以约一个时间。

先是因我、后是因他诸事缠身，事情竟不了了之。由于他提出的问题很有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加之我收到邮件后也断断续续地多少做了一些思考，现在趁事少心静之时，不妨书面答复一下，以了心愿。舛谬之处，我诚挚地欢迎吴国盛教授以及同行和读者批评。

吴问：（1）弘扬科学精神与反对科学主义，是内在一致的，还是相互抵触的？
李答：这要看反对的是什么“科学主义”——前提不同，答案自然相异。
根据有关辞书和文献资料，简而言之，“科学主义”的含义有中性的和贬义的两种。中性的科学主义是指，科学家（或人们以为科学家）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的典型看法或观点。贬义的科学主义又一分为二。其一认为，科学方法可以无条件地适用于其他一切研究领域，或者说，要求其他学科均以科学（本文中的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为蓝本，向科学看齐，或被科学同化，或被排除在知识之外。这种科学主义就是所谓的“科学方法万能论”，我愿称其为“弱科学主义”。其二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人们面临的一切问题，包括诸多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这种科学主义就是所谓的“科学万能论”，我愿称其为“强科学主义”。
科学精神以实证为基础，以理性为主导，它的一个鲜明标志是怀疑和批判——这当然也包含对科学自身的怀疑和批判。判断弘扬科学精神与反对科学主义是否内在一致，关键在于反对的是否有理（理性的道理）有据（实证的事实）；是纯粹破坏性的，还是富有建设性的；是促进科学健康发展的，还是恣意诋毁或干脆取消科学的。这就要求我们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
首先，我们应该对反科学主义加以辨析。从学理上讲，“反科学主义”这个术语在中文语境中的涵义是不清晰的，它既可以被理解为“反”“科学主义”（anti-scientism，这是我杜撰的英文词，不知在最新出版的词典里是否能查到？）即反对科学主义，也可以被理解为“反科学”（anti-science）“主义”即反科学的理论基础或反科学的典型的观点。在实践中，人们往往把二者混为一谈，这不足为奇，因为这是由中文字面涵义的模糊引起的。
对于“反科学”“主义”，我是坚决反对的。我早在1990年第11期《哲学动态》上就发表了“反科学主义思潮评析”的文章，指出反科学运动（萌生于20世纪50和60年代）是西方反文化（counter-culture）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理论观点便是从反科学主义（anti-scientism）那里借来的。可是，
反科学主义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是开历史的倒车。反科学主义的理论根基是脆弱的：把科学等同于技术，低估科学的功利价值或物质价值，忽视或误解科学的精神价值，无视科学的人文精神和两种文化汇流的趋势，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因噎废食。
我当年没有明确区分“反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我的批评主要针对前者，当然也包括后者的大部分内涵在内。不过，我也没有忘记提及反科学主义的可资借鉴的积极因素：“反科学主义有助于打破‘科学万能论’的神话，同时也唤醒了科学家和技术专家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意识，以及公众对科学技术成果误用或恶用的警惕。”
至于“反”“科学主义”，我的态度是区别对待。中性的科学主义是一种典型的看法或观点，当然有对有错——对的，我们自然可以赞成和支持；错的，我们自然可以批评和反对；不完善的，我们还可以修正和补充；即使当下对的，以后也有可能被更好的观点替代——思想和观念像生物一样，也是在生存斗争中不断进化的。
至于贬义的科学主义，我是不赞成的，也是反对的。不过，我们也应该明白：科学方法万能论固然有失偏颇，但是科学方法的确可以或多或少地应用于其他学科；科学万能论虽然有些走火入魔，但是科学确实可以有助于解决许多社会问题乃至人生问题。这是不争的事实，明眼人一看便知。
应该注意的是，“反”“科学主义”和“反科学”在理论上是纠缠在一起的，在实践中也是难以划界的。“反”“科学主义”只要向前迈出一小步，就可能陷入“反科学”的泥沼，这倒是值得善良的和建设性的“反”“科学主义”者深思和警惕的。
在下面的回答中，我径直使用“科学主义”一词，至于它是在哪种意义上使用的，读者通过上下文不难分清。

吴问：（2）在中国目前的国情条件下，提反科学主义，提科学的负面影响，引介后现代思想，是正当其时，还是过分超前？
李答：我在1990年的“反科学主义思潮评析”中已经对这个问题做了原则性的回答，后来又应邀到北京大学做了一次学术讲演。我当时是这样说的：
反科学主义及其运动虽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并形成一定的声势的，但是它在发展中国家也不是没有市场的。要知道，反科学主义思潮是与发展中国家的某些落后成分和非科学因素不谋而合的，如根深蒂固的旧价值观念，封建主义意识的残余，非科学的决策机制和教育方式，经验主义的优势地位，单纯注重实用性知识等等，其合流的实质是反对运用科学技术去发展民族文化的大趋势。因此，发展中国家也有必要警惕和遏止反科学主义思潮的蔓延，而不能对作为反科学主义附庸的东西津津乐道。
在1998年1月27日为《皮尔逊》（台北三民书局1998年版）一书所写的后记中，我当时针对中国的现状发表了这样的评论：
君不见，眼下在中国大陆，一大堆迷恋国学的国粹派和一小批涉足西学的后现代派有形或无形地结成“神圣同盟”，向他们所谓的科学主义(实则是向科学)展开了真正的讨伐。其势虽未达到“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境况，但确实也是够能蛊惑人心的。可是，平心而论，反科学主义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行不通的。尤其是，它把自然科学混同于自然技术，又把自然技术固有的和潜在的善恶两面性所导致的‘现代病’，统统归咎于自然技术，乃至怪罪于自然科学，而丝毫也没有意识到这是社会技术或社会工程不完善、不发达所致，未能有效地预测和遏制恶用自然技术的人——而这恰恰是我们这个手段日益完善、目标每每混乱的社会的痼疾。这个道理再浅显不过了：刀子是我们日常生活和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器具，但刀子也可以用来杀人，杀珍稀保护动物。更何况在我们这个经济不发达、文化仍落后的国家，把反对的矛头对准科学(或技术)，也是不明智的和不合时宜的。加之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就缺乏科学文化的因子，我们怎能跟在西方后现代派的屁股后面鹦鹉学舌、邯郸学步呢?我们有反科学的那份“资本”和“福气”吗?我们能受用起那种“潇洒”的“精神高消费”吗?胡适先生当年(1923)批驳玄学鬼攻击科学时的昌言，至今依然具有发聋振聩的力量：……
这两段话已经表达了我的基本观点。这里不仅有学理的因素，而且有时机的问题。这就好像有人跑到穷山恶水的贫困山区，向还在忍饥挨饿的村民大力兜售“后现代”的减肥药一样。也许你卖的药是确能减肥的正牌货而非假冒伪劣，但是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不合时宜的，也是不明智的。在这里，我想再补充说明几点。
第一，郭颖颐的《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得风气之先，在中国学术界有较大影响，但是他给五四时期的科学派贴上“唯科学主义”的标签，则是对历史文献的误读和对历史本身的曲解。就连当年科学派的代表人物丁文江，虽然讲了一点过头话或易于引起误解的话，但是也不能算是科学主义者。我在“五四先哲的睿智：对科学和民主要义的洞见”（合肥：《学术界》，2001年第3、4期）的论文中，已经澄清了事实真相。
第二，“科学的负面影响”姑妄说之、姑妄听之倒也无妨，但是严格得讲，它是不确切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不认同和赞成“负知识”（negative knowledge）或“致毁知识”（ruin-causing knowledge）的说法。所谓“科学的负面影响”，实际上是技术应用的负面影响。不过，话说回来，现代技术不同于古代技术，它源于科学，由此科学似乎应该负连带责任，或者说犯有“原罪”。其实，这一看法并没有击中鹄的或找准穴位。原罪恐怕不仅不在（自然）科学，甚至也很难说就在与自然科学对应的自然技术或技术知识。即使就技术应用而言，现存的十恶不赦的原子弹，不是也可以用来对付强行闯入地球的天外不速之客，使人类免遭恐龙的厄运吗？追根溯源，技术被误用或恶用的原罪在于我们的社会文化技术（techniques of social culture，马赫当年的用语），更在于我们的消费观、发展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归根结底，在于人性中的魔鬼那一面。
第三，在那篇后记中，我在谈到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时这样写道：“中国传统文化虽有瑰宝，但也有严重的先天缺陷；西方后现代思潮虽有睿智，但亦有明显的后天失调。把西方科学、民主(以及自由)的基因注入中国传统文化，剔除后现代主义反文化、反理性、反科学的偏执，而汲取其强调生态伦理、多元化、主体性、人文情趣和终极关怀等等神智，在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发掘和弘扬其菁华，这才是中华新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在这里想展开一下：后现代主义矫枉过正，好走极端，切不可将其糟粕当作宝贝。科学怎么能是纯粹的社会建构（construction）、人工制造（manufacture）乃至编造、捏造（fabrication）呢？科学怎么会是像宗教和神话一样的“叙事”（narrative）呢？难道自然界、客观事实、人的理性都不存在了或无足轻重了？
第四，这里不仅有个时机问题，而且还有个方法问题。就科学与反科学、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完全可以在科学界和学术界公开讨论，开展批评和反批评。只要是学理上的问题，总会愈辩愈明。乱扣政治帽子的文革遗风毫无意义，过来人谁吃这一套？年轻人谁怕这一招？不过，不宜把极端偏激的或很不成熟的思想在社会上大肆宣扬。中国人没有经过近现代科学革命的洗礼，中国社会距离现代化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大多数人现在还不知道开明的和理智的现代科学观为何物，你让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大地上狼奔豕突，岂不是乱得一团糟了？这大概也有违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的善良意愿。在学术讨论中，学术报刊和严肃媒体的积极参与必不可少，但是要竭力避免人为地制造轰动效应，更不应该恣意爆炒，这样做不仅于事无补，而且有百害而无一利。

吴问：（3）当科学成为意识形态的盟友、极权主义的帮凶时，或者说，在科学有可能成为意识形态的盟友、极权主义的帮凶时，为什么不能瓦解科学的权威？
李答：事态恐怕不至于这么严重吧？纵观科学的社会史，你设想的第一个前提在科学300多年的历史中好像并不存在，起码并不明显。在这个世界上，有希特勒的、斯大林的、中国皇帝的极权主义，但是科学似乎没有成为他们的意识形态的盟友，也没有变成他们的极权主义的帮凶。相反地，科学倒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的受害者和牺牲品，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至于第二个前提，现在还只是一种假设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的存在。它是否会由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还有待历史来证明。不过，我觉得，事态的进展恐怕不至于如此，因为社会发展的趋向是各种力量较量和平衡的结果，况且人类的智慧也不容许尽走极端或墨守一隅。
毋庸讳言，当今之世，科学确实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科学文化也是一种强势文化或“中轴”文化。对此，丝毫用不着大惊小怪，因为在每一个时代或历史时期，都有一种文化处于主导地位——这既是现实的，也是有理由的（黑格尔不是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有理由的”吗？）。类似的状况在历史上可谓此起彼伏：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中世纪的宗教、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18和19世纪的哲学、19和20世纪的科学，都先后各领风骚数百年。在这里，问题不在于该不该让强势文化出现和存在（因为这是历史给予的事实），也不在于千方百计地打压它，而在于如何发挥它的积极作用，缩小它的消极影响。
正是出于这一考量，我在《科学文化随笔丛书》（广西师范大学2004年1月出版）总序中明确表示：
要知道，没有人文情怀关照的科学文化是盲目的和莽撞的，没有科学精神融入的人文文化是蹩足的和虚浮的。
必须使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比翼齐飞，必须使科学精神共人文精神并驾齐驱。
不用说，解决的办法既不是削高就低，也不是揠苗助长，而是使二者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在当前，科学人尤其要警惕对人文文化的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恪守科学自律的节操，秉持科学平权的姿态。与此同时，人文人对科学文化相应地要戒除井蛙主义的愚昧无知和夜郎主义的妄自尊大，克服某些极端立场、狭隘观点、偏执态度和妒忌心理，放弃对科学的迪士尼式的乃至妖魔化的涂鸦，自觉节制一下封建贵族式的或流氓无产者化的新浪漫主义批判。
只有这样，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才能在和谐的气氛中相互尊重，相互学习，逐步走向科学的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和人文的科学主义（新科学主义），从而实现两种文化的汇流和整合。
说到权威，不管什么权威，只要它是自然形成的，你总不能不承认它的存在和存在的理由吧？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说过：“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这是荒谬的。”如果是顺乎时代进步潮流的真正权威，我们还得尊重它才是。科学的权威也是如此，它是自然形成的，而不是人为地起哄或爆炒起来的，我们不能不尊重它。我们总不能违背牛顿力学定律，声称自己有特异功能而穿墙碰壁吧，也不能高喊刀枪不入上战场吧？像科学这样的权威，既然不是人为地树立的，那么也无法人为地瓦解它。恩格斯还说过：“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同理，想瓦解科学的权威，岂不是等于想瓦解科学本身而恢复前科学时期的神话、迷信和拟人说的幼稚猜测吗？
其实，只要略加考察，就不难看到，科学主义虽然在18世纪（法国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家和科学家）、19世纪（孔德的实证哲学和社会物理学）和20世纪初期（逻辑经验论哲学家）有过激之嫌，但是从19世纪后期起，科学家——或者更确切地讲哲人科学家（philosopher-scientist，或我的自造词sage-scientist）——的科学观或科学主义已经大为改观，变得相当开明和理智了。
在19世纪末崛起、并在20 世纪初活跃于科学和哲学舞台的批判学派，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该学派的科学哲学虽然属于“前”现代科学哲学（逻辑经验论是正宗的现代科学哲学），但是它（包括科学主义思想在内）已经相当现代化，而且颇具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色彩。其领袖人物马赫对科学的目的、限度、方法、价值、精神气质、社会功能、文化意义多有真知灼见。马赫的科学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其一，科学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它具有神奇的威力，能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能给每一个社会成员带来幸福，而自身却不要求什么回报。其二，科学运用不周或不当，也会产生消极影响，比如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但是，“人类将获得时代的智慧”，以日趋完善的“社会文化技术”和更加发达的科学来减少和防止有关弊端。其三，所有的知识和理论都是可错的、暂定的、不完备的，科学也不例外。（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作者的《马赫》一书，台北三民书局1985年第1版）
爱因斯坦是20世纪科学的代言人，他的科学主义凝聚了时代的智慧和超越时代的远见卓识，显得洋洋大观、洞察明睿。我这里择其要者而述之。爱因斯坦的科学主义的要点是：
1）科学是通过构思过程，后验地来重建存在。2）科学作为一种现存的和完成的东西是最客观的，但是它作为一种被追求的目的，却同人类其他事业一样，是主观的、受心理状态制约的。3）科学的现状是不可能具有终极意义的，科学的理论是暂时的，而不是注定永远不变的。4）科学本身就负荷着它的目的，科学是为科学而存在的，就像艺术是为艺术而存在的一样。科学研究仅当不考虑实际应用，为科学而科学时，才会兴旺发达。5）科学对人类事务和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它通过两种方式发挥其社会功能：一是直接作用于心灵，二是以技术为中介间接地生产出完全改变人类生活的器具。6）存在科学异化的危险：其一是作为科学“副产品”的技术这个“双刃刀”的负面影响，其二是科学专门化和技术化所造成的两种文化的分裂和精神的扭曲，从而导致人们生活的机械化、原子化和非人性化。7）不能把科学的异化和技术的滥用的罪责归咎于科学和科学家，只能归咎于道德沦丧，归咎于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组织。因此，采用因噎废食的办法禁止科学和技术显然是荒唐的。要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就要创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传统。8）科学和道德是相对独立的，责备科学损害道德是不公正的。只有当道德力量退化时，科学和技术才会使它变得低劣。9）反对科学方法万能论和科学万能论。把物理科学的公理应用到人类生活上去，不仅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应当受到谴责。科学方法在人的手中究竟会产生什么，完全取决于人类所向往的目标的性质。10）科学本身不是解放者，不是幸福的最深刻的源泉。它创造手段，而不创造目的。改善世界的根本并不在于科学知识，而在于人类的传统和理想。11）道德和审美价值的缺乏难以用纯粹智力的努力来补偿，在发展合乎道德的生活方面，孔子、佛陀、耶稣和甘地这样的人对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是科学无法做到的。12）没有良心的科学是灵魂的毁灭，没有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是道德的沦丧和人类的悲哀。科学家在致力于科学研究的同时，必须以高度的道德心，自觉而勇敢地担当起神圣的、沉重的社会责任，使科学技术赐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作者的《爱因斯坦》，台北三民书局1988年第1版）
对于像马赫和爱因斯坦这样开放的科学主义，难道我们要去反对吗？对于像马赫和爱因斯坦这样明智的科学权威（他们本人是不愿意做权威的），难道我们要去瓦解不成？在当前，我们应该认真领悟、积极传播这些思想遗产，因为许多人（包括一些有知识的人）并不真正了解或熟悉它们。我想，只要这些科学主义深入人心并逐渐付诸实施，人类的前途肯定不会是暗淡无光的。

吴问：（4）在现代条件下，科学与技术是要分开说还是要合在一起说，分开说是否掩盖了现代科学的技术本质？合在一起说是否掩盖了古典科学的自由理想？
李答：不论过去、现在，还是把科学和技术分开说为好。在西方，人们一般是分开说的。在中国，把科学和技术归拢在一起称为“科学技术”，乃至简称为“科技”，已经造成了不应有的概念混乱和实践误导，急需加以矫正。我在多年前就涉及到这个问题，近年发表的“有关科学论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和“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光明日报》2003年4月29日）二文，则集中地表达了我的观点：
科学和技术在内涵和外延上均判若鸿沟。科学主要是以自然（以及社会乃至人本身）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理性、臻美等方法获得的规律性的知识体系，它也包含这种活动的过程和建制。技术是人类为控制客观环境与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运用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而创造的一切手段、程序、规范（norms）、物资等的总和及其实践过程。从词源上讲，science一词出现在14世纪，它源于拉丁文scientia，意即知识。Technology一词出自希腊文techne（工艺、技能）和logos（逻各斯、词、讲话）的组合，意指对造型技艺和应用技巧进行论述，它在1859年被正式使用。后来，science和technology的意义虽然有所变化，但其核心语意一直保留下来。由此可见，科学基本上属于“学”或“道”之类的“形而上”范畴，技术大体上属于“术”或“器”之类的“形而下”范畴。

在史前时期，可以说没有科学，有的只是技术，如制造石器和陶器的技术。在古代，仅有一点零散的科学知识，至多只能说科学的萌芽。真正的科学诞生于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革命。此后，科学的技术应用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是并未成什么气候。直到19世纪中期，科学和技术乃至和工业的才谈得上真正联姻。二战之后，这种结合在程度上越来越紧密，在规模上愈来愈庞大。以致于
在现代和当代，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十分密切：科学离不开技术的支撑，技术离不开科学的储备，以致有所谓“技术的科学”（technological science）和“科学的技术”（scientific technology）的说法。而且在某些领域，二者有密切融合的趋势——有文献将此称为“认知-技术复合体”（cognitive-technical complex）以及“现实化的科学”（realized science）——尤其是在大科学（Big Science）和高技术（High Tech）中。尽管如此，我们在这里还是要强调指出，科学和技术毕竟不是一回事，而且在诸多方面是大相径庭的。
科学和技术的差异到底何在？我尝试把差异的要点概括如下：
一从对象上看，科学以自在的自然物为研究对象，而技术面对的则是自为的或拟想的人造物。二从目的上看，科学以求真致知为鹄的，其意趣在于探索和认识自然；技术以应用厚生为归宿，其意图在于利用和改造自然。三从取向上看，科学是好奇取向的（curiosity-oriented），与社会现实关系疏远；技术是任务取向的（mission-oriented），与社会现实关系密切。四从过程上看，科学发现的目标常常不甚明了，摸索性很强，偶然性较多；技术发明的目标往往事先就十分明确，有的放矢，偶然性较少。五从问题上看，科学需要了解“是什么”（what）和“为什么”（why），而技术面对的问题则是“做什么”（do what）和“如何做”（how do）。六从方法上看，科学主要运用实验推理、归纳演绎诸方法，而技术多用调查设计、试验修正等方法。七从结果上看，科学研究所得的最终结果是某种理论或知识体系，技术活动所得的重要结果是某种程序或人工器物。八从评价上看，对科学的评价是是非正误，以真理为准绳；对技术的评价是利弊得失，以功利为尺度。九从价值上看，科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价值中立（value-neutrality）的，或者说本身仅蕴涵少量的价值成分；而技术处处渗透价值，时时体现价值，与价值有不解之缘。十从规范上看，科学的规范是默顿（R. K. Merton）所谓的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ism）、无功利性（disinterestedness）、有条理的怀疑主义（organized scepticism）；技术的规范与此大相径庭，它以获取经济效益和物质利益为旨归，其特质是事前多保密，事后有专利。
基于以上看法，我不认为分开说掩盖了现代科学的技术本质，它恰恰能使我们意识、警惕和避免使科学过分技术化的倾向——这种所谓的“大科学”倾向对科学而言并非都是福音。合在一起说倒是掩盖了古典科学的自由理想，而这种理想正是我们今天日益丧失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值得我们永远追求的东西。当人们把科学混同于技术，时时处处用技术的规范要求科学时，那么受害的不仅仅是科学，更是我们生来就有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是上帝给予人类最珍贵的礼物——内心的自由。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要冒昧地坦言：科学的过度技术化或盲目地追求大科学，是科学异化的一种表现，是扼杀科学自身和人的心灵自由的杀手。
历史上的三次科学革命——哥白尼-牛顿革命、道尔顿-达尔文-麦克斯韦革命、相对论-量子力学革命——或者说两次科学革命，都不是由技术化的科学或大科学引发的，而是由自由的思想追求导致的。未来的科学革命是否与过去有类似之处？革命究竟会发端于何处？当然谁也不敢打保票。但是，我们难道能够把未来科学的希望寄托在科学过度的技术化或大科学之上吗？

吴问：（5）科学技术是否中立的？技术的负面后果是技术本身带来的、本身固有的还是人为制造的因而可以人为避免的？中国的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人口问题是否通过单纯的科学和技术就可以解决？

李答：科学技术是否中立？就我理解，这主要是就价值而言的，实际上也就是问，科学技术是否价值中立？在这里，我还是坚持我的一贯主张，必须把科学和技术分开说。
探讨科学是否价值中立，我们不是就科学的价值（values of science）或者科学的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而言的，而是就科学中的价值（values in science）而言的。我在15年前写过两篇比较重要的论文“关于科学与价值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和“科学价值中性的神话”（《兰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它包括三大内涵——知识体系、研究活动和社会建制。作为研究活动和社会建制的科学，包含诸多价值因素，因此不是价值中立的。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虽然也有某些价值因素在内，但是大体上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至于技术，就不能这样笼统说了。
关于技术的负面后果，粗略地讲，可以说是技术本身带来的和固有的，不过人在这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甚或决定性的作用。然而，技术是一个复杂的复合体，它起码可以分为技术知识和技术应用两部分。前者是局限于实验室之内的，是实验形态的东西。后者则应用于生产并波及到社会，是社会形态的东西。我们现在分别对二者的负面影响或后果加以分析。
技术应用即技术的社会形态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它负荷价值，它的负面后果比较容易识别和判断。有的在制造和使用之前，我们就断定是恶的，比如制造原子武器和细菌武器技术。有的在制造和使用之前，我们认为大体上是善的，比如污水处理技术和烟尘净化技术。有的具有善恶两面性，例如汽车技术，它是现代社会须臾不可或缺的，但是又耗费能源、污染环境、酿成车祸（据说20世纪死于汽车车祸的人数大于死于战火的人数）。这种善恶两面性是技术应用的比较普遍的特征，即使是以善的目的出发的技术也是如此，这里当然又有程度的不同（利大于弊、弊大于利、利弊相当）和认清时间长短的差异。例如，滴滴涕杀虫剂在1874年研制成功并投入生产和使用，它使农作物产量增加，能有效地消灭疾病的传播媒介，从而使千百万人免于饿殍和瘟疫，其功绩不可抹杀；但是直至1960年代，人们才发现它的副作用，美国于1972年对滴滴涕的使用规定了严格的限制。
对于技术知识的识别和判断，情况要更为麻烦一些。技术知识作为实验形态的知识，体现了技术的自然属性，它起码有相当一部分是价值中性的，即使能够衍生出恶果的技术知识也是这样。譬如，实验室中的核裂变技术知识是中性的（它的科学基础即科学知识E＝mc2当然更是中性的），但是它具有潜在的（可以预期的和不可预期的）善恶价值：由它可以衍生出原子弹制造技术、核电技术、放射性作物育种和医疗技术。不难看出，前者是恶的，第二个是善的但有副作用，弄不好也会闯大祸，后者则可以说大体是善的。
就技术应用的后果而言，人的因素是关键性的或决定性的因素，这贯穿在技术的知识获取、试验、试制、生产、使用等各个环节。如果我们时时处处能够从全球的和全人类的长远利益着想，树立一种达观的和智慧的消费观、发展观、价值观和人生观，那么无疑可以减少乃至避免技术的负面后果。即使我们一时缺乏足够的预见能力，我们也可以先在小范围试行、或缓行、或在发现其负面后果的苗头时及时予以矫正和制止。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从狭隘的乃至邪恶的个人的、集团的眼前私利出发，那么技术这把双刃剑在人们的手里就变得十分危险。话说回来，在当今这个利益纷争、公正权威缺位的世界上，要完全做到前者也难，但是这毕竟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理想。
我既不是科学万能论者，也不是技术决定论者，当然不相信中国的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人口问题通过单纯的科学和技术就可以解决。但是，一旦我们经过综合的和审慎的考虑，设定了正确的目标并找到了可行的措施，科学和技术作为一种有力的和有效的工具，完全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乃至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科学和技术的思维和方法也可以参与到蓝图和方案的讨论和制定之中。
社会问题往往是很错综复杂的，不仅科学和技术，而且任何一个或几个学科或社会建制，都无力单枪匹马地解决它。就拿中国的人口问题来说吧。在毛泽东时代，科学和技术似乎没有涉足人口问题，毛本人一句浪漫主义的话语（“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和至高无上的权威，使中国多出生了数亿人口，最终酿成苦酒和恶果。不行了，得想办法解决，节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我们借助科学，计算出中国现有的资源能够承载的人口极限，找出人口动态模型，预测未来人口发展趋势，设计出合理的人口控制方案。我们借助技术，制造出各种简便易行的避孕器具和药丸等等。科学和技术在解决人口问题中的积极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没有科学和技术的参与，人口问题无法有效和顺利地解决。但是，单靠科学和技术显然是不行的，必须采取综合措施，标本兼治。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人口问题主要在农村。农村文化落后，传宗接代、无后不孝的观念根深蒂固。农村经济落后，又没有社会保险，凭力气吃饭，家中没有强劳动力寸步难行，因此无论如何得生男孩。农村天高皇帝远，有理无处讲，，女孩再多也没有安全感，反倒叫人担惊受怕遭欺侮。因此，要解决农村的多生多育、重男轻女问题，就要从转变思想、普及文化、发展经济、建立保障、健全政策、加强法制等途径多管齐下，并辅之以科学和技术手段，问题才可望逐步得以缓解，而且也不是短时间就能够大功告成的。

我对于科学主义、反科学主义以及与之相关问题的看法和观点，在我近年出版的两部著作《科学的精神和价值》（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和《纵一苇之所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有所收录，在“科学精神与科学文化研究二十年”（《自然辩证法通讯》2002年第1期）一文中也有概述，与之有关的诸多论文和文章张贴在吴国盛教授主办的网站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hps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选择参阅。最后，我要感谢吴国盛教授，是他的有意义的提问，催逼我开动脑筋，促使我写出了以上文字。

（作者附识：本文完稿于2004年2月29日，原拟在《科学时报》发表，故未列举参考文献，不过作者在文中都有所交代。《科学时报》专栏编辑尽心竭力，极欲在该报发表。但是，该报负责人不愿某位人物纠缠惹麻烦，最后决定不再发表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的讨论文章。承蒙刘钝主编盛情相约，遂交《科学文化评论》发表。在此顺致谢忱之意）


原载北京：《科学文化评论》，第1卷（2004），第4期，第94~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