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查了有关资料,中国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降为0.4%。“中国在科学技术上,为什么会大起大落,与西方拉开如此大的距离?”这就是英国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先生思考的问题。他说:“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这就是李约瑟先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著作中提出的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在我看来,今天的“钱学森之问”,也正是沿着“李约瑟难题”,针对中国教育的进一步追问。
我认为:对于置身于中国文化中的我们,对于置身于中国教育中的我们,必须对此有深刻的思考!否则,我们以为自己在大道上前进,实则只是在泥坑里打滚。
鄙薄技术,重视人文,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常见的现象。中国古代的人文文化,是一种排斥科技文化萌芽的文化。《庄子》中记载,子贡曾看到一位老丈挖隧道进入井中,抱罐取水灌溉,“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就建议他用杠杆,告诉他这样会“用力寡而见功多”。不料被老丈教训了一顿,说子贡做技术之事,操技术之心,就是追求成功和效率,这只会使人心神不定,不能载道;应用体外之机械,有损于内心之修养,“羞而不为也。”作为孔子高足的子贡听了这番教训之后,也羞愧满面。可见,这种重人文、轻技术的价值观也是导致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之一。
今天这种鄙薄技术的倾向,在我们的学习中,主要表现为重视读科学,轻视做科学;重视动脑,轻视动手;重视书面,轻视操作。科学的教育,应当致力于把课堂知识和科学实践联系起来,在教学中不是传授假说,而是检验假说,不是学习定律而是寻找定律。
五四运动高举科学的大旗,一改几千年的传统,树立了科学的权威、理性的权威,弘扬了科学的精神。在中国,一方面,科学的知识、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思维和科学的精神,还没有很好地普及;而另一方面,西方科技高度发展,出现了“科学的反革命”——即理性的泛滥,并出现对唯科技主义的批判。于是,科学技术在中国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引起争论。
其实,所谓科学就是被证实了的假设。因此,崇尚事实、崇尚真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就成为科学的基本精神。然而任何证实都是一个有限的归纳,以及基于这个有限归纳基础上的演绎推理。因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所谓科学又是可以被证伪的假设。从这里,我们看到真理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是不可能被人为垄断的,是反对专制的,从而产生了科学的民主精神、批判精神,还有,用校友袁隆平先生的话来讲就是:“科学探秘永无休”的精神。
今天我们既要普及科学知识,学习科学方法和思维,发扬科学精神;又要认真接受对科技的反思,从中国古代的人文传统中,重新阐释出新时代的人文精神,实现科学与人文的融合。
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结合起来,对我们今天的学习具有特殊的意义。诗人歌德说:“幻想是诗人的翅膀,假设是科学家的天梯。”康德说:“没有抽象的视觉谓之盲,没有视觉形象的抽象谓之空。”“美感经验和科学经验是我们感知这个万古长青的世界的两条道路。如同清晰的思考能力一样,一个人的想象力也必须得到发展,因为想象力既是艺术创造的源泉,也是科学发明的源泉。”
科创论坛是个很不错的试验基地,一个将理性思考和创造性思维结合起来的地方,望各位珍惜。
未来的发展有多种的可能。每个人都走着一条独特的道路,只要是积极向上的道路,他的本质就是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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