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预报的中国“江湖”
南方周末

一、汶川之后：地震局的艰难时刻

“我无可奈何，我非常想唐山地震的教训不要再重演，现在不但重演了，而且比唐山地震还要厉害，我难受得很。”梅世蓉说。

汶川大地震半年后，地震预报已经成为一个难解的话题。
80岁的梅世蓉，在主流地震学界被认为是中国地震预报的一号人物。汶川大地震之后，网上出现了颇有“文革”风味的一张制图，画面上，白发苍苍的梅世蓉正面半身，胸前挂牌，牌上有字：“7.285.12国难真凶千古罪人，梅世蓉”——梅世蓉三个字打了红叉。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回望唐山，梅世蓉为自己承担了“漏报犯”的名头而委屈和愤怒，她认为这是明显的误解，“任何一个从事预报的人，都想在此生哪怕报一个地震也好。”
再看汶川，其实早已退休的她与汶川地震预报并无干系，却因为身为中国地震预报元老而再次担了罪人名头。“我无可奈何，我非常想唐山地震的教训不要再重演，现在不但重演了，而且比唐山地震还要厉害，我难受得很。”
梅世蓉的经历，或许是中国地震预报尴尬境地的一个缩影。
汶川地震后，中国地震局每天都举行震情会商会的做法一直持续到9月22日。此前两天，北京残奥会刚刚结束。
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的工作亦在10月中旬正式停止。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成员张国民说，11个部门的30个专家已经回到自己原来的部门。
10月份，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孙士钅宏正式退休，他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退休的一刻，“压力小了不少”。
记者接触的大多数地震学者如梅世蓉般，不掩饰或多或少的沮丧。一些学者想起了32年前唐山大地震后的恶劣阵势：声言已经预报的研究者——汶川之后也已经出现了；各地频繁报告的异常——汶川之后也注定会出现；以及公众情绪——这个他们立刻就感受到了。稍好些的是，这次专家们不用担心如唐山大地震时有被殴之虞。“网上的除了骂还是骂，我感觉我们应该被骂。”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学忠说，地震发生之后，有中国地震局的人员去商场买东西都不敢开发票，去医院看病还被医生责问。汶川地震刚发生那几天，地震局的人挨骂多了，经验也多了。“我们单位有个老太太，有个人问她为什么没有报出来，她就一笑，惹火了人家。她要是不笑，给人家鞠个躬或者道个歉，再说说自己的困难，这样大家反应就不一样。这时候，一个动作，一个表情，就会起到很关键的作用。”“不管怎么骂，都可以理解。”陈学忠说，“科学的水平和民众的期望之间差距非常大。他们不了解‘再怎么样我也没辙了’这种状况。不管你多难，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们就应该低下头来检讨。”
他同样理解地震局系统扭转公众印象的努力，以及这背后虚弱的技术水准。这个虚弱，用院士许绍燮的话表述就是：地震预报的难啊，难在即使搞地震预报的人他都不知道究竟难在什么地方，不搞地震预报的更不知道了。
汶川地震后的余震预报也只能成为地震局“再怎么样我也没辙了”的注脚。就在5月19日发布成都余震预警的当晚，曾有众多四川朋友给陈学忠打电话询问。“放心回去，外面睡多不舒服。”他对朋友说，“凡是预报有地震，一般到最后都没有。”事后果然如此。
今年8月，中国地震局召开大会，号召全系统总结反思，旨在“探索中国防震减灾工作改革新模式”。在该局新近召开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动员大会”上，汶川地震的总结反思亦被列为重点。这看起来是一个颇为复杂的工程，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研究员张国民说，要等到今年年底反思总结工作才会有一个初步结果。
南方周末记者广泛采访后发现，地震预报是一个学术坚守、学科尴尬、政治考量、甚或个人恩怨等等混杂的领域，有人为此付出了几十年的光阴，然而身背恶名；有人力图独辟蹊径，但被认为理论荒谬；也有人在探索中倍感希望渺茫，从此离开。而由此派生出的各级地震预报体系，也掺杂了权衡种种。最根本的，这是一个基于尴尬的技术水准的尴尬的预报体系。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地震预报水平的不过关——四十余年演进，甚或对到底要不要搞预报这样的前提性问题，依然争议颇大。

二、当年勃兴：“不搞出预报死不瞑目”

“总理召集地震系统的人开会，我也去了，总理说一定要搞出预报，现场好多人表态，不搞出预报死不瞑目。”许绍燮回忆。

审视中国的地震预报体系：中国地震预报在1966年邢台地震中被最高层强调，于1976年海城地震中到达乐观顶峰，几个月后在唐山大地震中遭受重创，而后恢复元气之时，再遇汶川。
1966年可以看做一个节点，那一年中国发生了著名的邢台大地震，8000余人丧生，3.8万余人受伤。有一位老人跟其时的总理周恩来说：“出现这么大的灾害，能不能做到在震前给老百姓打个招呼呢？”
回望当年，正是那时的领袖激励了许多人的“预报情结”，也让他们从此历尽荣辱悲欢。要“研究出地震发生的规律来”，周恩来对年轻的学者们说。在受鼓舞的人中，包括梅世蓉，从此她在该领域研究了四十多年。包括耿庆国，一位自言预测了此次汶川大地震的颇有争议的人物。还有许绍燮，他如今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总理召集地震系统的人开会，总理说一定要搞出预报，好多人表态，不搞出预报死不瞑目。”许绍燮回忆。
1966年，正是“文革”开始的日子，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进入为期十年的强震活跃期。越来越多的学者无法研究本学科，地震研究却颇有“显学”之态。包括地质学家李四光，气象学家竺可桢，石油系统的权威翁文波等都被抽调来搞地震。历史学家们也不示弱，用找寻历史地震的方式进行研究。
一些从邢台地震总结出来的观测方法开始应用，比如观察岩石的形变、地电、地磁、水位及水氡等等。高层呼吁要“群测群防”，“专群结合，土洋结合”。群测点大都设在学校，由老师带领一些同学，定时观测，有的还自己研制土仪器，比如土地电、土地磁等等，有的将电极插在大树上，接个电流表，观测电流变化，称其为“植物电”……地震部门的简报文件上，对群众路线的作用大为赞赏，大量宣传“鸡飞狗跳”、“老鼠搬家”可以预报地震。1973年气象学家竺可桢在病榻上看到这类简报，他写了一段话：“仅凭这些，真能预报地震？如果可以，还要科学干什么。这些事传到国外，是要被人传为笑话的。”
不过地震预测的科学研究依然在快速前进，随后几年中国发生了多次7级以上大地震，激起了政治上更迫切的要求，国家地震局于1971年8月正式成立。大量震前异兆被收集起来，专业的观测研究队伍开展了二十多种检测手段。一个规律被总结出来，即地震前会出现大量小震，而且小震活动遵循“密集——平静——爆发大震”这样的规律。而在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7.3级大震，上述规律的巧合性应用，使该次地震得以预报，成就了地震学者的巅峰体验。
这是目前公认的世界上有科学意义的两次预报之一，另一次在同属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当时的中国学界已是非常乐观，在事后的总结会上出现了诸如“坚冰已经突破”这样的语句。“大家都觉得地震可以预报了，包括李四光等大科学家都很乐观。”许绍燮说。政治领袖也激动起来，提出了“要做到24小时前报出5级以上地震”的要求。
地震预报学者在各地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1976年2月，梅世蓉等4人也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减轻地震灾害国际讨论会”。中国科学家讲述了海城地震预报经验。“我们都成了明星了，”梅说，“有些大会没几个人，但是海城地震的预报，大礼堂鸦雀无声。”
明星体验终止于一年半之后的唐山大地震，24万人丧生。“大家都傻了眼了。”许绍燮说。
要说地震学者对唐山大地震全无察觉，却不符合事实。但虽有中长期预测，学者们甚至跟踪数年，但具体何时发生，就无人知晓了。与此前总结的不同，唐山大地震前没有小震，地震学家们震惊地发现海城经验在此毫无用处。但公众对地震局的愤怒已无可避免：不是地震可以预报吗？唐山大地震前为何不打招呼？
地震学者已然名声受损，于是各路“业余英雄”现身，预报还将有地震的意见如雪片般飞来。有人问梅世蓉怎么办，她说，“如数上报”。
然而预报意见已经到了“多得不得了”的地步，很多人说北京要发生大地震，其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终于按捺不住。1976年8月24日夜晚，梅世蓉和丁国瑜、马宗晋三人被紧急叫到人民大会堂。“他说你们把预报都转到中央来，让我们怎么办？你们要拿意见。”情绪低落的梅回答说，“我们水平也不高。”会议一直开到凌晨3点多，最后华国锋急了，“你们就说个人的意见，不要你们负责。”梅世蓉回忆，她横了横心表态不会发生大震，其他两位也附和，华国锋随后拍板不发警报。所幸地震最终没有发生。
地震研究的低谷来了，一些人开始离开。梅世蓉的一位下属是重力研究方面的专家，1977年坚决要求回到原单位。“他说你们放掉我吧。”梅说，“我们无可奈何，他何必来端这碗苦饭。”
1982年，这位专家就评上了中科院院士。而1993年梅世蓉此后在一波三折的院士评选中，最终因被指有唐山大地震“漏报犯”之名而被搁置。
唐山大地震之后不久，国家地震局从各地调来人手参与研究震情。既然已饱受批评，也便不能再讲什么条件，新来的人在新搭的帐篷里干活。科技人员自然心有悲怆，而公众则多少有些“就该如此”的情绪。这些帐篷作为北京市最后一批抗震棚一直存在到1980年，因为实在影响北京市容，还上了电视。
唐山大地震让梅世蓉意识到了“科学家们不应该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她在一本书中说，将来如果遇到类似的地震，依然报不出来。

三、学科尴尬：“我们跟中医一样”

地震预报学科在中国科学界的地位尴尬起来。“说我们是经验总结，没理论，常常被看不起。”梅世蓉说，“我们跟中医一样，中医就被认为没水平。”

科学不发达的时候，占星学家就成了科学。既然主流科学不能提供解决理论，那么科学家和普通人在某些层面上也就平等起来，比如山东东阿县的一个农民。他每天观测早上的太阳的异常，据此预报地震。“他一般说3天以内会有大地震，那么在全球范围内还真的有地震。他前几年每年给我们预报10次左右，大概有8次能对上，只是说不准地点。”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孙士钅宏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个农民观测到的信息“可能还是有意义的”。
这在公众看来则有些怪异，如果一个农民的理论能预报地震的话，科学在干什么？不过孙士钅宏说，什么是科学呢？“科学这个词啊，”他说，“可以说任何一个地震预测方法，我都说不清楚，我相信其他专家也说不清楚。”
唐山大地震之后，地震预报学界需要重振，前提是，地震之前到底有没有前兆？如果真没有，那预报也就无从谈起了。“从事地震预报的人员还要活下去，要探索出一条路。”梅世蓉说。国家地震局开始大规模总结之前的地震震例，总结出的60个震例中记录了921条前兆异常。最后的研究结果是，地震是有前兆的，预报有意义。
到1980年代后期，一套预测实用化的系统被地震局开发出来，将前兆的识别和判定给出定量的标准。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热潮下，地震学者们也努力开发出了地震预报的专家系统。
然而一个致命的尴尬却始终存在——中国地震预报的出发点是，通过发现前兆来预测地震。但检测的这些前兆数据——比如水氡或者地磁——和地震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甚至和地震到底有没有关系，学者们却难于准确判定。
这源于学科理论的欠缺，地震预报的机理还没有解决，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中国地震局现代地震科学技术联合中心主任陈运泰说得干脆，“我不觉得现在有什么地震预测理论。”
国际上有许多假说，但至今无法准确解释地震发生的机理。地震预报学科在中国科学界的地位便尴尬起来。“说我们是经验总结，没理论，常常被看不起。”梅世蓉说，“我们跟中医一样，中医就被认为没水平。”
机理问题不解决，就如同老中医，方法可能很灵，但为什么灵还不知道。何况现在这中医还不怎么灵。
另外让人沮丧的是，大地震的复发时间往往比人的寿命还要长，“你一生在同一个地方赶不上两个地震。”陈运泰院士说，作为一种自然灾害的时候，人们痛感震灾频仍，可等到要研究它的规律性时，又深受样本“稀少”之苦。“当然，这话的意思不是希望多来大地震。”
但科学界自有评判规则，比如地震预报若要申请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就颇为困难，“你必须要提供理论结果和基础规律，但是地震预报不能提供”。“最穷的是搞预报的，搞地震工程和地震观测的都比我们强。”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学忠说，中国地震局下各个研究所接课题，“搞好了给你提点奖励，我们一个项目好的时候一万多或两万块钱这种奖励，别人搞工程或观测的可能就几十万”。
学科特点如此，发表论文也成了难题，而在论文篇目甚为重要的现今中国学界，这显然让年轻的预报研究者们颇为学术前程担忧。
而且现在的年轻人也不是那些从邢台地震的惨状中“滚”出来，对敬爱的周总理表过态，从此就怀上一辈子预测情结的年轻人了。梅世蓉培养了4个学生，后来都转行去了国外的石油公司，利用地震波探测地质结构找石油去了。而且，“几年前北大的老教授就跟我说了，今后三五年别指望我们北大地球学的人到你那儿去”。
陈学忠形容目前地震预报的惨状：“我们所过去是十几二十个顶级专家在搞，现在就是个别的人在做。实在找不到其他工作的才搞预报。”
尽管人才流失，水平下降，但是设备上去了。国家测震台网共有152个国家级地震台，全国31个省级地震台网有一千多个地震台。在过去的很多年中，这些地震台网硬件建设是国家地震经费投入的一大部分。有接受本报采访的学者说，各级地震局对硬件建设的热情超过了对理论突破的热情，因为前者更容易被公众看到以证明地震局的业绩，而后者的突破则遥遥无期。
这其中有诸如监测地电、地磁、重力等数据的台网。梅世蓉说：“花钱上了很多仪器，我们测的数据，最后跟这个地震是不是有必然的联系，说实话我们不知道。”
不过中国工程院院士许绍燮说，“反过来，你知道监测什么东西有用呢？”既然尚无理论突破，也只能多途径先探索。
好在这些台网在汶川地震后几分钟内便显示了威力。尽管有人随之评论：跟唐山大地震相比，三十多年的进步，不过是汶川地震后能迅速找到震中。

四、恩怨情仇：主流“拼盘”与非主流“突击”

更大的问题在于中国的特殊之处，虽然技术没过关，地震预报却成为一项官方任务，由此决定了各级地震局系统的尴尬：一方面被赋予提供预报意见的任务，一方面本身又几乎不可能完成它。

梅世蓉被指责有压制唐山大地震的预报之嫌，她对南方周末记者强调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地震局系统对于此次汶川地震不曾瞒报的自信，多少可以解释为基于技术无奈的自信。
中国工程院院士许绍燮直截了当地说：“瞒报？没有这个水平，不到这个地步。”
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退休专家耿庆国被称预报了这次地震。据称他之前也预报了唐山大地震。
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副司长车时在正式场合给予否认，称这次地震前，“没有收到任何单位、个人或团体提交的有关这次地震的短临预报意见”。
新疆地震局副局长王海涛看到网上说谁谁怎么预测了这次地震，他想跟帖写一些反驳的东西，“结果老是不给登，贴上去就被删了”。
对于这则消息的反应显示了如今地震学界主流与非主流的分野。耿庆国被认为是地震研究的“非主流学者”，他现在的头衔是“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学术团体，耿自称该团体是一个“弱势团体”。他的支持者、该委员会顾问陈一文则进一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中国地震学界主流派对非主流派的打压历来就有。”
对于厌倦者来说，“非主流”的耿庆国就像个总在叫喊“狼来了”的孩子。“每次都欲哭无泪，在流血。凡是发生地震以后都说他预报准了，甚至全球大地震、水灾、雪灾等等灾害，都是他们预报了。”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一位中国地震局专家说，“你每隔两天就预报一个地震，不用百八十个，你就报10个，碰上一个你就说，你看我报准了，你怎么不听我的？我怎么听你的，我要是政府我怎么听你的？”
而对于支持者来说，耿庆国就像当年的哥白尼，备受打压。“老耿给我印象最强的：非常沉重的社会责任感、非常巨大的正义感以及求真务实的精神。”陈一文说，“而且他没有任何资金，没有助手。中国地震局所有工作最终的目的，应该是能够在地震发生前给当地的老百姓打个招呼。而老耿为什么这么认真？为什么这么执著？他心里装着人民的安危。”
事实上，“主流”和“非主流”之间还有另外一段“公案”，就是本文开头提及的唐山大地震是否漏报的问题。
唐山大地震临门一脚失败，预报者和大地震擦肩而过。其时梅世蓉是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而分析预报室下属两个组，其中一个专门的京津组负责首都圈的地震预报，组长为汪成民。耿庆国当时在北京地震队工作。这是一个罗生门般的陈述，从汪成民和耿庆国接受杂志采访时的回忆来看，梅世蓉被指责有压制唐山大地震的预报之嫌，而梅世蓉则对南方周末记者强调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如果是他真有这个预报意见，我不支持他，主持会议的人也不支持他，我们这些人都该拉去枪毙。”“他现在到处传播，老百姓都认为是他做了一件好事情，我成了罪人。”
事件的另一方汪成民、耿庆国拒绝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
历经唐山大地震的预测纷争和40年沉浮，当年一起被周总理鼓舞的地震学者们已相隔甚远。中国工程院院士许绍燮认为地震预报不一定非要划主流和非主流，“所谓非主流，只要他们能够坚持下去，也要尊重他们。”他说，“即使瞎子摸象也不失是一种集思广益的知识来源，只要瞎子们报告的，确实是摸到了大象实体部分的真实情况。”
更大的问题在于中国的特殊之处，虽然技术没过关，地震预报却成为一项官方任务。“很多国家政府不直接负责预报问题。”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主任、中科院院士马宗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但是（我国）政府现在还是很努力做这件事。”
由此也决定了各级地震局系统的尴尬：一方面被赋予提供预报意见的任务，一方面本身又几乎不可能完成它。技术现实和任务目标的错位已然产生了某些奇特的影响。
中国地震局每年年初都会搞一个年度地震趋势的会商，之前先由各研究机构和各省地震局提交自己对该年度的地震预测意见。
理论既无突破，也就不好说谁是权威或者谁就正确，年度会商是综合各地不同意见的结果。“各省谈各省的，每个省就掌握一点资料，然后往一起拼。”梅世蓉说，“这几年的年度会商就是拼。”
年度会商的主要作用是划出该年度的危险区域，而危险区域划多划少，震级如何则有另外的权衡。
“多数是说可能有5到6级地震，划了好多圈，如果划得多，有些（发生的地震）就掉进去了。”梅说，“这样最保险，但绝对不敢报大震，因为报大震要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也不能说没地震，这实际上是一种策略和保险系数，从管理者角度上看，虚报没有问题，漏报不行。”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学忠说。
由于每年各省自己报的危险区很多，于是各省地震局会有“争地震”之说。“这样省里头才能给钱，你那里太平无事要钱干什么？所以他要地震，但是又不敢要大地震，你说了大地震不来，花多了钱也不好交待。”梅世蓉说。
“好多利益搅和在一起，有的省，分析预报人员是这个意见，管预报的局长来了，就说，不行，应该怎么样，就改了，有可能改严重，有可能改轻，不一定。”陈学忠说。
每年地震局会统计成功预报了多少地震。2006年中国地震局的消息说，30年来中国曾成功预报二十多次。“统计的时候，我不能说他乱来，但至少是非常宽松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陈运泰说，“会商时划的圈子本来就很大，地震落到圈子里算报对，但边上的也算基本报对。说得难听点是在游戏中修改游戏规则，这种数字没有意义。”
和地震局系统井然有序的工作相比，非主流的学者的做法就像士兵突击般勇猛了。事实上，主流与非主流的纷争，还来自于“非主流”学者喜欢将预报意见直接“捅出去”的做法。
一名中国地震局专家提到，一位“非主流”学者曾在2000年前后预报北戴河7月份会有8级地震，“那时中央领导人都在北戴河开会，当时的国家科委主管领导要求核实。这位学者跟当时的国家地震局局长一起去北戴河汇报，他走出地震局大门时说，这次8级地震要不来，我就从地震局大楼上跳下去，结果地震也没来。”
新疆地震局副局长王海涛也不掩饰他对“非主流”的不欣赏：“他们往往把某一次的有所对应的预报意见无限地放大，而把若干次的虚报尽量地忽略掩饰。”
他说，一些“不知怀着什么目的”的专家会将大震预报意见寄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书记批到地震局，我们认真研究他们的意见，并将这些意见收集起来，给他们存档。万一哪一次让他碰到了，那可不得了了。偶尔一次的报准他就成了英雄，我们就成了背负历史耻辱的人”。
如果报不准呢，也会给主管部门造成很大压力。他举例说，1991年岁末年初，有一位专家给新疆阿勒泰的官员发布了一个预报意见，结果这个意见一下传出去了，在零下30—40摄氏度的天气中造成大量人员的恐慌性撤逃。当时的地震局采取了很多措施才把人劝回去。“首先要考虑到，我们的预报很多是不准的，如果草率发布，可能报20次也难对1次，这对各地的影响不堪设想。”王海涛强调。
至于“非主流”一方，学者陈一文也颇为无可奈何：“我每次（把预报意见）提交给你，你每次都不理，我怎么办？”“我监测到了各种各样的现象，我就要把它报出来。我不考虑如果失败人们对我又怎么看。我就是希望引起重视，加强监测、加强教育、加强防备。”
“地震局的人就说，你们退休了，你们就上公园玩儿去，你们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在捣乱。”

五、政治考量：报还是不报

技术现实与任务目标的“错位”最终影响到了预报的终端。对于主流地震系统而言，预报是被公众寄予期望的，但恰恰也是最难抉择的。

世界上存在两种争论：一种认为科学家可以发布地震预报，不用管老百姓搬不搬家，走不走，他愿意跑就自己跑去，政府愿意停产是政府的责任。另一种则认为科学家没权力发布任何震情预报，因为地震预报的水平很低。“你敢拍着胸脯说准吗？”一位地震局专家说。
技术现实与任务目标的“错位”最终影响到了预报的终端。对于主流地震系统而言，预报是被公众寄予期望的，但恰恰也是最难抉择的。
梅世蓉还记得自己曾发布的一次北京有地震的预报，那是1976年底，唐山地震之后压力巨大。但不久她便撤销了预报，“我走在长安街上去看啊，那真是稀有，好像是抗日战争逃难一样，你往东他往西不知道往哪里走，我心里震撼啊。我们个人渺小得很，发布这个预报跟抛硬币差不多，但是一个意见可以牵涉到千家万户的人，不能轻易搞预报。影响太大。”这最终成为作为地震预报权威的梅世蓉平生惟一的一次地震预报，“还没报准”。
同样是1976年，8月间在四川省北部松潘、平武之间相继发生了两次7.2级的强烈地震。此前地震专家们发现了大量的宏观异常，便也预报了有地震，而且讨论了预报要不要“挂七”（挂上七级），“挂七”和不“挂七”大不一样，一挂了七就是比较强的。
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松潘地震从发布预报到发生地震经历了三个月，其间各地闹地震一片混乱。公众绷紧的神经几近断裂，甚至某村61人连续四日聚集，念咒发功，最后集体投水。“最后实在坚持不住了，政府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地位上，他恨不得你说一个‘没有了’，大家就不折腾了。四川地震局已经考虑要撤销预报，这时候，地震来了。”中国地震局原分析预报中心党委书记张肇诚说。
松潘地震的预报事后受到了批评，认为预报得太早，给当地造成了太大的影响。后来四川省委因为大力部署防震还被批评“以地震压革命”。预警期间有人逃地震跑到了唐山，结果在唐山大地震中伤亡。
至今时常被拿来当作正面典型的1975年2月4日海城地震预报奇迹，在地震学界看来是双重的巧合：学者的自信和政治人物的铁腕。“海城发布预报那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远新在辽宁当革委会主任，地震局说可能有地震，还挺大的，毛远新说那少废话，把人都给我架出去。结果，真震了。”一位中国地震局专家回忆。
梅世蓉把地震预报总结为两个问题：“能预报不能预报，是问题；该报预报和不该报预报，是很大的问题。”总之，预报是很大的科学问题，更是很大的社会问题。所有的症结依然是老问题：地震预报不准。
而地震局在此问题上的一系列权衡，也是以此为基点。
根据现有《地震预报管理条例》，省级地震局负责提供预报意见，各省级地方政府负责发布该地区的地震预警。有的地震局报告给政府的意见，是给省政府主管官员一个关于地震判断的“情况反映”，不作为正式的预报意见，相当于“打招呼”。而且地方政府要权衡利弊，考虑预报不预报的损失。“不是说给了他意见就报，有的地区不报比报要好一些，报了比不报损失更大。比如云南有些地区6级不会有什么人员伤亡，报了可能整个社会生产都停下来了。”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学忠说，“而省局对于报7级以上的地震很谨慎，没有把握的就压下来，或者降级报，比如原本准备报6级的，就报5到6级。”《唐山大地震》一书作者钱钢，在汶川大地震之后所写论文《地震预警初探》中总结了地震部门对预报的态度变化：唐山大地震后的十年间，余悸未消，地震部门最怕“漏报”，政府最担心“漏警”。而1986年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虚报”和“虚警”的担心则上升到主要地位。稳定压倒一切。
新疆地震局副局长王海涛说，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除强余震预报外，新疆地震局还没有形成一个正式的可供发布的预报意见向自治区政府报告过，这基本上也是各省的普遍现象。
因为预报意见不多，“辟谣”反倒成了各地地震局最常见的露面形式。福建省地震局原局长陈洪鹗说，他1983到1987年任职时主要任务就是辟谣，因为辟谣成功获得过国家地震局的一等奖，发了奖金。“有一次一个专家预报新疆某地要发生地震，当时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怎么办？我们把他在新疆预报过的所有意见都找出来，他前面报的多了都没有对应，这一次我们能信吗？”王海涛说。
事实上，从地震局到地方政府，上述一整套做法好比一个“保守疗法”，减少了虚报造成恐慌的几率，但也减少了直接预报成功的可能。
进一步说，如梅世蓉所言，年度会商不敢提大震，使得形成的指导意见给地方地震局一个无大震的基本判断。而地方地震局对估计的“小震”再采取保守原则，以免虚报，则地震预报的可能性再度降低——虽然这在当今科学上本来就达不到。
“在科学水平很低的情况下要让政府做出重大的行政决策，政府要承担很大的风险，这也是不公正的。”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研究员张国民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如果不发生地震，前文所述的整个尴尬的运转体系倒也没有大碍，台网建设、抗震救灾都有了成果，学界也在慢慢等待预报方法突破的那天，虽然他们说这可能要几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
“这次8级地震是对我们地震预报研究者一种信心的摧毁。”王海涛说，“我们都很努力，但是并没有得到上天的回报。”

六、前路漫漫：反思和重振

“这次8级地震有没有前兆，这个问题极为重要，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这也涉及到我国四十多年来地震预报的探索及我国乃至世界地震预报前途的大事，需要进行认真的科学总结，汶川地震后我们应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深刻反思。”张肇诚说。

汶川地震打击之大在于——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学忠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今年的年度会商中，汶川地区甚至没有被划入危险区。这意味着不仅没有短临预报，连一个中期预报也没有。
这比唐山地震还凄惨，唐山地震虽然临阵预报的最后一瞬没有抓住，但是中长期预报，是划准了圈子的。
预感或许曾若有若无地存在，一旦成真总是会带来无穷无尽的懊恼。更糟糕的，想的是也就经历一次了，没想到又来了一次。
如同唐山地震之后想起自己1970年亲手划的那个圈，汶川之后梅世蓉想起了自己“不止一次”的提醒：“印尼、俄罗斯、日本、巴基斯坦，8级地震围着中国转，而中国大陆去年地震活动很低，平静不是好现象，说不定哪一天在我们想不到的时间，想不到的地点发生类似唐山的大震。”她说，“我一直在说这个，但是我确实说不出来汶川，我没做具体工作。”
王海涛则想起了建设在四川地区的流动地震台阵，“正在这次地震的断裂带附近，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刘启元研究员承担的‘973’重大科研项目，架设了300套仪器，正在观测，台间距20公里左右，想把这个地区的地下精细结构了解清楚，为科学预报提供基础，遗憾的是到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这种监测还在野外进行着……”“反思”这样的词汇出现在中国地震局。汶川大地震后中国地震局成立了专门的总结与反思领导小组及其咨询工作机构。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一些中国地震局权威专家用了“地震局这次没办法交代”这样的语句。
“这次 8级地震有没有前兆，这个问题极为重要，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这也涉及到我国四十多年来地震预报的探索及我国乃至世界地震预报前途的大事，需要进行认真的科学总结，汶川地震后我们应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深刻反思。”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研究员张肇诚说。
一些专家提到了之前的一个体制变动造成的可能影响，“使得力量分散了”。
2005年1月30日，十多名地震局专家曾联名给中国地震局全体党组成员写信，反对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的拆分撤销。南方周末记者获知，写信者直接说，“分析预报中心撤销后，效果基本上是负面的，使原本就很困难的预测预报工作更加困难。”
信中提到强震危险正向中国逼近，“近年来，我国学者反复强调在南北带（编者注：即通常所称的‘南北地震带’）上存在发生强烈地震的危险性，但危险地点何在？没有人能做出令人信服的判断，每次会商结果都是多个信度不清的危险区。如果未来的强烈地震……甚至落在南北带上我们未曾指出过的地方，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此次汶川大地震，也便是发生在信中提到的南北地震带上。
信中同时说，没有正确的中长期预报，就难于实现正常的短临预报。“到目前为止，关于南北带上的强震危险虽然已经开过多次会商会，可是仍然得不到肯定的结论，这说明仅靠日常监视工作这套做法，是难于解决问题的，只有依靠更深入地和更有针对性地开展科学研究，组织高水平的科技队伍，进行集体攻关，在强震危险区的判断接近实际的情况下，再环绕它部署密集的配套的短临前兆观测网，方能有希望做出较好的临震预报。”“对2008年的整个判定是说7级以上的可能性不大，实际上是今年发生了两次7级以上包括8级地震。”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研究员张国民说，“年度会商会上要很准确地回答这一年的地震问题还有很大的距离。”
“我们综合分析研究地震的机构都拆了，还想报8级？”梅世蓉说，“大形势估计错了，一错百错。”
除了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还有另外两个研究所也被拆分。梅世蓉说，兰州地震研究所拆了，这个“很强的地震所”从1950年代末成立以来，负责西半部资料研究。“这就大大削弱了南北带的研究力量。”第三是把武汉地震研究所拆了，它原来就是汇总全国地形资料、重力资料为主。拆了以后变成一个湖北省的地震局，日常监视。“它还会重视全国的地形地变的研究吗？不会了。”梅世蓉说，“地震局去搞防震或者救灾，跟建设部（防震）和民政部（救灾）打架。”
地震局下一步的工作重心是什么，是地震预报吗？汶川地震意味着什么，是地震预报的“不可为”，还是“必须为”？
“现在谁也不敢站出来反对搞短临预报，我只能说支持积极搞的人不多。”梅世蓉说，“搞预报的是很伤心，又无奈，而且又担心未来。”
对地震预报前景的怀疑在中国一直存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把地震预报作为一个常规的工作来做”——此言记者在采访中多次听闻。
张肇诚提到，1997年地震研究学界的 Geller、Jackson、Kagan等4名学者联名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地震无法预测”的论文。随即在国际地震学界引发激烈争论。中国地震局也曾组织专家讨论，进行了批驳，但此后这种观点对中国地震局的影响却是潜移默化的。
记者获得的材料证实，就在2004年8月，中国地震局组织了一次地震事业长远规划的专家论坛，其时有专家就直接提出，地震预报再过20年也未必有什么进步，而随着房子越建越好，建筑物倒塌死人的事情将会逐步减少，由此地震监测预报未必值得花钱继续攻关，公开提出《要进一步论证监测预报领域发展的必要性》的评议。
张肇诚说，汶川地震的发生，使地震研究者备受煎熬，“我们应该做的是反思并重振，不能使脆弱的地震预报事业夭折”。“地震局里面，所有认为地震不能预报的人应该全部回家去。”“非主流”学者陈一文说。
让倾向于地震预报的学者稍稍安心的是，温家宝总理在国家地震局开会研究成立国务院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时说，要“深化对地震发生规律的认识，深刻地吸取经验教训，提高地震预测预防的水平，为今后搞好地震科学预测工作提供宝贵的科学模式”。
陈运泰院士对中国地震预报制度做了如下解读：不是我们的老百姓愿意住地震带，不是我们老百姓愿意住抗震性比较差的房子。你国家穷，所以你得研究地震预报。这体现了政府对公众安危的关怀，也体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
然后怎么办？陈运泰的看法是：一方面说明目前地震预报的水平。但是也要注意，不能把地震预报的困难当作转向的依据——个人可以转向，但是从一个单位来说，地震局的工作重点是什么？地震预报。如果地震预报过关了，一俊遮百丑。
陈运泰是乐观者，他引用了著名科学家、液态燃料火箭发明人戈达德的一句话：慎言不可能，昨日之梦想，今日有希望，明日变现实。

原作者：张哲、柳天伟、蔡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