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反智主义"吗？

吴稼祥，原载中国青年报 　

    记得英国一个思想家说过，人类的21世纪是从1978年开始的。

    那么，1978年发生了什么，能让一个英国人把那一年作为21世纪元年？其实，这是一个不用问的问题：那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万里征程。

    从那时到现在，地球环绕太阳将近30圈，中国的改革似乎成了一系列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事件的第一推动力。中国刷新了人类有史以来经济增长的奇迹，增长率之高，持续时间之长，即便当年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有所不及。考虑到中国规模之大，则更让人咋舌称奇。

    俗话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不仅指可视事物的巨大变化，也指不可见观念的深度变迁。30年前，中国恢复了被“四人帮”中断了10年的高考，30年后，听到不少人在谈论“反智主义”，也就是知识扯淡，知识分子“臭老九”或知识分子狗屁主义；30年前,“四个现代化”让向往者热泪盈眶，30年后,“现代性”让反对者唾沫横飞。

    是当下中国人的知识太多了吗？是中国的现代化过分了吗？或者，中国需要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吗？对这些问题的争论，并不是“茶杯里的风暴”，或“嘴皮子的肉搏”，而是杨鹏先生所说的“价值战争”，它关系到中国未来的价值取向、道路选择、话语强弱、人心向背和国家祸福。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着重谈谈中国是否需要“反智主义”。

    薛涌、芙蓉姐姐和《盲山》

    最先让我接触到“反智主义”的，是薛涌。

    经一位网友的提示，我去浏览薛涌的新浪博客，一进入他的页面，我的眼睛就像被扎进了两根刺：一根刺是他的博客招牌：“薛涌：反智的书生”，另一根刺是他的一本书的广告：《中国民间意见领袖薛涌：草根才是主流》。

    对于他自己的招牌，薛涌自己是这样解释的：

    “当初我在网上开博客，是由编辑代劳。他们给我的博客起的名字，叫‘新启蒙主义’。背后的基本理念，还是士大夫的传统：知识分子是来教育老百姓的。后来我坚持把名字改成‘反智的书生’，承认自己是读书人，但不承认知识分子的道德优势，希望加入反智的潮流，推倒知识分子的文化垄断。”

    他在北大中文系本科毕业，在美国读博士，又执教于美国的大学，不知道他要加入哪一国的“反智的潮流”，要推倒何方“知识分子的文化垄断”？

    关于“草根才是主流”，他的描述是：

    “如今，‘网络暴民’的语汇又出笼了。在我看来，‘网络暴民’固然不是没有，但‘知识暴君’却可怕得多。网络民主，开启了中国文化的新篇章。老百姓丧失了文化权利几千年，刚刚开始为自己说话当然缺乏经验。但是，随着他们越来越成熟，网络文化也将变得越来越丰富，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动力。”

    我知道他所谓的“网络暴民”指的是什么，但不知道他所谓的“知识暴君”究有何指？指美国总统布什？不像。他对布什的看法是，“在美国历史上，大概很难找到一个比布什讲话更粗野、更强硬的总统了”，换句话说，很难找到比布什更反智的人了。至于说“老百姓丧失了文化权利几千年，刚刚开始为自己说话当然缺乏经验”，这如果不是在否定毛泽东他老人家让“草根”（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说话的历史贡献，就是在和他争夺“中国民间意见领袖”的历史地位。

    由于眼睛被扎，我作出了负痛反应：2007年3月18日，我在自己的新浪博客上发表了题为“薛涌，你为什么不去上山下乡”的短评，那只是一声叫喊，没有讲理。结果，我的博客成了战场，赞成他和赞成我的双方博友大动干戈。我承诺认真研究“反智主义”后，再作回复。

    于是上百度搜寻，结果吓了我一跳。在中文“反智主义”条目下，“百度知道”告诉我：“在大众文化领域，似乎多年来鲜有反智主义的代表人物能够在博得众人喝彩之余，又能恶狠狠地恶心‘知道分子’们一把。除了‘芙蓉姐姐’”。可以打得开的，自称是“源自维基百科”的“维库”网说，“反智主义”有许多具体体现，作为“文化表现”，“‘芙蓉姐姐’现象被认为是一种反智的体现”。原来，真正的“反智主义”英雄，不是薛涌哥哥，而是芙蓉姐姐。

    一是由于生理上的反感，二是由于忙于别的事情，我暂时中断了对“反智主义”的研究。后来有一天，我看了一部名叫《盲山》的电影，尽管这部电影是根据一个女大学生被拐卖的真实故事改编的，尽管我曾经看过关于那个事件的详细报道，我还是被再现的视觉效果震惊了。

    让我震惊的是，真正的凶手，也许并不是那个把22岁女大学生白雪梅卖了7000元钱的人贩子，也不是强奸了她的那个所谓“丈夫”、40岁的农民黄德贵，甚至也不是帮助自己儿子实施了强奸行为的黄老汉夫妇，而是盲山那个小社会的愚昧和封闭。

    正是愚昧和封闭，构筑了白雪梅们永远也逃不出去的监狱。白雪梅所能接触到的所有人，从村委会主任，到小卖店主，从邮递员，到最基层的执法人员，从小镇长途汽车司机，到拖拉机手……都是黄家的打手，白雪梅的看守。不能说这些人都是坏人，都没有道德。他们所能理解的道德，就是花钱买来的 “东西”，不能让它自己跑了；还有就是，“拳头往外打，胳膊肘向里弯”：白雪梅是“外”，要施以拳头，黄德贵是“里”，要抱在怀里。那里只有“亲人”和 “熟人”道德，没有“人”的道德。

    那个村庄最后一点亮色，是文化。村里唯一的高中生，黄德贵的堂弟黄德诚，虽然没有救她，但阻止过他堂哥打她；失学的小学生李青山，渴望上学而不能，白雪梅义务教他，结果，还是他把白雪梅的求救信寄了出去。

    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很多，其中一点可能是：有文化的人不一定不犯罪；没有文化，就可能无意识地集体犯罪。

    不能不想到一个问题：“反智主义”对于盲山意味着什么？如果反的是知识，则意味着盲山永远是盲山；如果反的是知识分子，则意味着全国人向盲山人看齐。于是我有了一种冲动，要把评反智主义的文章尽快写出来。

    让阿Q主宰中国社会？

    不过，对在中国首举“反智主义”义旗的薛涌来说，“盲山人”和阿Q一样，他们自身的素质并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的是包括鲁迅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他们存有偏见。在《网络文化的反智主义精神》一文里，他说自己之所以要把“‘反智主义’变成一个中性词，并强调其正面意义”，就是要恢复阿 Q的正面形象：

    “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一个例子。鲁迅对中国农民并没有太多深入的了解。他年轻轻就进了洋学堂读书，甲午战争后不久留日，正好赶上战后日本狂热的战争宣传的余波。甲午一战，突然使日本人觉得经过了西化的日本比作为亚洲传统文化中心的中国要优越。于是媒体上把中国人描述成麻木、愚昧的群体。比如当时表现甲午战争的木版画，不久前在麻省理工学院网站上作为研究素材在有批判性说明的条件下展示出来，该校的中国学生还无理取闹地抗议。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正是读《阿Q正传》长大的一代。阿Q的形象，和这些版画中一些中国人的形象并无太大区别。这种对农民的蔑视，被完全没有作农民的经验的知识分子如此强烈地表达出来，成为现代中国意识的一部分。农民的‘精神麻木’和‘愚昧无知’，也成了中国种种问题的根源。我们长期以来对农民的歧视，与这种知识分子的优越意识当然也有深刻的联系。”

    在薛涌看来，被知识分子捏造出来的“愚昧无知”的阿Q形象，之所以没有得到纠正，“一大原因就是老百姓没有任何文化资源和权力对之反击”。现在好了，为阿Q平反的时机到了，首先，网络时代到来了，阿Q们成了网民；其次，他们有了自己的代言人，现在的名词叫“中国民间意见领袖”，这个人自然是薛涌。在他的领导下，网络阿Q们可以利用网络文化资源，并且获取某种权力，对“知识暴君”们进行反击了。

    不过，让这位领袖不爽的是，似乎创造了阿Q形象的鲁迅非但没有死，现在还变成了复数：“主流经济学家们”。这些复数的“鲁迅”，把上网的阿Q们称为“网络暴民”。他说：“‘网络暴民’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流行语，关键词。不久前主流经济学家还攻击网络意见是‘非理性’。”薛涌并不这样看，他认为网络民意是“群体智慧”，“从人类民主的历史来看，群体智慧高于精英的个体智慧”。需要简单指出的是，薛涌在这里偷换了一个概念，他把知识性、真理性问题，偷换成了政治性问题。他可能不清楚的是，民主政治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并不是知识的正确性问题，而是权利和利益分配的正义性问题。

    经过这样的偷换，他就把要不要反智的问题，变成了要不要民主的问题，所谓“网络暴民”，也就变成了“主流草根”，并进而得出结论说，“现代社会是一个草根式的平民主义社会”，“只要（有）扎根于草根社会，才能领导社会”。

    在经过我拼凑的薛涌式发散性论证结构（要捋出他的连贯性思路，需要剪辑他若干篇文章）里，我们终于看出，他进行了一次从反智主义者，到民粹主义者的惊险一跳，他跳跃的线路如下：

    阿Q→老百姓（或平民）→网民→草根

    他先把阿Q论证成被歪曲的“农民”形象，接着，把“农民”偷换成“老百姓”或“平民”；接下来，“老百姓”或“平民”就变成了他的 “网民”，“网民”又变成了他的“草根”。经过他的魔术表演，阿Q主义就变成了反智主义，反智主义，就变成了草根主义，草根主义就变成了民主主义。如果倒过来推，他的“草根才是主流”的社会，自然就成了“阿Q才是主流”的社会，当然是经过他平反的“阿Q”。

    这样的阿Q主宰的社会我们不是没有经历过，它刚刚过去30年。薛涌自己没有弄懂的是，第一，反智主义并不必然导致平民主义，更不必然趋向民主主义，它更可能是独裁主义的侍婢，说到反智主义，居然想不到秦始皇，并不说明他不懂中国历史，只说明他眼中没有中国历史。第二，中国历史的主流确实是主智主义，但并非没有反智主义传统。值得深思的反而是，主智主义占主导地位时，往往天下治平，反智主义成为主流时，不是天下大乱，就是暴政虐制。

    中国没有反智主义传统吗？

    说到反智主义，不能不提到美国。不是说只有美国才有反智主义传统，也不是说美国创造了“反智主义”思想，而是说它创造了“反智主义”名称。美国人不一定是创造思想的大师，但肯定是包装思想的大师。

    许多人（包括薛涌在内）认为，即使不是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创造了“反智主义（Anti - in te lle ctu alism ）”这个词，也是他让这个词开始流行。1950年代，代表大企业利益的艾森豪威尔的粗鲁统治，以及麦卡锡主义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使得霍夫斯塔特试图从美国历史传统来反省这种政治现象的渊源。他写于1962年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直把这种传统追溯到19世纪，美国的19世纪被认为是一个手工劳动、自力更生占主导地位，以及轻书本而重经验的世纪。该书于1964年获得普利策奖。

    孩子像母亲。“母亲”是历史学家，“孩子”自然是历史感多于理论化。权威的英文版在线大英百科全书给“反智主义”下的定义是： “反智主义描绘的是一种态度，它敌视，或者说不信任知识分子和对知识的追求。它可以通过许多种途径表达，比如攻击科学、教育和文学的价值。”在大陆可以打得开的中文版在线维基百科更直接认为，“反智主义是一种存在于文化或思想中的态度，而不是一套思想理论。”

    这就是反智主义的美国色彩，也是反智主义思潮表里一致的表现：既然对知识都反感，更不用说把自己的态度表达为系统化的知识——理论了。不过，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反智主义包装里面的东西，并不陌生，它不过是一些新名词帽子底下的老思想罢了。

    最接近于当代反智主义的中国思想，是老子表达的道家思想。他的“反智主义”警句，可以在81章《道德经》里的每一章中找到，最著名的句子大概是这些：

    ——知识就是伪装：“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18章）

    ——无知就是幸福：“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19章）

    ——愚民才好治理：“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多智。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65章）

    ——不识字才是盛世：“小国寡民。……使民复结绳而用之。……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80章）

    我不认为当代任何一个反智主义者对智慧和知识的否定比老子更彻底。霍夫斯塔特说：“反智主义作为一种态度，不是单一的情感取向，而是正反情感并存——他们对理智和知识分子的绝对排斥是罕见的。”老子就是这样一个罕见的老反智主义者。

    中国另一个反智派别是禅宗。根据禅宗经典《坛经》记载，被日本禅学界公认为中国禅宗的创始人六祖慧能，不会读写，有一天，五祖弘忍让众弟子作偈语，说谁做得好，悟得透，就把衣钵传给谁。知识渊博的神秀上座做了一偈，贴了出来，人人传诵，慧能听了，觉得不够意思，就请一个童子带他去看看：

    “童子引能，至南廊下，能即礼拜此偈，为不识字，请一人读，慧能闻已，即识大意。慧能亦作一偈，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呈自本心。”（《坛经》第八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才识俱佳的神秀教授写的偈语没有被五祖看上，大字不识的慧能伙夫请人代写的偈语却受到弘忍激赏，结果，慧能得到了衣钵。不识字的人做了祖师，在这样的祖师看来，文字自然不仅是多余的，而且还可能是直见本性、成佛悟道的障碍。如果要用最少的话说出慧能禅的精髓，大概就是下面这16个字了：

    “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日本当代禅学大师铃木大拙对此的解释是，“禅是诉诸个人经验事实，而非诉诸书本知识来提出解决办法的”。

    中国古代不仅有哲学上的反智主义者（老子），也有宗教上的反智主义者（慧能），还有政治上的反智主义者，他们就是秦始皇和汉高祖。中文维基百科说：“反智主义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对于智性、知识的反对或怀疑，认为智性或知识对于人生有害而无益。另一种则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怀疑和鄙视。” 秦始皇这两类都占了，他讨厌知识，特别是书本知识，所以“焚书”；也讨厌知识分子，特别是儒生，所以“坑儒”。

    刘邦没有秦始皇那么极端，他只是打心眼里瞧不起读书人，看见戴儒生帽子的人就心烦。有些儒生求见他，他摘下来客的儒冠，往里面撒尿。还经常破口大骂：“臭书呆子，和你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没有文献记载他砍过什么儒生的脑袋，是因为那脑袋装的书太多。如果说秦始皇反智，是独裁需要的话；刘邦反智，则有点民粹主义情绪。他从小游手好闲，不种地，也不读书，为包括自己父亲在内的乡亲们所不齿。他后来蔑视读书人，既觉得读书于打天下无用，也觉得践踏那些他以前要仰视的人，会给自己带来报复的快感。

    中国的反智主义到了20世纪50年代进入了全盛时期。50万戴帽子的人，其学历很少低于大学本科毕业。从60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四人帮”把中国的反智主义发展到了巅峰状态。在极端的几年里，全国的大、中、小学校停课，学生殴打老师，打死了，也不被追究法律责任。初中以上的毕业生都要到农村去继续上课，课堂是“广阔天地”，老师是“贫下中农”。除了语录之类，装订成册的东西一般都要销毁，因为很少有一本书样的东西可以逃脱 “封、资、修”这三大类别中的某一类。国家工作人员要进田间地头的“继续教育学院”——“五七干校”。“臭老九”，“读书无用”，“不学ABC，也能当好革命接班人”，“知识越多越反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等等，就是那个时代最流行的用语。

    按照霍夫斯塔特关于“反智主义是正反情感并存”的说法，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流行的思潮，就不是他所能理解的“反智主义”，而是一种极端的反智主义，可以称之为“灭智主义”。

    警惕思想上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如果把薛涌的“反智主义”，归结为“四人帮”式的灭智主义，那是不公平的。我们已经看到，反智主义是各种各样的，有哲学上的，宗教上的，政治上的，还有文化上的，和生活方式上的。从某种程度上看，法国大思想家卢梭，和美国伟大文学家梭罗，中国晋代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五柳先生”，都是生活方式上的反智主义者。

    因此，关于反智主义，至少有以下几点可说：

    第一，个人智性生活上的反智主义，可能让你生活得更有价值。

    知识可以被理解为用文字等形式“拍摄”下来的“照片”，这些“照片”包罗万象，有自然，有社会，有人生，还有心理……不过，“照片”毕竟不是事物本身，它的影像质量受“拍摄”者的观点、情绪、状态影响，还受“照相机”质量和“气候条件”的影响，有的模糊，有的歪曲，还有的是伪造的。另外，这些影像片段能否“合成”或再现真实世界的全景视野，也很难说。我们的祖先对此早有警惕，“刻舟求剑”，“按图索骥”，“削足适履”这三个寓言故事，都在警告我们不可把死的知识作为活的生活的唯一指南，舟上的记号，图上的良马，脚上的鞋，都曾经是真实的“照片”——知识，但是，许多知识，特别是经验知识，都只有在特定时空条件下才是正确的，如果人生受那些错误的知识指导，幸福就像图上的“骥”一样，很难找到。

    禅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不信任任何过去时的东西，无论它是记忆，文字，话语，还是图画。有个禅宗故事说，有人请善画竹子的禅师为他画一副竹子，禅师尽力画好了一幅，可是，整个竹林都是红色的。求画人看到画幅后，跑到禅师那里说：

    “大师，您的竹子画得好极了，不过，您把竹林画成了红色了……”

    大师笑了：“那么，你想把竹子画成什么颜色呢？”

    “当然是黑色了。”那人不假思索地说。

    禅师收住笑容：“是嘛，有谁看见过黑叶子的竹子呢？”

    有许多知识就像黑叶竹一样，人人认为正常，但实际上并不存在。因此，禅宗推崇生活在当下，不是通过文字，甚至不是通过自己的感官（感官有时也会欺骗自己），而是通过自己的心，直接去透悟人生。

    因此，像禅宗教导的那样，对一切知识永远抱着质疑的态度，是一件好事。这是几乎所有民族历史上都有的传统。

    第二，对以知识为包装的专权和不法利益，反智主义是一针解毒剂。

    有个名叫毛飞的北京公务员，2005年7月6日在《新京报》上发表来信说：“安徽泗县‘6·17’事件中甲肝疫苗的发明者、浙江普康公司董事长、病毒学家、中科院院士毛江森向记者表示，普康公司出产的疫苗绝对没有问题，‘6·17事件绝对跟疫苗没关系！绝对是别的病！’”

    “我对病毒学一无所知，因此不知道毛院士是否真的站到了‘科学’一边。然而，从‘绝对没关系’、‘绝对是别的病’等话语中，我体验到了一阵强烈的忧虑：精英日渐增长的自负感会刺激公众反智倾向的膨胀。”说毛院士是“自负感”，已经是委婉的说法了，一个责任事故的最大利益相关者，以科学的名义为自己和本公司开脱责任，败坏的只能是科学与知识的名誉。最近发生的国家标准局颁布馒头标准事件，之所以引起广大网民强烈反感，并不是馒头要不要标准的问题，而是某馒头机械制作公司在幕后操作的问题。权力一旦与知识合谋，站在特殊利益集团一边，反智就能起到反对滥用权力和特殊利益的作用。

    第三，反智主义不是守成与改革的意识形态。

    中国历史上有个可以观察到的不断重复的现象：天下大乱，改朝换代时基本上都反智；天下大治，安居乐业时一般都爱智。这与知识的特殊作用有关：知识短于开创事业，但长于内部治理。中国打天下的皇帝，几乎没有中过进士的，刘邦和朱元璋都是半文盲，即使是那些雄主，墨水也不多，所以毛泽东说：“惜秦皇汉武，略输文才；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羞辱的并不是人，而是知识。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包括美国，想创业的人，惟恐天下不乱的人，想改朝换代的人，以及想进行思想革命的人，最欣赏的就是反智主义。因此，反智主义是革命与创业的意识形态，不是改革与守成的意识形态。所以，“继续革命”的“四人帮”反智，想戡乱和改革的邓小平崇智，把恢复高考当作他恢复工作后的第一件大事来抓。

    第四，开放程度和受教育程度越低的社会，反智主义越容易成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一般来讲，我们不能反没有的东西，而是反那些过分的东西。因此，越是知识分子，越需要反智，反智反而会让他迷失在知识里的人性复归。如果让没有知识的“草根”反智，他如果反的是知识，他将永远做“草根”；他如果反的是知识分子，他必须投入一场政治运动，否则，他的反智毫无意义。

    因此，美国社会可以反智，因为它是一个高度开放，高度教育化的社会，反智第一不会形成固定的官方意识形态化，或暴烈的革命意识形态，第二不会妨碍人们受教育。当前的中国，则要警惕反智主义。我们的基础教育还没有完全普及，像盲山那样的远离现代生活的村庄还在愚昧中挣扎，许多失学儿童还在渴望回到课堂，我们的政治体制还没有开放到可以随机吸纳各种社会思潮……这种情况下的反智主义，无异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会把更多的人滞留在初级劳动水平上，会诱发社会对立，激化社会矛盾，会把个别事件和零散的不满情绪汇聚为社会群体意识，这对于处于脆弱平衡状态中的改革社会来说，是抱薪救火，而不是普降甘霖。

    知识，虽然不必然是通往天堂的阶梯，但对于8亿受教育水平还很低的中国农民来说，依然是过上更美好生活的希望。我相信，薛涌在上大学之前，也是满怀对知识的渴望的，至少我至今不能忘怀在30年前拿到大学通知书时的那种激动，那永远是我此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我希望有更多的农村孩子能尝到这种幸福。虽然薛涌对他的反智主义有严格限定，并不反对大学教育，但是，一种意识形态式的思想一旦被传播，它就由它自身的逻辑支配，毕竟，反智主义在中国，导致裸体的暴政和“四人帮”统治时期的暴乱，比导致一个文明、民主社会的可能性更大。

    （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部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