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国内语境有变。原来公众相信科学，对待新科学成果的应用总是站在首先“相信它是好的”的角度去认识和批判；而现在，更多的是先入为主的站在“这又是什么阴谋”的角度去批判和认识。这篇文章有助于了解国外的情况。

欧洲科普互动新范式的启示

钱雪元

   随着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科技的应用对人民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明显，有关科技问题的争议近年来也在国内频频出现。

   据《科技日报》报道，2009年10月21日，数千群众聚集冲击江苏吴江垃圾发电厂，抵制工厂点火，一度堵塞国道交通，迫使这个投资数亿、审批手续齐全的环保项目叫停，工程已如一堆废铁被弃诸运河一隅。这场冲突事件还影响到附近苏州、嘉兴、湖州、杭州等城市正在论证中的垃圾发电厂项目。与此同时，远在广州番禺的投资6亿元的垃圾焚烧厂工程已经搁浅。此前，北京、深圳、武汉等地同类项目都在居民的质疑或反对声中艰难前行。

   在这场冲突中，核心问题是垃圾焚烧是否产生二恶英，二恶英是否会对人的身体产生致癌危害，本地的垃圾焚烧厂能否将二恶英控制在标准范围内。这个事关群众身体健康的重大民生问题与科学技术紧密相关，对政府来说，上马垃圾焚烧电厂是一个应让公众了解和参与决策的问题。对科普界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科普课题。

   在国外，转基因食品、克隆生物等有关科技产品从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不休的争论。也许，欧洲的一些做法能给国内制定政策的部门一些启示。

   欧洲科普的新背景

   科技对欧盟来说一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近年来，科技对欧盟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己被提高到至关重要的地位。在“知识经济”中，经济增长不再取决于制造或服务业的增长，而是更多地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创新。

   在这一问题上，欧洲正面临着许多困难。

   第一，缺乏作为创新关键资源的人，即所谓“知识工作者”。欧洲的年轻人并不具有政策制定者所期待的对科技的热情。在欧洲，高等学校的毕业生数量在飞速增长，但科学技术专业毕业生的增长速度却一直落后于总数的增长。显然，很多年轻人喜欢学习商业、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而不愿选择做科学家或工程师。

   而且，那些已完成科学学业的人往往要离开欧洲去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那里有更适合做研究的条件。欧洲正在经历一个年轻的和有才干的研究人员的“头脑流失”。由于年轻一代的数量远远小于即将退休人群的数量，欧洲正在成为一个老化的大陆。

   第二，成功的创新依赖于许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营造科学创新受到积极评价的社会氛围。公众支持科学技术和创新是实现发展目标的关键前提。但是欧盟民意调查机构（Eurobarometer）2005年9月公布的一份报告表明，大多数人都对科学进步持怀疑态度：在较支持创新的国家，如芬兰或荷兰，一半人有怀疑，而在其他一些国家，如波兰或塞浦路斯，这种怀疑态度很明显。

   第三，近几年来，公众关于科学技术的争论越来越多，许多集中在新技术的社会应用上。通常，科技被看成促进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角色，然而，当农业生物技术在欧洲的政策制定中被明确视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时，许多欧洲人却拒绝购买利用基因技术制造的转基因食品，也不接受转基因作物的概念。在全欧洲，食品安全和转基因生物可能的生态后果成了科学与公众激烈争论的话题。在围绕疯牛病及它可能对人类产生的影响的争议中，科学的权威性及其与政策的关系都受到公众质疑。这些争议标志着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并不像政策制定者所期望的那样和谐。它表明，欧洲市民，包括很多非政府组织，显然对科学和技术有许多强烈意见，这对科普提出了重大挑战。

   2000年，欧盟在里斯本会议上通过了《里斯本议程》，设定了约10到15年的中期目标，要在全球经济环境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保持欧洲的竞争力。欧洲的政策制定者有一个强烈共识，那就是在美国稳定的全球经济优势和新兴经济新星如中国的挑战下，欧洲必须另辟蹊径来加强经济竞争力，从而不至于在全球市场中处于落后地位。其中，科学技术和创新是关键。

   面对这些挑战，欧盟及其各国政府将科普纳入《科学与社会行动计划》的整体工作，在构建欧洲知识社会中，欧盟不光把科普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而是作为一个重要工具来达到政策目标。

   欧洲科普中的两大范式

   告知-体验范式

   欧洲是近代科学的摇篮，科学普及有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例如，英国皇家学院自法拉第的公开科学讲演以来，至今以圣诞演讲的形式仍在继续着，许多著名科学家登上国家电视台为青少年演讲，与女王的演讲和摄政街的装饰灯一样，成为圣诞节的一部分。在二战后的一段时间里，科普活动欣欣向荣，科学家通过课堂、讲演、媒体和博物馆等简单形式把知识告诉公众。

   1985年，以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博德默（XXXXdmer）提出的《公众理解科学》报告为标志，科普进入了第二阶段。欧洲博物馆的新星——科学中心（在中国称为科技馆）获得了空前发展；科技节或科技周活动蓬勃开展；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各种形式的媒体报导科学的形式更加活泼多样，特别是互联网上的科学深入青少年的学习和娱乐生活，对科普起到了巨大作用。

   这两个阶段的科普理念是，公众缺乏科学知识，是非理性的，尚处于迷信状态，科普的任务是教育公众，引导公众更好地生活；在体验阶段则更进一步，认为重点不仅在于了解科学，而且在于体验科学，因为科学缺乏公众支持的原因是人们并不真正懂得科学究竟是什么，所以科普必须让公众知道不仅是某些基本事实，而且要理解科学实际上是如何做的，或体验科学家对其工作的迷恋。所以，随着科技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动手操作、互动游戏等体验科学的方法发展起来了。在科技馆和互联网上，甚至应用虚拟现实等技术，让观众身临其境，体验科学的神奇和魅力。

   对于普通人来说，在实验室里实际进行着的事情遥不可及，但是旅游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有吸引力的。这同样适用于科学。公众可能会对科学非常感兴趣，可是通常没有机会亲自接触。因此要将他们带到科学世界中，展示科学工作的场所，提供与科学家交谈的机会，把科学工作的魅力传递给他们。在这里，可将科普比喻为一个遥远的、迷人的文化之旅。其中，科普工作者与其说是教育者，不如说是一个导游。事实也是如此，一些大型科技馆，如法国巴黎的维莱特科技城、图卢兹的太空城、英国布里斯托尔的数字布里斯托尔（e-Bristol）和莱斯特的太空科学中心等都己成为欧洲著名的旅游景点。

   这两个阶段的科普，前者是以传播者为中心，后者以受众为中心。欧洲科普界把这两个阶段的科普形式归为一大类：告知-体验范式。

   告知-体验范式的科普活动是单向的、传统的大型科普活动，例如学校教育、媒体以及科技周和科技节等是告知-体验范式所采取的主要方式。中国实施的科普形式都属于此范式。

   对话-参与范式

   对话-参与范式产生于有关科技问题的争议。自1980年代以来，对各种新的科技应用问题，从环境保护到食品安全，从生命伦理到信息安全，欧洲发生的争议从不间断，有时还是大规模的激烈抗争。

   为处理这些争端，欧洲多年来己在技术预见、环境评价、风险评估等方面发展出公众参与的听证会、共识会议（consensus conference）、市民评审团、公共调查、公众辩论、焦点小组（focus group）等许多形式，也包括科学咖啡馆和科学商店等。1978—1980年，在瑞典甚至发生了是否要建核电站的全民公决，有10万人卷入了这场运动。在这些活动中，科技工作者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于是促成了科普的双向互动形式——对话-参与范式，它引用了一个与“公众理解科学”对应的词汇——“科学家理解公众” ，成为进入了新的或第三个科普阶段的特征。

   （一）共识会议

   这种模式1987年在丹麦首创，随后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广泛采用，甚至远至新西兰和韩国。目的是鼓励有关科技问题的争论，让公众深入了解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使决策建立在公众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在丹麦，共识会议经常举行，对决策有明显影响。例如，共识会议建议政府不应该拨款给食品辐照和转基因技术，得到了丹麦议会的采纳。

   共识会议的基本思想是：一群约10～20个“无关”的志愿者聚集在一起就预先定好的科技话题如“干细胞研究”进行讨论。“无关”，指的是这些志愿者跟所谈的话题没有利害关系，也无人患有可能被干细胞研究所医冶的疾病。

   在1～2个周末的时间里，这群人聚在一起，接受该题材的基本情况介绍。此后，他们设计和阐明自己想讨论的问题，在正式的、公开的会议中，与专家会面并提出问题，可以说是一群人真正“与科学争论”的典型形式。在此环节后，他们起草一份总结，提出关于此问题的最终意见，通常还附有对政策制定的明确建议。这份总结后来经常通过面向大众的某种政治宣言或其他形式，进入决策过程。

   共识会议尽管是无论谁都可以参加的正式会议，仍是一个比较小的活动，所以需要非常好的媒体报道来进行超越这小群体对话，以便影响决策。

   （二）公众辩论

   2002年7月，英国政府提出要开展关于转基因的公共辩论，目的是要制定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政策。这个可能是欧洲最有争议的公共问题，于2003年6～7月间，在全英大约600个地区、社区或全国公众会议上讨论。总计约两万人参与了会议，讨论和提出了对转基因问题的看法。他们的观点通过参与者填写的反馈表收集起来，并在项目委员会撰写总结时进行分析。

   在进行公众辩论时，还伴有专题小组研究。这样做是为了有一个对照组，也能看出参与会议的人是否只是非常积极的少数人。最后，专题小组得出的结果跟公众辩论所得出的结果非常接近。

   但是，大型活动的结果事实上是非常难以控制的，并且常常不符合政策制定者的议程和预期。同样是基因食物，同样是公众辩论，2003年发生在荷兰的类似争论活动被大多数评论家认为是一个失败。辩论的组织者和非政府组织之间关于辩论选题上存在重大的公开冲突，特别是用于开始讨论的信息材料。当组织者要讨论如何规范转基因食品时，非政府组织则要讨论这种食物是否有生产的必要。于是，真正的辩论便淹没在选题的冲突中了。

   两种范式的关系

   对话-参与范式的理论是在对传统科普的批判研究中发展起来。

   首先，正如每一种教育那样，科普不仅传播了科学知识，而且也传播了科学的复杂性、理性和优越性。对话-参与范式认为，这是跟“使科学贴近人民”这个主要目标矛盾的，因为强调了科学的优越性和复杂性就会使公众对科学产生距离感。

   其次，一些研究人员对科普某些传统假设提出疑问。他们不同意这样的假定：公众不信任科学是因为缺乏科学信息，信息越多，他们越信任。对话-参与范式认为，事实正相反，越多的信息可能反而使公众更强化原有的立场。信任是隐藏在传统科普中的更为复杂的观念。人们对科学的态度并不完全建立在信息的基础上，他们的态度还因为他们是否相信传播该信息的机构及其语言公信力。加之，他们是根据自己的背景和经验做出判断的。所以信任不能视为二元的，要么信任，要么不信任。通常，它被视为影响科学和社会间许多因素的平衡结果。这种复杂性要求采用更复杂的方式，而不是单向传播方式，来处理科学和社会的互动。

   关键问题显然在于找出不信任的根源，公众不信任的原因不仅在公众一边，还在于科学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失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结构性的，原因需要双方去寻找。单单“增加信息”不会导致更多信任。需要的是“增加参与”：开展科学与社会之间的真正对话，通过双向的交流和对话，促进科学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了解。唯此，科学和社会关系的重新合作过程才能开始。

   第三，科学作为现代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它的作用应该向公众讨论开放。欧洲人的餐桌是否需要转基因作物最终是一个政治问题，应当体现民主原则。所以对话-参与范式涉及到的是欧盟前景的核心问题：公众和政策间的疏远己远远超越了争论中的科学技术。2000年，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关于科学与社会的报告。跟15年前的博德默报告相比，所讨论的问题和争辩的逻辑并无更多不同。该报告强调科学与社会间“对话的新气氛” 和“走向更民主的科学”。

   当然，两种范式的边界是模糊的。“告知”在对话-参与范式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在共识会议和公众辩论中，参与者在讨论前被告知所要讨论问题的风险。不过，跟传统的单向传播方式不同的是，市民可选择他们的信息资源并有可能质疑这些被告知的科学信息。同时，源自告知范式的纯粹的宣传运动可能会发展成一个大型的公众辩论。这种以教育为目的宣传活动，却可能是一个真正对话的开始。

   两种范式潜在的政策动机非常不同。许多告知-体验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支持科学进步与经济发展的政策，提高公众的科技意识和对科技的接受度。而在对话-参与范式中，目的是为了创造一种环境，来思考科学的社会作用，以获得更有力的科学政策支持。他们努力建立科学与公众间的对话，促进互相学习，帮助修复科学与公众间的有点受伤的关系。

   一方面，欧洲政策制定者正努力提高全球竞争力，他们寄希望于科学技术。为此，他们必须说服公众：欧洲的前途要依靠科学技术。他们需要告知-体验范式活动。另一方面，欧洲政府需要重新去填补政策、科学与欧洲公民之间的鸿沟。开启科学与社会间相互学习的过程可能是21世纪的持续发展的唯一之途。作为这一目的的手段，对话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这两个范式将如何进一步发展？是不是其中一个最终会成主流，而另一个则会慢慢消失？这两种途径并存的方式刻划了欧洲科学政策困境的特征，并将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里塑造欧洲科普的景象。

   对话-参与范式的启示

   关于国内出现的吴江垃圾发电厂等一系列类似事件，对照欧洲的经验，可获得一些什么启示呢？

   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十年里已经学会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游泳，现在正在学习在有序民主中管理社会。帮助政府处理有关科技的社会问题，包括形成正确的决策，防止冲突和危机事件发生，是科普工作者应负的责任，也是他们面临的新挑战。

   科学技术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人民的生活，当前，环境和食品安全问题己成为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在开展社区科普中，一直强调科普内容要贴近群众生活，关心群众需求。当前抓住这类问题中的科技问题进行科普，群众参与积极性高，效果好。所以是科普工作，特别是社区科普工作的重大机遇。

   科学技术是双刃剑，在应用它时，有利也有弊。可能是近期有利，长期有害；可能对局部有利，对全局有害；也可能对这一部分人有利，对那一部分人有害。所以在应用科技的工程中要综合各方面因素，权衡利弊。这就不仅要求专业人士参与决策，而且要求各方面的利益相关人，包括社区居民参与决策。所以这既是对公众科学素养的检验，也是进一步提高公众科学素养的绝好途径。

   这类科普活动更重要的是公众参与有关科技问题决策的民主过程，要将问题解决于发生之前，化解争议，化解危机，达成和谐。在争议发展到危机时，及时传播真实的科学技术知识和信息，跟公众开展科技对话，消除公众疑虑，杜绝谣言，帮助公众与政府或有关方面达成一致或折衷意见。就垃圾焚烧而言，也许，通过对话和参与，政府和公众都会理性面对垃圾围城的现实困境，促使公众自我约束乱抛垃圾的不文明行为，或为切实实行社区垃圾分类找到有效办法。

   当然，这种科普范式在中国尚缺乏经验，在一些敏感问题上处理不好，反而添乱。所以应当积极而慎重，在学习欧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内的政治文化特点，先行试验，逐步推行。

   [1] 费尔特等. 优化公众理解科学. 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2006.

   [2] European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urobarometer report, June 2005. XXXXXXXXXXXXXXXXXXX/public_ opinion/ archives/.../ebs_224_report_en.pdf.

   [3] Felt U, Fochler M. Competing Paradigms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in the European Context Shanghai City Science Communication Forum. University of Vienna, November 3rd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