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没有完成的拨乱反正

中国传统教育在当代的复活强化，是从70年代末恢复高考开始的。70年代末重建教育时，仅仅在“要不要教育”的问题上恢复了常识；但在要什么样的教育这一问题上，并未建立新思维，是一场没有真正完成的拨乱反正，这是教育界与经济界等其他领域很大的不同之处。当中断了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重新恢复之时，被长期压抑的全民族的教育热情迅速化为考试主义、学历主义的强大动力。重新恢复重点学校制度、智育至上、考试至上和升学率导向，高中阶段的文理分科，使基础教育被纳入升学教育的狭窄轨道，笼罩在炽烈的应试教育的氛围中。
早在本世纪初，五四时代志士仁人就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鲁迅认为对儿童的教育，主要是“理解”、“指导”和“解放”； 要培养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蔡元培认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其原则是“展个性，尚自然”。蒋梦麟认为，教育的产出是造就“活泼的个人”、“能改良社会的个人”、“能生产的个人”。陶行知痛斥“杀人的会考”，“赶了一考又一考……把肉儿赶跑了，把血色赶跑了，甚至有些是把性命赶跑了；”“把所要收复的东北赶跑了，把一千万民众的教育赶跑了。换句话说，是把中华民族的前途赶跑了”。 然而，时至世纪末，“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依然是学校教育的普遍写照。我们依然相信，学海就是苦海，愉快就是放纵。
应试教育的严重后果，是赋予基础教育所不应有的强烈的竞争性和筛选功能，选拔出一小批“优胜者”，从而使绝大多数学生成为教育的失败者，打击和挫伤他们的自尊心、进取心，乃至使他们失去学习的兴趣和动机，丧失探索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中国当代的应试教育已经达到相当完备的阶段，发展出了一些显著特点。
其一是课程的难度大。出于追求升学率、增加竞争、提高考试难度的需要，不断加深学科知识的难度，致使我国中小学教材难度偏深，高于发达国家一二个年级，已经众所周知。况且高中教育特别是数学，几乎所有学校都要求得比教材更难。调查显示，由于中小学教育的教学要求偏高，致使部分学生丧失信心而失学，被认为是中小学生辍学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人民教育出版社调查，约有80%的中学生学习理科教材有困难，中学厌学的达30%，有的地区高达60%。
其二是重点学校制度和异乎寻常的教育竞争。80年代以来，层层设置重点学校，对它实行投资、师资、生源等各方面的倾斜政策，使之成为教育的业绩和脸面。在许多县，尤其是偏远落后地区，具有升学率的县一中占用了全县教育经费的一半以上。这种做法加剧了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衡，制造了一大片“差校”、“弱校”，所谓的“垃圾学校”和“流氓学校”，严重有违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所要求的教育公正和机会均等。由于这一制度，出现了高额收费的“高价生”、“择校生”，从而败坏了教育的内在品质和风气。
其三是形成所谓的“唯理性教学模式”。这种模式偏重智力教育，推崇能力主义，重视培养训练记忆、理解、概括、抽象等智力因素，重视逻辑思维能力，而较忽视情感、态度、意志、兴趣等非智力因素；重视学科知识的系统性、理论性，而较忽视沟通不同学科的知识，以及建立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伦理的联系；重视知识的传授，而较忽视个性的充分发展；通过严格而激烈的竞争保持较高的学习质量。现在，这种模式甚至已渗透到中学的语文教学中——加重语法、逻辑、修辞等“理性”的内容，使最具人文性的语文教学也日渐成为一种语言文法的训练和写作技巧的操练，它是以磨灭学生的真情实感和语文课的人文性为代价的。
这种俯拾即是的教学故事听起来很令人心酸。一道小学生的填空题，问雪化了变成什么，标准答案是变成泥和水，一个女孩填写的是“变成春天”。她的下场可想而知。另一个造句，天上的云彩像什么，标准答案是像棉花。一个女孩写得是像“黄瓜”，她说她那天看见的那条细长的云彩就是像黄瓜，她至今耿耿于怀，不知错在那里。而许多理工科院校的教师则在抱怨学生缺乏足够的写作和表达能力。在这种机械训练中，写作的真情实感已经不再重要，其实已经是在鼓励做假了。无怪乎我们受过良好教育的学生，面对提问，总是在揣摩对方意图，而丧失了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用自己的语言说话的能力。
应试教育的现实明确影响了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只重智育和分数，较为忽视人格养成和道德发展，不仅是一种普遍的学校行为，也成为许多家庭教育的现实。据零点调查公司参与的“世界公民文化与消费潮流调查”，中国国民的价值观与其他国家明显不同。各国公众认为最重要的价值是讲究礼貌、责任感、宽容和尊重别人；而中国公众最重视的价值依次是：独立、学识和讲究礼貌；对责任感、宽容和尊重别人、与他人沟通等的重视程度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只有略多于50%的人认为教育孩子讲究礼貌是重要的；只有30%强的家长重视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处于世界各国中最低的位置；同样，只有不到30%的中国人重视容忍和尊重别人，比世界平均水平低约10个百分点。 表明文明礼貌的养成在今天中国家庭中处于相当次要的位置，素以重视道德、礼貌、人伦关系著称的中国传统文明，经过长期的流失和演变，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此外，应试教育的后果，还有对青少年身体心理健康的影响。近视仍然是学生最常见的疾病，小学生近视率达22.78%，初中生为55.22%，高中生为70.34%，大学生为76.74%。一些地方学生高考体检不合格及专业限制的比例高达85%左右，其中大多因为近视。学生心理健康的问题也十分突出。据一项全国4～16岁少年儿童心理健康调查表明，少儿心理和行为问题的发生率高达13.9%；据对南京2300名大中学生的调查，71%的学生缺乏毅力，67%的学生难以承受失败。
80年代以来，智育至上、考试至上、片面追求升学率之风愈演愈烈，很多人认为这是由日益尖锐的供需矛盾决定的。但这种看法是似是而非的。统计表明，50年代初，大学招生和高中毕业生的比例是1：1.1左右； 1979年，这一比例曾高达1： 27.5；此后，由于中等教育结构的调整，减少普通高中，这一比例开始下降，1984年为1： 4.0；1990年为1：3.8。事实上，近几年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这一比例已降低到约1：1.2左右。然而，升学竞争却恶性发展，达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程度。造成这一病态，原因可能很多，如中国家长的望子成龙的传统观念、独生子女家庭极高的教育期望等等。其中，陈旧落后的传统教育观念可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考试主义、学历主义等弊端非中国独有，同为儒教文化圈的亚洲国家如日本、韩国等都有类似的严重问题。但80年代以来，他们通过中小学教育的均衡化、取消“名门中学”、改革学校教学等措施，有效地纠正了基础教育的“畸形化”，改善了教育品质。这一事实告诉我们，陈旧的教育传统并不是不能改变的。批判和改造传统教育，始终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和紧迫的主题。
80年代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新的一轮改革和冲击。1949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205所，在校生11.65万人；1978年，共有高等学校598所，在校生86万人；1993年，高等学校已达1075所，在校生279万人。80年代中期，曾有每三天出现一所大学、年增一百多所的盛况。同时，这也是大学的形象和概念最为模糊的时期，从企业的职工大学、民办的走读大学，直至清华、北大，均名之为大学。在这一过程中，大学作为社会变革的“轴心机构”和精神文化中心的功能却渐渐淡出了。
大学精神是个世界性的话题，但在中国，它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和路径。在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中，大学的身份和地位发生了深刻的危机，它被视为首先是一个“阵地”，而在实际的管理中，则成为行政机关的下属。50年代初移植苏联模式的院系调整，明确以削减综合性大学为方针，严重地削弱了文科教育，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呈现文理分驰、重工轻文的片面发展和结构失衡，成为世界上综合性大学、文科在校生和文科教育比重最少的国家。80年代中期，高等教育的狭窄专门发展到了极至。培养专家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教育树人、育人的目标，教育的人文内涵不断流失。当前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经济主义、技术主义、短期行为，以及领导干部对教育、文化、环境生态等的缺乏重视，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几十年来缺乏人文内涵和民主底蕴的专门偏狭的教育所收获的冷酷回报。
当人们仍在为高等学校与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关系争论不休时，大学已争先恐后地跃入商潮。众多的公司、商店构成今日大学最显著的“中国特色”。一些综合性大学为迎合市场需求而开设“短平快”的实用科目，如房地产、股票、财经、计算机等，模糊了综合性大学在高等教育中的核心作用和特殊功能。创收成为校长、系主任和教师最现实的压力和动力，教师下海、学生经商，已非奇闻。我们不难认识其中错综复杂的原因和这一过程的现实合理性，但我们同样不能放弃大学是一个研究高深学问的学术机构这一基本的理念。
当孔子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希腊人说“身心既善且美”、拉伯雷说培养“全能的人”、卢梭说“既能行动又能思想的人”时，教育曾经是一件非常理想主义的事。它有时被视为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有时被视为实现社会平等的伟大的工具，但它首先是基于一种人类情感，一种人道主义的博大爱心和悲悯情怀。想一想感动过几代人的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那个执拗的瓦里华拉·瓦西里耶夫娜——她曾经是教师人格的典型写照。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陶行知倡导的“生活教育”，主张“教育以生活为中心”，而不是以书本为中心，是“为了生活而教育”、“依据生活而教育”，主张培养活生生的人，有行动能力、思考能力和创造力的人，反对那种死读书、读死书、培养少爷小姐书呆子的教育。而陈鹤琴所倡导的“活教育”的目的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指明教育的目的是人。具体地，他认为“现代中国人”应具备五个条件，即要有健全的身体，要有建设的能力，要有创造的能力，要能够合作，要为人类服务。这种教育理念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十分现代的，与70年代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倡导的“学会生存”、“学会关心”、“学会学习”等理想一脉相承。
可以概括地说，现代教育所提倡和造就的，是一种民主的教育（面向大多数人的教育）、活的教育（生动活泼的教育）和以人为中心的教育（而非智育中心、学科中心、书本中心的教育）。这种教育是与中国传统以博取功名为目的、以考试为中心的教育格格不入。
很长时间以来，“人人喊打”的应试教育似乎是个打而不倒、不可战胜的怪物，“素质教育”只是一个工作口号。然而，事情终于开始有了变化。1997年始，对应试教育的改革迈出了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步伐。上海成为这一改革领先一步的带头地区：重点中学停办初中，实行小学和初中九年一贯制；试行小学废止百分制，试行五分制；高考实行社会化，考生到街道报名，高考成绩不与学校挂钩，不作为评价学校的依据，等等。北京市也将试行类似的改革。对高考制度改革的提倡议论也开始热烈起来。人们终于认识到，教育不但必须改革，而且是可以改革的。我们终于看到了曙光。
我们认为，唯一正确的教育理念、教育观念应该是“造人”而不是“造人才”。“人是目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就是其以人为本的“造人”的理念，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教书育人”。人的受教育过程，是人生的一个“自然”阶段，它就是人的“生活本身”，它不应以“未来”的“工作”为目的，它不应成为人将来“谋生”的“手段”。
一种辩证的思维告诉我们：谁制造了“原罪”，谁就负有救赎的使命。
“教育”，你既是系铃人，也是解铃人！
(原载《科创前沿（内参）》第一卷，第四期，题目是编辑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