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考刚刚开考时，有一些人说“数学题太难了，有考生当场就哭了”。这让我想起了今年高考开考当天，舆论声讨数学题太难，说法与之类似，甚至还有夸张报道说，某考场考生因题太难晕倒在考场。事后证明，其实只是这名考生想提前离场而使出的撒泼手段。

中高考变难了？显然这个判断是错的。高考结束后曾一度被卷入舆论中心的南师大附中校长葛军表示：现在的高考数学考试是越来越难了吗？我觉得没有，反而是越来越容易了，才导致区分度降低，使得每一分的重要程度加大了。

葛军校长说到了关键，中高考不是难了，最大的问题是越来越容易了。事实上，今年高考分数公布，仍然有考生数学得了满分，甚至是很多人。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1031万高考报名人数创下十年以来报考最高峰，部分省份600分及以上高分段考生也是空前增多。

以四川省理科成绩为例，今年700分以上人数多达182人，660分以上人数更高达5561人，630分以上考生人数较2018年增加6047人，突破1.6万人。

在广西，2019年高考理科第一名考了730分，创造了广西高考历史上的第一。数学满分，英语满分，仅语文、理综分别被扣10分。

近年来，许多地区都出现了“高分通胀”的现象。2018年，河北省700分以上的考生多达122人，数学满分的超150人（文理合计）。

同样“通胀”的还有中考。2017年北京中考，人大附中录取分数563分，满分580分（含40分体育分），也就是说，如果想上人大附中，每科倒扣不能超过3分。到了2018年，分数竞争更为激烈，仅英语满分者就高达129人。

都是高分考生，分数的筛选价值越来越微弱，也不断加剧着分数的竞争，可以说现在已经不再是分分计较，而是毫毫计较了。

选拔性考试变得越来越水平化、简单化，甚至模式化。

以前的中高考并不是这样，作为一项选拔性考试，其区别度非常显著。也就是说，学业优秀与否，分数差距是很大的，第一名与第二名之间差距也不小。在过去的中高考中，得满分者极其稀缺，能有一两个或者几个人已经了不起了。但现在，想当第一名，恨不得门门满分或者逼近满分才行。

今天的局面是怎么形成的？

主要就是很多人凭直觉主观臆测：考试难度与负担呈正相关。

上世纪90年代以来，舆论与大众对以高考为代表的升学考试口诛笔伐，上纲上线，“大学教授也不会做XX题”之类的标题比比皆是。试题难度被认为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学生的负担，试题难度大，压力就大。

在这种错误的舆论压力下，各级选拔性考试不断退让，追求稳定，降低难度。中高考试题因此越来越趋于模式化，“万年不变”的送分题越来越多。我们的中高考越来越像托福、雅思等水平化考试，离选拔性考试越来越远。

这种趋势的背后是一个荒唐的逻辑：学生负担与试题难度成正比，为降低负担而不断降低难度。

其实，负担与考试的难度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更多取决于通过考试争夺的资源的稀缺程度，以及你的个人禀赋与这种争夺方式的匹配程度。这是一个浅显的基本逻辑，基本道理。但遗憾的是，很多人只能停留在直觉认知，无从深入理解这个问题。

这一现象还与近年照搬美国的招生录取方式有关。美国的中学与大学招生，相关考试的确是水平测试。不同的考试，其定位与目的，效果和作用是不同的。若简单从功能上来说，一种是水平考试，一种是选拔性考试，水平考试难度相对较低，从测量角度看，区分度较低，是粗颗粒的，只是一个大致分层。但是选拔性测试不同，它更强调对优秀人才的区别与选拔，要求区分度更高，是细颗粒的。

美国的各种考试多数都是前者。美国“高考”SAT实际上相当于我们的高中学业水平测试，“中考“SSAT类似我们初中的学业水平测试，同样，托福也是一种语言水平测试。这类水平测试在分数的计量上也是不同的，比如老的SAT满分为2400分时，即便考得再低，一般也不会低于1200分，想低于1200分，稀缺度和考2380分以上一样难，因此经常有人开玩笑说：你如果能考到1100，我就请你吃饭。

美国盛行的这种水平化考试，是与其录取制度配套的，即水平考试作为一个基础学术评价，学校在此基础上综合评价后招生录取。中国则不然，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最后不得不回到分数这个唯一的刚性依据上来，这时，套用美国的水平测试，几乎是一场灾难。人家是用一个粗框架的水平评价作为一个评价基础，我们却要把这个作为唯一，怎么能不出问题？

除此之外，考试越来越简单还有一个潜在原因：搞分数的GDP，让多数考生与家长都有分数的获得感，皆大欢喜。比如某市曾经在一年之间，让高考成绩平均分上涨了100分左右。近年各地在“分数GDP”的竞争上也越来越激进，尤其是中考，几乎没有区分度，大家都是高分考生，家长学生脸上都有光。

如果这样的做法是可行的，对教育与人才培养有利，没什么不可以，但遗憾的是，适得其反。考生的成绩越来越高，表面上家长和孩子皆大欢喜，岂不知害苦了教育。

首先，考试简单化、水平化、模式化，大大降低了区分度，完全破坏了选拔人才的功能。我们虽然不断推进招生改革，包括综合素质评价等，但因为诚信等种种现实，在保公平的强大诉求下，综合素质评价只能是“参考”，升学考试还是要回到分数这把刚性的尺子上来。

这时，区分度越来越低的尺子，对于人才选拔的意义就越来越小，甚至起反作用，选拔出的更多可能是中间人才，未必是顶尖人才。

于是，部分名校放弃了对高考分数的依赖，越来越多地走特殊类型招生，希望通过其他尺子，弥补缺乏区分度的尺子。比如清华北大等高校投放在多地的招生计划，往往有很高比例不是只看高考分数。

2017年浙江新高考第一年，清华大学多数招生计划仍然坚持三位一体招生，即60%是高考分数，10%是中学评价，30%是清华自己的评价，这其中就有笔试与面试。2018年，三位一体招生占比继续超过90%。所谓三位一体，就是多了两位，多两位就会多两种维度不同的负担。仅从负担来说，这是一种负反馈，优秀学生倒霉，平庸学生受益。

原因很简单，仅仅看高考分数，清华没有办法筛选出人才来。2019年，在清华大学三位一体测试考场，很多考生提前交卷，一个关键原因就是试题难度，考生自知没戏，索性提前交卷准备其他学校的测试。一名女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真难，题型都没有见过”。这种难，是题型都没有见过，反向理解，也就是说高考的题型基本都见过。

2015年，北京高考两位状元都是女生，有意思的是，两位状元都不是各自学校日常学业最顶尖的。理科状元来自人大附中一个普通班，文科状元则自嘲：“我是学酥，一碰就碎”。为什么？低难度的考试，最后较量的是熟悉程度，是谨慎不出错，拼的不是能力。

这种升学考试，最后褒奖的不是最优秀的人，而是最擅长刷题的人。对于极其优秀的学生，反而增加了大量无效负担，为了零点几分的区别，很多孩子不得不花上一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重复训练，才能确保进入一个理想的学校。

其次，与各级考试难度下降，模式化、固化相伴，各地也出现了学生学业水平下降的新问题。东部J省曾在2008年推出新的高考改革，减负、降难度、水平化评价是其中的特征之一，但结果却让人惊心。北京某著名大学对该省生源的长期监测表明，原来数学物理成绩遥遥领先于全国，高居第一名的J省生源，数学物理成绩下降明显，最差一年降至倒数位置，以致于该高校不得不控制在J省的招生计划。

如果说区分度降低，难以选拔出优秀人才还可忍受的话，那么选拔性考试简单化、水平化、模式化，则直接强化推动了应试教育的发展，这是我们坚决不能接受的。

各地中高考所考核的知识点与题型大多连年保持不变，这几乎等于考试试题三年早知道，尤其数学，区别只是命题参数的变化。几乎所有人都习惯了这种考试形式，这就更能理解，为何今年高考数学出题形式稍作变化，很多考生与教师就直呼试题难了。

要保证在这种考试中脱颖而出，关键在于不出错，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训练，连续不断的重复训练。这也是全国弥漫性的应试教育难以根除的重要因素之一。学习变成了刷题，因为这种重复训练是有意义和有效的。这可能是一些专家在批判考试难带来负担时始料未及的。

同时，区分度降低，也前所未有地强化了分数的价值，分分必争成为一个普遍而现实的问题。即便是北京，考生不足7万人的情况下，一个高分分数段有几十人、上百人也稀松平常。在一些考生大省，比较高的分数段动辄二三百人，甚至近千人，而一所高校在当地招生量才有多少？

在我们还无法全面推行综合素质评价，对于大多数人只能以考试成绩为核心录取依据的背景下，这种选拔性考试水平化、固化，恰恰强化了应试教育。

中高考越来越容易，无意间也抬高了更多家长与考生的期望值，加剧教育的剧场效应。

中高考分数全面上涨虚高，尤其是中考，导致很多家长与考生做出误判，推升了教育的期望值。比如北京中考几乎没有区分度的情况下，人大附中与其他中学的录取分数几乎没有区别，让很多家长误以为自己的孩子其实很优秀，一不留神没准能上北大清华，于是拼命上补习班，希望把“最后一公里”补上来，客观上加剧了教育的剧场效应。

升学考试水平化、简单化对中国教育显然是弊大于利的。中高考试题要打破水平化，简单化，甚至固化的倾向，加强区分度。尤其是需在考核的知识点或出题形式上加大变化，减少重复率，让所有人无试可应，才能降低应试教育现象，减轻学生负担。试想，如果试题难度加大，没有太多“万年不变的题”，无“模式”可应时，还会出现大面积应试吗？

（2019-08-06 原作者 陈志文 来源 光明日报，有较大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