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理性的匮乏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黎德扬

摘要：以中国古代有科学为前提，视科学理性为西方近代科学发展的基础和核心。从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三个方面来界定科学理性的内涵，并比照中国科技发展的特点，从而得出理性的匮乏是我国自明代以来科学落后的原因之一。并进一步从中国传统的主观思维模式和客观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角度分析了科学理性匮乏的原因。

一、李约瑟问题的问题 1954年，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第2章)向世人提出：“为什么近代科学，亦即经得起全世界的考验，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伽利略、哈维、维萨留斯、格斯纳、牛顿的传统这种传统注定会成为统一的世界大家庭的理论基础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发展起来呢？”这就是被中外科学史界所广泛关注的李约瑟问题。近半个世纪，中国人对这一问题也一直感到困惑，研讨时日甚久，卓见多多。毋须赘述。 我们认为，李约瑟问题的前提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从问题背景上，回答了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问题，二是近代自然科学的传统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 第一个问题是第二个问题的前提，如果中国古代像任鸿隽、冯友兰和黑格尔等学者所言，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第二个问题就是无意义的了。关于中国有无科学的问题，比后一问题争论的时间更长，已有80多年（始于1915年）。两个问题不无交织。李约瑟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最深刻的意义是用大量的史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而且确证了“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他对中国古代科学的贡献作了极高的评价：“要是没有这种贡献，就不可能有我们西方文明的整个发展旅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上，才提出了第二个问题。我们研究李约瑟提出的问题，这是不可忘却的。后来元勋级的科学史家萨特，在其《科学史导论》中也以大量的篇幅记述了249名中国科学家。看来也有不少西方人承认中国古代有科学。 第二个问题，近代科学确实没有在中国发生，但是否只有近代自然科学才是科学呢？如果它是科学，又凭什么认为它可以充当判别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呢？这是尚待证明的。事实上，当今科学早已突破近代科学的“围城”，如果以当代科学的理论模型或框架去看近代科学家牛顿等人的工作，也不是标准科学了。例如，牛顿力学的基础是因果决定论、机械论，当代科学已经或正在扬弃这一基础。科学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其实，科学是作为人类的活动之一，是动态的，是历史的，不同的时代，科学呈现不同的形态。如果抛弃近代科学是科学的唯一标准，思想就冲出了牢笼。科学普遍主义只是一种虚构。我们以为，只要超出以近代科学作为科学标准的思维定势，中国古代有科学就是不言而喻的了。中国不仅有和西方媲美的自然哲学（如《易经》等），而且有超越西方很远的医学、农学、天文学（如《内经》、农经和大量的天文记载等等）。 我们的问题便十分明确：中国确实有科学。中国也确实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在西方科学走进了近代发展的快车道，而中国科学仍然按照传统的走向缓行渐进。比照西方近代科学以来的进步，中国是落后了，如同外国曾落后于中国一样，近代中国落后于“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的国家”以及后来人们所称之为西方的欧洲。 二、对近代科学理性的一种解读 中国在近代科学上为什么会落后呢？ 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一果多因。中国的心理定势、语言文字、文化背景、地理环境等都有自己的特色，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不同于生活在地中海、大西洋沿岸的人们。我们以为，从这些方面的研讨是必须的，然而却是现象性的。 为什么近代科学（或传统）不在中国出现？我们以为，中国没有近代科学，明清以来的中国科学之所以落后，是由于缺乏产生近代科学的理性（理性思维、理性精神）根基。 科学是对世界存在方式的理论阐释。科学理性是近代科学的核心。理性是对事物情感的、经验的观察的批判，它将对象符号化，采用逻辑的格（或数学方程）对世界存在方式进行表达。它是抽象的。进行这种表达和描述的前提是主客体的二分，或者说是科学的抽象，逻辑的思维。逻辑的框架里是程序化的决定论，必然性成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哲学本质和基础。近代科学总的说来，就是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对世界存在的决定论的理论阐释。这种阐释最终必须是理性的。 科学的理性融入到自然科学家们的科学思考与科学工作中，便表现出一脉相承的认识观念、思想方法和价值尺度，渐渐积淀成近代科学研究的不可移易的特征和传统。 在认识论上，科学的理性认为自然界是有规律的，是可知的，相信人类的理性思维能够通过气象万千的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这是近代科学的基本信念。自然在人类面前不再具有任何神秘感，无需神学教义的启示。“人是自然的立法者”，人的理智能主动地将凌乱的经验事实用数学的语言和逻辑符号加以抽象、归纳，自然作为独立于人的实体，可以通过分析其内在结构和基本的物质成分得到合理的解释。比如，古希腊的原子论不再是思辨的产物，而是科学力图证实的实体。1808年道尔顿系统阐述了近代原子论，提出原子量的概念。门捷列夫制定了元素周期律，预言未知元素的存在及其相应的物理、化学性质，达到对物质最小单位定性、定量的描述与归纳。他们都有“把一切现象都归因于自然而不归因于奇迹的倾向。”[1]（P394）怀特海在谈到近代科学的特点时曾指出：“我们如果没有一种本能的信念，相信事物之中存在着一定的秩序，尤其是相信自然界中存在着一定秩序，那么，现代科学就不可能存在。”[2]（P4） 在方法论上，科学的理性注重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的应用。近代科学一般说来就是实验科学。科学实验不仅是获取科学事实的基本手段，而且是一种有效的证实或证伪科学命题的根据。实验方法是获取经验事实的手段，但经验事实本身不是科学，只有经过理性的处理，即作出假设，进行求证，逻辑的推理、推导，才能进入科学的领地。数学被尊奉为“科学女王”，它通过抽象的符号和严密的逻辑演算，把对自然的认识从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伽利略和牛顿是将实验方法与数学方法相结合的典范。伽利略运用数学方法与实验方法，通过逻辑推理发现了落体定律、惯性定律、抛物体运动定律，建立了精确物理学。他热情地赞扬道，大自然这本书是用数学语言写的，没有它的帮助，我们连一个字也不会认识；没有它们，人就像在一个黑暗的迷宫内劳而无功地游荡。[3]（P33）牛顿更是将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把经典力学原理综合成严密逻辑形式的理论体系，创立经典物理学。牛顿的理论体系标志着近代科学进入成熟时期。 在价值观上，科学的理性高扬求实求真的旗帜，取“为知识而知识”的价值向度，表现出“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美德。科学家尊重客观事实，承认每一个人都有认识自然的权利，肯定每一个人表达观念的自由，而不慑于政治的权威，超越社会现实的利益关系，尊重事实判断，保持科学研究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医学家哈维、维萨留斯，以及堪称“16世纪伟大的博物学家”格斯纳都具有面向自然、重视客观现实的精神气质。其中，哈维曾说：“任何教条不能压制明显的事实，任何旧传统不能窒息自然界的作用，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比自然界更古老更有权威。”[4]（P259）所以，近代科学鲜明地表现为科学的理性精神，即对于认识自然、征服自然表现出极大的勇气与信心，它以客观、求实的态度，运用实验和逻辑（数学）的科学研究方法，体现出尊重事实判断、尊重客观现实的科学精神。 我们将以上三方面解读为近代科学的理性精神，和中国古代科学相比照，试图探求李约瑟问题的解。 三、古代中国科学特色之路 从理性的三个基本方面来看，在中国古代科学与近代科学的比照中，便不难看出，明清以后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是理性发育的欠缺，中国人在通往科学境地的大道上走着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道路。 首先，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是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一大特点。中国传统科学思想认识自然时，并没有把自然界作为一个外在于人的独立的物质客体，而是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思维框架中进行类比联想，用人性、天道的概念来解释自然，使自然观充满了伦理、道德的内容。例如，宋应星在《天工开物·珠玉》中记载珍珠是“映月成胎”，认为蚌孕珠是“取月精以成其魄”，“金银受日精”。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响，致使许多萌芽状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夭折于人伦常理之中，脱离了科学发展的正当轨道。与此类似，在《吕氏春秋·圆道》中将夫子的“天道曰圆，地道曰方”解释成：“天道圆，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就是用政治伦理来说明天圆地方。伦理、道德层层规范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没有大胆的创新意识与怀疑精神，致使堵塞了科学理性发展的道路。 其次，科学的经验色彩浓厚，缺乏科学实验、数学推导与演绎，缺少逻辑论证，致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大都停留在自然观察、经验判断和主观臆测的水平上，不能完成理论上的抽象和概括。中国史籍虽然留下了哈雷彗星出没的31次记录，但发现其平均周期的却是17世纪的英国天文学家哈雷。明代的《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是中国古代医药学、农学、生产技术三大领域的最高水平的总结，但也只限于记录、归纳、总结生产经验，短于理论方面的概括与升华。许多重要技术难以推广，不能产生相应的社会效益，技术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像曾加快西方文明进程的四大发明，在中国本土就未能产生革命性的社会效应。正如法国作家雨果曾经指出的，像印刷术、大炮、气球和麻醉药这些发明，中国人都比我们早。可是有一个区别，在欧洲，有一种发明，马上就生气勃勃地发展成为一种奇妙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然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嗅。”中国真是一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鲁迅先生也辛辣地讽刺道，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5]（P159） 《九章算术》中分列的九章内容共计有246个应用题，都与生产需要密切相关。学科的设置更是一目了然：天文学附属于历法，生物学知识几乎散落于农学和医学中，各学科无不以经验“应用”来规范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既是中国科技的优点，也是其弱点，造成了忽视理论研究的传统。 再次，科学的价值取向听命于封建王朝政治的摆布，“绝对地以国家的‘实用’为主。”[6]（P177）国家社稷的需要远远高于对知识的渴望与对真理的追求。封建王朝“利用国家的权力，利用集中组织的社会力量”[7]（P901）推动科技的发展。政治文化在文化中大大地超出科学文化的畸形发展，对科学文化是极大的阻碍和破坏。 从耐人寻味的宋朝史官制度就能看出，朝廷任命的部分官员就有精通历法、算术和医药的技术人才。中国出色的天文学成就归因于王朝的一统天下的统治和以“授命于天”的政治目的。 总之，中国科学文化的特征：重政治伦理，重实用，重技术，重整体，重直觉。这是和近代自然科学重理论，重实验，重证实，重分析，重逻辑，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其最根本的差别是，一个重经验（情感体验和体悟），一个重理性（实证和逻辑）。没有理性的高扬，是无法产生近代科学的。而在这一点上恰好是中国是比较缺乏的。在明清时代，中国的科学仍然沿着传统的轨迹，走自己的路，当然就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如同桃树上为什么没有结出梨来一样，是不奇怪的，不必老是在桃树上求梨。 历史已经过去，现代科学文化处于与人文文化的整合之中。批判地继承中国科学的优良传统，并与西方文化（包括科学文化及其近代自然科学的传统）汇流,创造新的科学技术文化,才是中国科学发展的当务之急。 四、原因的原因 多年来，许多学者就李约瑟问题给出自己的解答。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四边多屏障的地理环境造成一种与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没有培育理性的土壤。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象形文字，以形知意、“触目会心”的特点，造就了中国人内敛的思维方式，因而缺少理论分析与逻辑推理……各种观点不一而足。每位学者研究的不同侧重，导致不同的结论，百家争鸣，实为繁荣学术之幸事。本文略陈陋见，中国科学理性不足是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那么原因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考察和求证。 从主观上看，中国注重整体性的思维方式的传统，导致了理性精神的缺乏。首先，这种整体性思维方式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来构筑“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合理解释的框架的。对于“阴阳五行”的概念，中国历来就是非确定、多歧义的。究其具体内容，虚无缥缈，只可心领神会。它的模糊概念使人们轻易地能够将自然现象与人事关系做千丝万缕的联系、比附与想象，通过采用“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方法，从自然、现实生活中“设象喻理”、“观物比德”，满足于“阴阳五行”结构的合理性，忽视理论上的逻辑严密性；或以“吾日三省吾身”这种“自省”、“自讼”的内求手段达到对人、事、物的正确判断，缺乏实验与逻辑的论证。它以主观的臆测、直觉的体悟代替了理性的分析、数学的抽象和实验的检验，表现出强烈的非理性倾向，渐渐蜕变成一种特有的东方神秘主义的思维模式，直接影响了人对自然的探索。像中国传统的化学、天文学、医学和数学（或称筹算学）在理论上都有走向神秘主义的表现。事实上，翻开中国科学技术史，随时随地都可以笼罩着阴阳五行说的迷雾。虽然阴阳五行说是古代中国人的自然观，不乏科学和哲学的重要资料，但毕竟是粗糙的、朦胧的。从这一宇宙的图解中，既可以觅寻到某些实在的联系，为科学技术提供某些支持，它长期以来就是中医药的基础理论思维模式。同样也可以从中衍生出宗教和迷信的解说。到邵雍将其演变为算命术，就更是助长了迷信的盛行。宗教迷信纠缠和困扰着科学的进步和增长。严格说来，中国古代科学和宗教迷信没有完全分化，这和西方自中世纪以后，科学向宗教开展批判是绝然不同的。西方近代科学正是从冲破宗教的束缚才确立起来的。 其次，整体性的思维模式始终停留在朴素阶段，一直就未能发展到实证的分析科学阶段，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没有基础。中国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在主体与客体、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分，因而它的本体与现象、人生与宇宙，乃是相互涵盖、相互贯通的。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对天地自然的理解尽包含在心性之中了。至于“天”这个超越性的本体世界、价值源头究竟是怎么回事，中国人却向来不去追究，“六合之外”是尽可以“存而不论”的，对传统思想的研究也仅停留在“述而不作”的层面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15世纪下半叶，欧洲自然科学就广泛地通过科学观察与实验，采用归纳与演绎的方法，进行科学探索。当时的欧洲哲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哲学已不能单靠“心智的力量”，而应当作到实验的和理性的能力之间的更密切和更纯粹的结合。不仅学科分门别类，越来越细致具体，而且新工具、新方法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极大地推动了科学的发展。 从客观上看，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闭性社会状态，就决定了中国的理性精神难于成长。中国自殷周到明清时期，贯穿始终的一直是农业封建社会。这种小农经济结构决定了中国传统思维的模式与民族精神气质。人们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必然关注天象，以应农时而耕作，形成对“天”的依赖性。人们对于“天象”的理解与阐发，用来占卜人事的凶吉与社会的治乱。这种精神，必然无法接受以自然为外在物，作为科学研究的客观对象的思想与方法，理性精神难以孕育其中。 此外，小农经济的生产实际，只要求数学以数值计算为中心，把数学应用于天文、赋税和商业的实际需要。数学既无抽象的符号系统，也没有严密的逻辑推导，只是生产实践的附属品。而西方的哲人、科学家们则发现了事物在数形方面的和谐性，注重量的联系与变化，把数学发展成纯理论的独立科学，成为“科学的女王”。数学由此便从实用的目的转入演绎推理的研究轨道，为科学的理性分析提供了重要手段与方法。 总之，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封闭社会土壤中，在这样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中，以理性的弘扬为旗帜的近代科学是孕育不出来的。 当今中国社会引进和融合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已迈进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时代。我们探究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其目的是使中国跻身于世界高科技之林。在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不能忘记：必须弘扬科学理性，为理性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科学的历史证明，科学中心是不断转移的。中国科学曾经领先世界，待以时日，可望再造辉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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