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民主：发展观的两个方面

“科学的发展观”是当今中国大陆的主流话语。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举国上下不会有异议。本文要补充的是——民主也是发展观，科学与民主，是社会发展观的两个方面。
　　
　　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自五四运动迄今，“科学与民主”历来相提并论，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要建设一个现代化“大国”（且慢侈谈“崛起”），没有科学或没有民主，都是无法想象的。最近，胡锦涛主席也提出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历史上有科学而无民主的“大国”，不是没有出现过。例如法西斯德国和极权主义的前苏联，科学不谓不发达，却难逃崩溃命运，殷鉴犹自未远。返观本国历史，古代科技文明有“四大发明”，至今为人津津乐道，但封建专制主义崇尚道统而鄙视科学，斥之为“奇技淫巧”，最终在西方科技文明的坚船利炮前败下阵来。可见，没有民主也会窒息科学的发展。
　　
　　中外的专制政体，不论有无科学这个“第一生产力”帮忙，都逃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在1945年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宣称：“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这一时期的毛泽东著作中，对民主宪政、自由和人权等都有充分的表述。由是看来，他在野时是认同民主的发展观的。
　　
　　毛泽东多次表示过对发展科学的重视，对科学家的态度也远比对人文学者宽容，即便到了“文革”时期，仍主张“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他在1956年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就与反对苏联在遗传学领域抬高米丘林学派压制摩尔根学派有关。如果言行一致，“双百方针”就不仅限于文化上的指导意义，同时成为科学与民主之社会发展观的组成部分。
　　
　　遗憾的是，当处于执政地位并垄断了社会资源后，对民主的说法开始变调：“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 毛泽东此后的一系列作为，就越来越偏颇了。没有民主，就难于有科学决策，“反右”后没有人敢讲真话，才有了全党全民头脑发昏的“大跃进”，造成了2000万的人口负增长。
　　
　　在全国大饥荒的背景下，中国研制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是无疑是科学成就，但“就算是死一半人，剩下的一半人还可以在废墟上重建我们的家园”的豪言壮语，决不是科学的发展观。利用“大民主”手段发动“文化大革命”，推翻了依照宪法选出的国家主席，也决不是民主的发展观，因为“文革”不仅违宪和侵犯人权，而且将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违反了自己正确的东西”，这也是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早有定论的。共和国的历史教训已经证明：科学与民主不可偏废，如若没有民主，即便倾全国之力博科学之成就，发展观也仍然是不科学的。科学与民主发展观的缺位，令中国大陆的现代化进程至少推迟了二十年。某些人至今不许触摸历史的耻部，但一个不知反省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更谈不上发展观。
　　
　　中国在“文革”结束后告别“阶级斗争为纲”，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工作为中心” 后，改革开放中的发展观问题一直没有解决：靠领导“拍脑门”决策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比比皆是；伴随经济繁荣产生的官场腐败一发不可收拾；资本二度原始积累的罪恶，左右两方都在强烈抨击；社会分配不公造成的贫富悬殊，令改革备受争议。
　　
　　有卫道士以“黑窑奴工事件”为口实质疑改革，谴责人吃人的剥削，疾呼腐败将致“亡党亡国”，抵制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他们也在伸张自己的民主权利，同时却拒绝反省僵化的意识形态，反对政治体制上的民主探索。这部分老人家对亡党的担忧是有理由的，但是找到了病开错了药：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农业社会的乌托邦主义已无路回头，改革不可能刹车倒退，中国也不会灭亡。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第一次原罪，是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到共和国成立时，已历时一个多世纪。建国时确定的经济方针，是私人资本主义还要发展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决策者急于进入社会主义，提前发动对资改造，消灭了市场经济，接下来发动的“大跃进”和“文革”，带来了深重的经济、政治灾难。发展观出了问题，才使现代化吃了夹生饭，生产力发展低下的后果，是平均分配贫困，人民没有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鉴于这种历史教训，中国在1980年代回到原先的出发点，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改革开放使民营经济迅速崛起，资本开始了新一轮原始积累，同时也成为政权滋生腐败的营养源。社会转型的前后反复，令资本犯下两次原罪，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社会成本重复支出，这是以往发展观的不科学不民主造成的。政府未能“节制资本”，需要质疑的不是改革，而是有待改革的体制。
　　
　　我国历史上缺乏民主传统，公权力长期得不到有效的监督，特权很容易垄断资源，无偿的剥夺比有偿的剥削更可怕。激起全社会公愤的黑窑奴工事件，本质上是社会人权问题。一些地方政权的黑社会化，其实是会党政治传统的孽种。贪污、浪费和官商勾结下的巧取豪夺，侵犯的是公众的财产权利；危害人民利益和健康的伪劣产品，是对财产、人身权利的双重侵犯；以邻为壑罔顾民生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侵害的是中华民族及其后代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追究产生这些社会罪恶的根源，归根结底在于没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惟有人民有权，才会政府有能。
　　
　　目前处于“工程师治国”时代的中国，比起“外行领导内行”时代已是一大进步。工程师的思维特点，是设计周密，计算精确，专业性强，如今各种社会项目率以“工程”命名为时尚，不谓无由。但社会是发展中的活体，而非钢筋水泥浇筑的工程，没有百年不变之理，体制必须适应社会的变化。将社会建设视为工程，难免囿于“技治主义”的视角而“以手段为目的”，亟需拓宽人文视野，着眼于道德、文化的重建，建设一个公民社会。
　　
　　在“文革”造成的道德文化真空下，信仰出现危机，全民趋于功利，科学未能免俗。决策过程中流行一时的“专家论证”，如今已大大贬值，于是封建文化沉渣泛起，欲乘机填充社会工程架构中的思想空间。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低层次组合，前途仍然是“科学与专制”，社会不可能良性发展。没有民主撑腰，科学与文化在专制之下都是婢女，在利禄面前只有腐败。中国科学拿不到诺贝尔奖，学术出不了大师，原因就在于此。
　　
　　上文已经指出，以科学技术辅佐专制，中外历史不乏先例。今年流行于民间的奥斯卡获奖片《窃听风暴》（又名《别人的生活》），是监控思想的又一范例。自由表达和交流思想，是一项基本人权，科学理应服务于社会的文明开放，科技工程在公权力下介入亿万公民的生活，只会增加不安定因素，影响社会和谐。历史潮流滚滚向前，随时“触及灵魂”的时代早就结束了，控制思想的科学技术，是对科技文明与进步的莫大讽刺。
　　
　　以“赛先生”挟制“德先生”或以民生换民主，都不是健康完善的社会发展观。从“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到“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是执政理念的进步。从“科学的发展观”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框架日趋完备，科学、民主和法制都讲到了，关键仍在于实践。对政治体制的选择与改革，不仅仅是执政党的事，更是中国人民的事。全体公民根据宪法享受自由并行使权利，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与监督，公平分享经济繁荣的成果，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保证。
　　
　　科学是民主的温床，民主是科学的保障，民主和科学一样，是社会发展观的两个方面。“科学与民主”不仅是人类的普世价值观，也曾是中国社会各进步阶层的社会理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快五十八年了，理论界不久前还在清谈“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样的常识，我不知是喜是悲……

2007年7月19日 章立凡 风雨读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