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学教授黄尚廉慨叹人才现状

在大学工作了40多年的重庆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尚廉委员越来越想不通的一件事是：现在戴着各种“帽子”的人才遍地走，但绝大多数不是干出来的，而是填了各种表格、应付各种评估之后“评”出来的。
“很多本来不错的苗子，就这样生生给折腾废了”，黄尚廉说，这种“折腾”几乎无处不在。
“包装”出来的“人才”
有一年，黄尚廉参加院士评选，一个候选人报来的材料令所有评委大吃一惊：几乎每年都获得一项行业内的科技进步一等奖，每两年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当然，此人最终未能入选院士。“一看就知道有很多是别人‘替’他干的”，黄尚廉说。
身在“圈”中的黄尚廉告诉记者，现在的很多大学为了争取在每年的排名中有所“进步”，便千方百计“包装”出一些诸如院士、长江学者、新世纪人才等名目繁多的“人才”来。一些学校“集中力量办大事”，几乎把学校里所有的成果、论文、项目、经费等人才评价所需的各种指标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有些人根本就没参与这个项目，但却排在第一位，是负责人”，黄尚廉说，为的就是增加权重，集中优势为本单位拿下这个“人才”。
“目前的人才工程都限制了年龄，如长江特聘教授及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都要45岁以下”，黄尚廉说，为了培养一个这样的人才，有的单位对35岁以下比较优秀的人才过早提拔晋升教授，然后让他以教授的身份去争项目、争经费。
黄尚廉说，的确有一部分年轻人很争气，但绝大多数是“有心栽花花不发”，不少青年不堪重负而被压跨了。“违反人才成长的规律，急于求成，拔苗助长，过多施肥，本来是很有希望的幼苗，就这样被淹死了”。
量化出来的“水平”
一所大学里一个副处级的职位招聘，很多博士生导师去争。“原因就是相对做科研，这个职位压力小，还能从被人考核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去考核别人。”黄尚廉说，这对一些年轻人的价值观影响很大。
黄尚廉说，现在的人才考核与遴选过分注重绩效，要求一年能拿到多少项目经费、发表多少论文，这既是很多人逃离科研队伍的原因，也是当下学术腐败的诱因。
“以绩效为主的考核遴选办法对于管理者来说简单易行，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一定道理。但是这种绩效主义的负面影响是功利主义”，黄尚廉说，因此有不少人急功近利，为完成考核指标而工作，以晋升职称、升官发财为目标。为科学发现、发明创造、培养学生献身的激情却没有了；宁当鸡头，不作凤尾，团队精神没有了；做人做事浮躁虚夸，实事求是、诚信治学的科学作风和科学道德没有了。
“考核当然是需要的，但不要三天两头，也不要一刀切”，黄尚廉认为，要对不同类型的人才按照不同的方法考核，比如，基础研究人员应该给更长的时间，技术创新人员要看实践，看企业应用的实效。“这都不是短期内能评价的。”
“运动”式的评估
不光是科研人员被各种指标考核所逼，现在的大学也几乎被名目繁多的评估包围。
“去年我们学院几乎每个月都要接受一次评估。什么重点实验室、211工程、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建设等各种评估非常多”，黄尚廉说，这些评估的内容与指标几乎完全一样，只是主办方变了，表格格式变了，评估专家变了，结论变了。
一个学院竟有这么多次评估，一个大学一年里有多少，可想而知。黄尚廉说，几乎所有材料都是按照要求造出来的假东西，甚至十几年前的都要。“频繁的考核评估，基层单位的领导、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深陷其中，根本没有时间做本职工作”。
黄尚廉说，评估的结果没有几个不是优秀的，但代价是，几乎每次评估组来都要校长亲自作陪，“学校的领导一年四季穷于应付这种评估，哪能静下心来研究人才培养的规律？”
黄尚廉接触过一位“出生入死”的年轻教师，几年前归国，在国内生存不下去，只好又出国，“现在干得非常好”。“有多少人才经得起我们这么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