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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毓生：五四以后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林毓生：五四以后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王卉
林毓生：五四以后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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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报(2006-06-06)
本报记者 王卉
“五四时期中国思想与文化处于空前危机之中，五四表面是启蒙运动，但那时知识土壤特别贫瘠，除了几个口号，没有太多启蒙内容！”5月31日晚，在北京大学科技史与科技哲学论坛特别讲座中，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系教授、著名中国思想史家林毓生先生，谈到科学主义在五四运动之后在中国的兴起背景时这样表示。他此次讲座的主题是“五四思想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以科学主义的兴起为例”。
秩序危机与科学主义的匆忙填补
在林毓生看来，那时知识精英的局限性是由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造成的。这位深受韦伯、波兰尼、哈耶克影响的华人思想史大师深刻分析了近现代中国科学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如何“深入人心”并迅速传播的。
中国传统秩序非常稳定，也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虽然也有朝代的更迭，但政治思想文化包括社会秩序都非常稳定，尤其是社会结构非常稳定。在中国传统中师道代表的道德权威与天子代表的政治权威是二维的，还有家族因素等在起作用，社会秩序虽然没有完全整合在天子制度之下，但基本由天子制度所决定，比如科举制度就是为天子制度服务、文化制度也是由天子制度所决定。思想文化秩序高度整合在政治秩序之中，政治秩序的解体便蕴涵着科举制的崩溃，也蕴涵着思想文化秩序的解体，虽然也还有游离分子。这蕴涵着重要的历史后果，产生极大政治秩序危机与思想文化危机。
西方有人类学家说，当政治秩序系统与社会系统崩溃以后，文化也因迷失方向而发生危机。五四时期，也正是社会的这三重危机为意识形态的兴起造成极为有利的条件。
意识形态的四种特征
林毓生的演讲中的一个关键词是“意识形态”。关于“意识形态”的定义有很多种，林先生认为大致有两种类型的意识形态：一种是凶悍的、强硬的、顽固的、封闭的，一种是柔软的、开放的。
林毓生描述了他认为的“意识形态”的四种特性：第一是系统性。系统面对这个社会所需要的政治社会问题，越是在社会处于智识危机的时刻，意识形态越容易崛起，也越僵化。系统性当然并不蕴涵正确性。第二是封闭性。它对外界所提出的反证的事实、逻辑，可以视而不见。封闭性导致丧失自我批判、反省能力。第三是极强的化约性。试图用最少的答案解答最多的问题。第四是神圣性。介入行动时，当人相信自己有能力解决世界难题时，意识形态就容易产生，“越想越高明”。处于该意识形态里的人，认为相信意识形态领袖是道德情操的表现，并认定，相信意识形态的人比不参与该意识形态的人有道德优越感──“我比你更神圣”。科学主义就是这样，认为科学万能，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
科学主义是一种宗教
与国内部分人士认为科学主义是种“好东西”的认识截然相反，林毓生明确指出，科学主义不过是一种信仰体系，也是一种宗教，它未必要与科学本身扯在一起，科学家未必相信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是建立在没有证据的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信仰上的一种意识形态，它把科学当做宗教。
五四时期，当文化危机到一定程度，在极度危机与真空中，全社会迫切需要抓住一个东西就信，那时对西方科学的理解极为粗鲁。而主张科学主义的人，被当时大众中的大多数认为是站在真理的一边。而且，“我相信科学，我就比你在智力和道德上高一筹”。
“科玄论战”中“科学派”主将丁文江等当时的科学主义者就是这样，骂起持不同意见者，很神气，“中华民族的进步就靠我了！”把科学当神圣来崇拜，意识形态强度越高，越有这样的问题。当时的科学主义者表现出“我还没有跟你论战就已经把你打倒了”的意识形态优越感。
秩序危机产生两个结果，尤其是深刻的秩序危机。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基本机构的解体，产生心理上、逻辑上的两种结果：从心理上，秩序危机产生很强的心理焦虑，要求产生新的秩序；从逻辑上，用比喻的话说，传统秩序的解体产生类似真空的现象。不是里面什么都没有，但没有什么管用的，这种类似的真空，一旦漏一点小缝，能吞吸外面很多东西，根本就不需要理解、分析、论证，新的意识形态就被吸收进来。
科学主义就是在此时产生了，不需要论证就被接受了。科学主义者认为科学能制造任何东西，包括生命的意义。
林毓生介绍说，当年李大钊和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胡适的论战，是比较少的可以让人面对的辩论，双方都在非常尊重对方的情况下，很诚恳地把自己的思想说出来、把意见说清楚，而不是一开始就站在“我是崇高的，你是错误的”的立场。这种讨论是有益的，让大家都增加了新的了解。
在科玄论战时丁文江与张君劢个人关系非常友好，但丁文江在论战中似乎很轻视张君劢的观点。丁文江认为，科学是万能的，科学越发达，越能解决问题，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解决人生观；要听科学家怎么讲就怎么做，否则就是违反了科学规律。
丁文江与胡适对科学方法的误读
林毓生特别分析了丁文江的科学观，认为丁文江读杰文士（Jevons）关于科学方法论的书基本没读懂。也可以说丁文江读懂了85%,有15%没有读懂，但是那15%是最重要的，这部分没读懂整体上看就等于根本没读懂。也就是说，丁文江对科学方法论的认识是有偏颇的。丁文江过分强调了归纳法，对演绎法重视不够。卓越的科学发现实际上与归纳法没有多大关系。而“归纳法如果没有演绎法指导时，它本身也证明不了什么”。林毓生还指出，如果说丁文江对科学本性和科学方法的认识有缺陷的话，“胡适就更不懂了”，对科学的认识则更加意识形态化。
林毓生特别指出，我们今天审视那段历史时，会发现当时被接受的观念、当时在论战中取胜的一派，在现在看来并不站在真理一边。胜利者其实并没有给出合理的论证。但是，这就是历史。
(王卉)
文章来源：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col37/col84/XXXXXXXXXXm1?id=74135
王卉
林毓生：五四以后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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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报(2006-06-06)
本报记者 王卉
“五四时期中国思想与文化处于空前危机之中，五四表面是启蒙运动，但那时知识土壤特别贫瘠，除了几个口号，没有太多启蒙内容！”5月31日晚，在北京大学科技史与科技哲学论坛特别讲座中，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系教授、著名中国思想史家林毓生先生，谈到科学主义在五四运动之后在中国的兴起背景时这样表示。他此次讲座的主题是“五四思想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以科学主义的兴起为例”。
秩序危机与科学主义的匆忙填补
在林毓生看来，那时知识精英的局限性是由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造成的。这位深受韦伯、波兰尼、哈耶克影响的华人思想史大师深刻分析了近现代中国科学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如何“深入人心”并迅速传播的。
中国传统秩序非常稳定，也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虽然也有朝代的更迭，但政治思想文化包括社会秩序都非常稳定，尤其是社会结构非常稳定。在中国传统中师道代表的道德权威与天子代表的政治权威是二维的，还有家族因素等在起作用，社会秩序虽然没有完全整合在天子制度之下，但基本由天子制度所决定，比如科举制度就是为天子制度服务、文化制度也是由天子制度所决定。思想文化秩序高度整合在政治秩序之中，政治秩序的解体便蕴涵着科举制的崩溃，也蕴涵着思想文化秩序的解体，虽然也还有游离分子。这蕴涵着重要的历史后果，产生极大政治秩序危机与思想文化危机。
西方有人类学家说，当政治秩序系统与社会系统崩溃以后，文化也因迷失方向而发生危机。五四时期，也正是社会的这三重危机为意识形态的兴起造成极为有利的条件。
意识形态的四种特征
林毓生的演讲中的一个关键词是“意识形态”。关于“意识形态”的定义有很多种，林先生认为大致有两种类型的意识形态：一种是凶悍的、强硬的、顽固的、封闭的，一种是柔软的、开放的。
林毓生描述了他认为的“意识形态”的四种特性：第一是系统性。系统面对这个社会所需要的政治社会问题，越是在社会处于智识危机的时刻，意识形态越容易崛起，也越僵化。系统性当然并不蕴涵正确性。第二是封闭性。它对外界所提出的反证的事实、逻辑，可以视而不见。封闭性导致丧失自我批判、反省能力。第三是极强的化约性。试图用最少的答案解答最多的问题。第四是神圣性。介入行动时，当人相信自己有能力解决世界难题时，意识形态就容易产生，“越想越高明”。处于该意识形态里的人，认为相信意识形态领袖是道德情操的表现，并认定，相信意识形态的人比不参与该意识形态的人有道德优越感──“我比你更神圣”。科学主义就是这样，认为科学万能，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
科学主义是一种宗教
与国内部分人士认为科学主义是种“好东西”的认识截然相反，林毓生明确指出，科学主义不过是一种信仰体系，也是一种宗教，它未必要与科学本身扯在一起，科学家未必相信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是建立在没有证据的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信仰上的一种意识形态，它把科学当做宗教。
五四时期，当文化危机到一定程度，在极度危机与真空中，全社会迫切需要抓住一个东西就信，那时对西方科学的理解极为粗鲁。而主张科学主义的人，被当时大众中的大多数认为是站在真理的一边。而且，“我相信科学，我就比你在智力和道德上高一筹”。
“科玄论战”中“科学派”主将丁文江等当时的科学主义者就是这样，骂起持不同意见者，很神气，“中华民族的进步就靠我了！”把科学当神圣来崇拜，意识形态强度越高，越有这样的问题。当时的科学主义者表现出“我还没有跟你论战就已经把你打倒了”的意识形态优越感。
秩序危机产生两个结果，尤其是深刻的秩序危机。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基本机构的解体，产生心理上、逻辑上的两种结果：从心理上，秩序危机产生很强的心理焦虑，要求产生新的秩序；从逻辑上，用比喻的话说，传统秩序的解体产生类似真空的现象。不是里面什么都没有，但没有什么管用的，这种类似的真空，一旦漏一点小缝，能吞吸外面很多东西，根本就不需要理解、分析、论证，新的意识形态就被吸收进来。
科学主义就是在此时产生了，不需要论证就被接受了。科学主义者认为科学能制造任何东西，包括生命的意义。
林毓生介绍说，当年李大钊和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胡适的论战，是比较少的可以让人面对的辩论，双方都在非常尊重对方的情况下，很诚恳地把自己的思想说出来、把意见说清楚，而不是一开始就站在“我是崇高的，你是错误的”的立场。这种讨论是有益的，让大家都增加了新的了解。
在科玄论战时丁文江与张君劢个人关系非常友好，但丁文江在论战中似乎很轻视张君劢的观点。丁文江认为，科学是万能的，科学越发达，越能解决问题，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解决人生观；要听科学家怎么讲就怎么做，否则就是违反了科学规律。
丁文江与胡适对科学方法的误读
林毓生特别分析了丁文江的科学观，认为丁文江读杰文士（Jevons）关于科学方法论的书基本没读懂。也可以说丁文江读懂了85%,有15%没有读懂，但是那15%是最重要的，这部分没读懂整体上看就等于根本没读懂。也就是说，丁文江对科学方法论的认识是有偏颇的。丁文江过分强调了归纳法，对演绎法重视不够。卓越的科学发现实际上与归纳法没有多大关系。而“归纳法如果没有演绎法指导时，它本身也证明不了什么”。林毓生还指出，如果说丁文江对科学本性和科学方法的认识有缺陷的话，“胡适就更不懂了”，对科学的认识则更加意识形态化。
林毓生特别指出，我们今天审视那段历史时，会发现当时被接受的观念、当时在论战中取胜的一派，在现在看来并不站在真理一边。胜利者其实并没有给出合理的论证。但是，这就是历史。
(王卉)
文章来源：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col37/col84/XXXXXXXXXXm1?id=74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