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教育理论研究进展之缓慢恐怕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从前，我们有堪称万世师表的孔子，有举世无双的《学记》；即便在几十年前，我们还有蔡元培、陶行知那样的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教育家。而今，面对国外教育理论研究繁荣发展的现实，我们除了应感到愧对祖宗之外，还能说些什么呢？



    固然，造成教育理论研究进展迟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然而，这里我想说的是，影响我们理论进展的主要原因恰恰是主观方面的，而不是客观方面的，这些主观原因归结为一点，那就是：我们的教育理论界存在着严重的华而不实的作风！



    我记得，前俄国著名思想家赫尔岑曾写过一本小册子，叫《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然而，他所批判的那些华而不实的作风如果同我们目前教育理论界存在的华而不实的作风相比，恐怕无论如何都是绝对不可同日而语的。



    要举几例华而不实的事实并不难，而要对其作系统的阐述则绝非易事。这里，我只想尽我所能将其稍加归纳整理，以供读者诸君参考。



   一、脱离实际  空谈玄学



    陶行知先生虽学贯中西，堪称一流的教育家，但他却始终能够脚踏实地，亲身实践，他写的东西也极通俗浅显，常如出自乡村百姓之口，让人一看就能明白其中所讲的道理。然而在目前的现实中，我却时常能看到这样一种教育理论作品，它里面充满了神秘的术语，艰深的逻辑推理，其体系之繁杂，理论之玄妙，令人不能不感到头晕目眩，眼花缭乱，如堕烟海，最终不知所云！每当看到这种东西，我就不由地会想起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这样的东西显然不可能是一个经常关注现实的人写出来的，而只能是一个闭门造车的书呆子写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贯教导我们要理论联系实际吗？可是在我们的现实中，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最近经常有人写文章探讨教育理论的可操作性问题。我想，象这种玄而又玄的东西是绝对不可能有什么可操作性的。古人云：“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我们身为教育理论工作者，首先应从自身找找原因，认真想一想，我们构筑的那些看似宏伟壮观的理论体系是不是密切联系了实际？我们所得出的那些听似惊天动地的结论是不是能够有针对性地解决现实中重大的实际问题？我们是不是需要走出书房，到现实中亲眼看一看、亲耳听一听？是不是需要向苏霍姆林斯基那样的教育家学习，努力在亲身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哪怕只是一点点真正属于自己的、有实际意义的新思想？我想，这些建议对那些惯于在纯理论思维世界里翱翔的理论家们来说应当是能有一点启发的。



二、投机取巧  急功近利



    动机和目的始终是制约人的行为方式及其最终结果的决定性因素所在。在目前的教育理论界，的确有相当一些人从事理论研究的目的本身就是很值得怀疑的。这种人也许表面上看起来道貌岸然，很象个学者，然而一做起事来，就完全暴露出一副势利小人的嘴脸。他们搞所谓的“研究”或者是为了名，或者是为了利，或者兼而有之，或者还为了别的什么难以启齿的东西，唯独就是不为了真理。他们之所以时常做出有辱自己人格的事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他们为了多发表文章，多出书，多积累“研究成果”，便极尽附庸风雅、见风使舵之能事，上行下效，一拥而上，只要风向一变，他们马上就能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一时间，思如泉涌，下笔如神，洋洋万言，一挥而就！其投机心之迫切、投机术之纯熟，恐怕就连商界老手也会感到自愧不如、相形见绌！更有甚者，当他们“灵感”枯竭、黔驴技穷之时，便大肆抄袭他人成果，若无有价值的成果可抄，无价值的也行！其投机取巧、急功近利之心昭然若揭！客观事实如此，任何雄辩家也无法否认！请读者诸君想一想，我们国家每年刊登的“学术文章”堆积如山，出版的“理论著作”不可胜数，然而却始终未见“一枝红杏出墙来”，其中的原因不是很明显吗？！



   三、崇洋媚外  妄自菲薄



    在现代，曾受尽洋人之辱的中国人终于懂得了夜郎自大、闭关锁国的危害，于是奉行拿来主义、吸收国外好的东西便成了国民的共识，这本是件好事。然而，在目前的教育理论界，却出现了另一种极端的倾向，即有些人一味地热衷于“洋货”，恨不能把洋人的东西一古脑都搬到中国来；同样一种理论观点，只要是洋人的，就佩服得五体投地，就去翻译呀、解释呀、讨论呀、赞美呀！同样一篇文章，倘若一在国外发表，人们便立刻交口称赞；同样一个学术研讨会，若能请到几个洋人列席，有的人便顿感身价百倍；至于要是能出一趟国，那就更是飘然若仙，乐不可支！更有甚者，有些人写论文或著书立说的时候，若不一口气写出好几个洋人的名字，不介绍一大堆洋人的东西，甚至不写几行洋文，不罗列一大串洋文索引，他似乎就过意不去，就感到对不起国外的同行，更感到不能显示自己的博学与大量！他们对中国教育的历史和现实可能只是略知一二，然而对外国的东西却如数家珍！在这些人身上，简直看不到一点民族自信心的影子，哪里还象是“龙”的子孙！也许有人立刻会说：这种人毕竟不是多数呀！不错，的确不是多数。然而，倘若果真到了这种人占多数的时候，恐怕我们再来谈论这个问题就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想，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每一个教育理论工作者都应有起码的民族自信心，虚心向别人学习而不拜倒在别人脚下，心怀创造的理想，有志于走自己的路，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四、厚古薄今  注书为荣



    以注书的方式来阐发自己的思想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在当今的教育理论界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虽说研究传统教育思想、吸取其中的精华本无可厚非，然而问题是，现在有些人对此之狂热已经达到了极不正常的地步。他们不是把主要精力花在对现实问题的深入研究上，而是一味地挖掘古书、“盗掘古墓”，如同得了“考古狂”症一般！古人一句原本意思很明确的话，放在这些人手里便要颠来倒去分析一百多遍，恨不能做出三百多种不同的理解！仅孔子的“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等几句话就不知被多少人写过多少篇文章分析过多少遍！自己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了，就去翻古书，分析古人，“总结”别人的思想，并人为地加以渲染、引伸和放大，于是自己便有了“成果”。这恐怕也算是某些人秘而不宣的成功“诀窍”之一吧！这种做法其最终结果如何，自然是可想而知的。我想，这些人如果能把这一半的精力放在对现实问题的独立思考上，也许就不难在某些方面超越于古人了！



   五、精于实验  疏于思维



    实验方法的出现的确有力地促进了人类认识的发展。它彻底打破了以往那种脱离实际的纯思辨的研究方式，代之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研究方式。但是，实验方法并不能完全取代抽象的理论思维，它只有同理论思维相结合，才能产生出真正有价值的理论成果。按理说，这才是符合辩证法的。然而，在我们的现实中，却出现了另一种形而上学的倾向，即有些人片面地强调实验，轻视理论思维。这种倾向并不是个别的，而是相当普遍的。我经常都可以看到这样一类教育理论作品，它用很大的篇幅去描述实验、罗列数据、制作表格，并用高深莫测的数学公式去进行分析处理，而所有这一切做完之后，最终那“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结论却常常浅薄得惊人！这就再明显不过地反映出了实验者本身的理论思维水平是何等之低！我并不一概反对实验，我反对的只是这种脱离理论思维的实验，因为它不仅劳民伤财，而且不会产生任何有价值的理论成果。我想提醒一些人的是：不要以为实验是万能的，似乎有了它就能有一切；更不要以为有了统计数据就一定是科学的，没有统计数据就一定不科学，就只能是毫无意义的空谈。要知道，过去那种“思维的巨人，实验的矮子”固然不好，而今这种“实验的巨人，思维的矮子”也并不怎么样！



   六、引经据典  狐假虎威



    我们写文章或著书本来只是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说明某个道理，只要能用自己的话把道理讲清楚，使大家能理解、能接受就行了。然而现在有些人却不是这样，明明某个道理完全可以用自己的话说出来，并且也完全能够说清楚，他却偏要旁征博引，借名人之口说出来，否则就感到没有说服力，不能打动人和感染人，更感到不能显示出他与英雄所见略同！于是，引文便成为一种时尚，成了理论功底与学术水平的象征和标志，以至于引文不仅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长；不仅有中文的，而且更有洋文的；无论是否恰当，只要是名人的话、能沾点边就行！我曾不止一次地看到过这样的“奇文”，它里面引文的字数竟然比作者自己说的话（包括作者对引文的解释）的字数还要多！如果说它是一篇专门介绍别人思想的文章的话，那还有情可原，但问题是它恰恰不属于此类文章，这就的确不能不让人拍案称奇了！



   七、长篇大论  无病呻吟



    按常理来说，文章或著作的长短是依内容的多少而定的，内容多，字数自然就多；内容少，字数自然就少。但现在的情况就不同了，字数的多少似乎成了学术水平的一种标志，不写长一点就会让人觉得自己肚子里墨水太少，学问不大。于是乎，一些人就拼命地凑字数，明明三、五千字就能说明问题的，非要写它上万字不可；明明一篇文章就能说清楚的，非要写成长篇巨著，至少也要写成若干篇系列文章，否则就感到不尽兴，不过瘾！更有甚者，明明自己一点思想也没有，却硬是要编出好几页文字来，结果不仅浪费了纸张，浪费了油墨，而且也浪费了自己的生命，更浪费了无数读者的生命。要知道，我们的祖先本是讲求“微言大义”的，一篇在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都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学记》总共也只有1229个字！我想，要是让现在某些人去写《学记》那样的作品，我的天！那恐怕不写它几十万字是绝对不肯罢休的！



   八、攀龙附凤  名人作保



    名人效应本是商界谋取利润的一种手段，然而现在它的适用范围早已今非昔比了，连我们一些教育理论工作者也深深地懂得这一点，并能灵活运用。比如说出一本书，那就要想方设法找某个名人亲笔提写个书名，再找几个名人题几行字，再找几个名人合几个影，等等，如此“包装”一番，原本可能只是一个土里土气的乡下小媳妇，转眼间摇身一变就成了城里花枝招展的千金小姐，令你不得不刮目相看！不服气也不行！即便写文章也同样适用这一手段，比如让某名人推荐，把某名人列为第一作者，在文中说明或暗示接受了某名人的指导，是某名人的博士生等等，灵活多样，不一而足，令你不得不用普遍联系的观点来看问题！



   九、叶公好龙  因循守旧



    韩愈曾说过一句名言：“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也许是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一些人便涌向了“伯乐”的行列。他们一方面大声疾呼：理论界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允许新的不同观点存在；要力争在教育理论界建立不同的学派，并鼓励不同学派之间的争鸣；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尤其要让有才华的年轻人脱颖而出，云云！然而另一方面，当新的观点真的出现了，“千里马”真的跑到眼皮底下了，他们却又立刻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对眼前的新东西横竖看不顺眼，于是便群起而攻之，以图置之死地而后快！其叶公好龙之心比之叶公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由于这些假伯乐的存在，致使我们的现实中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景象：一方面是成群的“伯乐”千呼万唤，另一方面却是“千里马”杳无踪影！此真可谓天下奇观！事实上，许多人虽口口声声说要鼓励和支持新事物的出现，而骨子里却深存因循守旧之心。不是早就有那么多人声称自己如何如何渴望新观点、新流派吗？可是，近几年理论界刚刚在这方面有了一点点起色，马上就有人大叫“教育思想何其多！”，使他眼花缭乱，深感不适！他甚至连“创造教育”都不屑一顾，只差一点没有提出“罢黜百家，独尊一术”了！其因循守旧之心如皓月当空，一目了然！在这样的现实中，自然人人都求“稳”，谁都不愿做“出头之鸟”。既如此，则百花不得齐放、百家不得争鸣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十、论资排辈  论位行赏



    在我们的现实中，学术研究被人为地加进了许多不应有的外在因素，其中资历和职位可以说是最有影响的了。同样一句话，同样一个道理，出自普通人之口和出自资格老或职位高的人之口，其效力往往是大不一样的，前者可能根本无人理睬，而后者则可能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赢得阵阵喝彩！这之间的反差之大恐怕无论怎样说都不会太过。本来，真理是客观的，那就意味着无论出自谁之口，真理就是真理，就应当得到认同和尊重，这应该说是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一个最基本的常识。然而遗憾的是，现实情况却往往并不是这样。究其原因，唯一的解释恐怕只能是：盲目崇拜和迷信权势与身份的封建流毒使得我们国民中的相当一些人已经丧失了最起码的理智判断力。



    以上只是一种粗略的归纳和分析，既欠全面，也欠深刻，斗胆写出来，也只是想引起大家的反省与思考，别无他意。我丝毫都不怀疑我们的民族有着光明的前途。我只是想，如果不从根本上摒弃这些华而不实的作风，我们所企盼的要真正建立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教育理论、要为人类教育的发展做出无愧于我们民族的创造性贡献的伟大目标不知何时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