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的人与“异化”的消费
——论弗洛姆的消费伦理思想
高文金
（沈阳师范大学 马列德育教研部 辽宁 沈阳 110034）

内容提要：弗洛姆是美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和文化以及由于技术至上的因素，人成为了“异化”的人，进而进行着“异化”的消费之社会现象，他怀着人道主义的心切对之进行了剖析，并希望通过社会的改革，结束异化，回归“本真的人”。
关键词：异化；消费；畸形消费；技术至上

　 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美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坚持激进主义立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与文化采取了激进的否定姿态，始终关注着“孤立无援的现代人”，关注现代人在异化的泥沼中苦苦挣扎、在无孔不入的权力与意识形态的绞杀下精神撕裂、人格畸变的命运，对人在技术至上的社会里被沦为“异化”的人、消费也“异化”了的现象进行深刻批判和反思。

一、异化：人的自我迷失

所谓异化，本意是指人本身的创造物与人分离，成为一种外在的异已力量与人相对立，并使人的意识和活动从属于它。弗洛姆说：“异化思想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西方传统的早期阶段，即渊源于旧约预言家们的思想之中，特别是他们的偶像崇拜这个概念之中。人把自己的精力、自己的艺术才能用来塑造一具偶像，然后供自己崇拜。他的生命力渗透到‘某物’中去，但是，一旦这个某物成为一个偶像时，人就不再认为这是自身创造力的产物了，相反，他所崇拜和服从的这个偶像却成了脱离人的、凌驾于人之上并且反对人的某物。”同时，马尔库塞提出“单面人”概念，即在现代工业化文明中被物质欲望所支配的、异化的人。

人的存在是人性在社会现实中的具体表现。弗洛姆深刻剖析了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的人的存在状况，并在探寻一条通向克服人的异化、达到人的自我实现的现实途径。弗洛姆认为，从诞生时起，异化就伴随着个人或整个人类的一种普遍状态，异化是一种体验方式，“人不再感到他是自己的力量和丰富感情以及品质的主动拥有者，他感到自己只是一个贫乏的‘物’，依赖于自身以外的力量，他向这些力量投射出他生存的实质。”（[3]P98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悄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在这种异化状态下，个人失去了真实的自我，体验不到自己是自己的中心。自从进入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人性异化更是达到了顶点，异化无处不在。首先，人与自然的关系异化了。人与自然本来是一的关系，但自从人有了自我意识、理性与想象力，人超越了自然的其他部分。他失去了自然界原始的家，他必须寻求与自然界新的和谐。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与自然成了主客对立的关系。弗洛姆不无悲哀地说：“人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人开设了工厂，建造了高楼大厦，发明了汽车，缝制了衣服，生产出粮食和水果。但是，……这一人创造的世界却成了人的主宰者。”（[5]P159弗洛姆：《逃避自由》，陈学明译，工人出版社，1987）人把自然界改造成了工业品的世界，与他们唯一的联系就是如何使用与消费它们。但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人类的贪婪索取已经使自然遭到破坏并威胁到人的存在。其次，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异化了。资本主义社会成了一个为追求最大利润而疯狂运转的“大机器”，而“个人就像大机器中的一个齿轮一样，其重要性决定于他的资本的多寡。”（[5]P149弗洛姆：《逃避自由》，陈学明译，工人出版社，1987）人不再是社会有机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人已变成了物—专事生产与消费的物。人以追求物质财富为目的，为了挣钱而工作，为了拥有而消费。他的价值不在于他是什么（to be），而在于他拥有什么（to have）。再者，人与人的关系也异化了。弗洛姆认为，在经济利益决定一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丧失了那种坦率的符合人性的特征，而是渗透着互相利用、互相操纵的精神。人与人之间不过是两个抽象物、两个活机器之间的相互区别、相互利用的关系。此外，人与自身的关系，则是“最严重、最糟糕的异化和工具化”，弗洛姆将之描述为“交易倾向”。在这种待价而沽的交易倾向中，人把自己当成了某种商品。人不再是自己的主人，不过是一个完全被动的“物”而已。正如舒尔茨所说的：“弗洛姆不是魔法师也不是学究。他让心独自与大脑讲话的才能是走向智慧的一种有用的特质。”在这里弗洛姆的讲话仍然言犹在耳：“我们的整个社会……孕育着暴政。在这个结构中，人越来越被缩为一个符号，一个齿轮牙，一个官僚主义剧本中的小角色。他无决定可做，无责任可负。一般来讲，他只是做官僚主义政治机器为他安排好的事。他越来越不去思考，不去感觉，不去设计自己的生活。他考虑的仅仅是他利已主义的产物……”这就是异化的现代人的命运，这就是“孤立无援的现代人”。

弗洛姆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的人的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刻地揭露与剖析，其目的在则在于寻求一条通向“实现自我”的途径。在他看来，要消除异化，人必须要与世界建立一种能动的、富于创造性的关系。“在思维王国，这种能动性表现为用理性恰当地把握世界。在行动王国，这种能动性表现为创造性工作，最典型的是艺术和工艺。在感情王国，这种能动性表现为爱---在保持自身的完整与独立的条件下，与他人、与自然相结合。”（[3]P25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悄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通过理性，人创造了自己的世界，人也必须不断地发展自己的理性，直至与自然达到一种新的和谐状态。由于人独特的生存境遇，与外界保持某种形式的联系是人精神健全的条件。但是，“在各种形式的联系中，只有创造性的联系---爱---构成了使人既保持的自由与完整，同时又与同胞相结合的条件。”（[3]P28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悄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真正的爱根植于生产性之中，它必须包含对所爱对象的关心（care）、责任（responsibility）、尊重（respect）和认识（knowing）。他指出，爱是对人类生存问题的解答，“没有爱，人类不能存在一天。”（[4]P2444、弗洛姆：《为自己的人》，孙依依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因为，人性的表现是“力求活得精神健康、幸福、快乐、有活力是人的天性，只要他不是天生的精神上和道德上的白痴”。

技术本应是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的力量，但它扮演了双重角色。我们因此而否定科学技术也是不对的，技术带来的生态危机应该引发我们重新反思我们使用科技的行为方式和目的，反思科技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人类受信念伦理的控制，将手段当作目的，这样，就变成了西美尔所批判的现代人把金钱当作目的一样。人类追求幸福与自由，但是却沉醉在追求这些目的的手段中，“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同样，技术也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人最终无法栖居在这一纯粹手段上。陷身于手段迷宫的现代人，只不过是在手段上建筑新的手段，而幸福和目的始终遥不可及。一方面我们抱怨技术破坏了地球，另一方面我们又寄希望于新技术来改变这种现状。我们今天每一种新的发明与技术诞生，同时就需要有更多的技术与发明来解决这种新发明带来的负面问题，技术正在处于不断的恶性循环之中，这是技术增长的宿命。这种本质被称为“座架”的技术，使得“人被坐落在此，被一股力量安排着、要求着，这股力量是在技术本质中显示出来的而又是人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技术就是人的命运，人存在的天命，因此人也无法操纵技术，当人类恐惧技术的时候，除了寻找新的技术外，没有什么是可以暂时对抗技术统治的。“新时代技术的行星运动是一股力量，这股力量规定历史的伟大作用是无论怎么估计也不为过的。我认为今天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能够为技术时代安排出一个——而且是什么的一个——政治制度来。我为这个问题提不出答案”。因此，海德格尔发出了绝望的叹息：“只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

由上可见，只有发展理性，培养爱与创造性工作的能力，人才能达到与外界的真正和谐。但“一个人是否精神健全，从根本上讲，并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取决于他所处的社会结构。”（[3]P57）弗洛姆认为正是由于西方社会的不健全才构成人的异化。为此，他提出了一整套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的改革方案。经济上，弗洛姆提倡实行人本主义公有制；政治上，改革的谜底是使民主原则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师政治问题成为每个公民实际关心的事情。文化方面，进行教育改革，使教育的主要目的是由“造就社会机器有用的公民”而变成为“针对学生人性的发展”，（[3]P280）提倡成人教育，恢复集体艺术和仪式，培养创造性倾向，消除偶像（异化）崇拜。他认为，现代西方工业社会只有对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领域同时进行以上变革，才能消除人的异化，达到“健全的社会”。他说：“在这一社会里，没有人是别人用来达到目的的工具，每一个人总是并毫无例外的是自己的目的，……人是中心，而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活动都服务于人的成长的这个目标。”（[3]P222）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也在于消除异化现象，建立一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人道主义社会，终结“人类史前时期”，在“自由人的联合体”里开始“真正的人的历史”。异化既然归根结底在实质上是人的意识分裂的反映，那么每一种异化的形态都可以在人的精神世界体现出来。很显然，是人的混沌一片的意识分裂成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而导致了异化的产生。因此异化和人的自由、孤独、超越的存在维度紧紧相联，可以说，这些规定性既是人存在的基本特征，又共同构成了人本体论上的存在困境。

二、异化的消费：病态的人类自身的异化

弗洛姆说：“消费过程应该是一种有意义的、有人性的、有创造性的体验。”[陈学明等编《痛苦中的安乐》，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页]而当代资本主义为延缓经济危机而力图歪曲“满足需要”的本质，从而导致了异化消费。所谓“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的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大众文化的商业追求使得文化产品就像在工厂的流水线上生产出来，使得本应丰富多彩的精神产品千篇一律，加上对娱乐、消费的极致追求，“人民在他们的商品中识别出自身；他们在他们的汽车、高保真度音响设备、错层式房屋、厨房设备中找到自己的灵魂”。[8]而目前存在的大量开采资源——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模式是建立在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基础之上的，是不可循环的因而也不可持续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就精辟地指出：“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已经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弗洛姆则从精神分析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高消费与人的异化作了精彩的分析：“我们的社会越来越被工业官僚阶层和职业政治家所控制。人们被社会影响所左右，他们的目的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和尽可能多的消费，并把这作为自我目标。一切活动都从属于经济目标，手段变成了目标。人变成了物，成为自动机器：一个个营养充足，穿戴讲究，但对自己人性的发展和人所承担的任务却缺乏真正的和深刻的关注。……，应该使得人不再同自己的力量产生异化并且不再通过崇拜新偶像——国家、生产、消费——的方式去体验自己的力量。”传统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在经济上是不可持续的，它是一种病态的与人类自身异化的现象，不克服这种异化，环境问题就不会得到真正的解决。

弗洛姆指出，随着技术文明时代的到来，一个新的幽灵正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这个幽灵就是：“一个致力于最大规模于物质生产和消费的，成为整个机器或由计算机所控制的完全机械化的社会。”[99、转引自高亮华：《人文视野中的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页]之所以称这个社会是一个幽灵，原因就在于这是一个异化的社会，而在异化的社会中出现了异化的消费，它片面地强调物质消费，人类丧失了生命的本真意义，失去了种种人道主义价值，失去了种种丰富的心理体验。经济生活完全是建立在最大消费的原则基础上，社会建构起了功能完备的消费机制和体制，从而把一个个个体变成了行尸走肉，变成了被动的消费者。所以，在技术时代实现人道化的目标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恢复人道化的消费，即维护人所具有的不可剥夺的生活原则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任何人都有权得到生活的必需品，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和得到医疗上的保健，就像动物得到呵护一样，人也应该得到社会的呵护，以保证人获得一种内在发展，而不是一味地追求物质上的富足，因而人的心理更新是非常重要的，心理上的更新可以实现一种对生命的新态度，可以使个人有能力完成对自我的超越，即超越“他的贪婪、他的自私、他与同胞的分离，从而他的根本性的孤独的狭隘藩篱。这种超越是他向世界敞开并与之相连，是他易受伤害但却拥有一种认同与完整的体验的条件，也是使人有能力享受一切活生生的东西，并把自己的能力倾注到他‘感兴趣’的周围世界。总之，对生命的新态度，就是一种重生存而不是占有和利用的生活方式”。（[9]第119页）弗洛姆主要强调的是，对技术的过分依赖和推崇导致了人的消费的畸形化，导致了生活本真意义的丧失。

这种“异化的消费”具体表现在：首先，人们得到这些商品的过程不是出于真正的需要，而是在市场机制的强大作用下，比如广告和商品装潢等在人们的需要与商品之间造成一种复杂的关系，诱使人们去购买，从而把追求消费当作真正的满足；其次，人们在劳动中依附于庞大的经济体系，从事一种缺乏自由的、令人讨厌的劳动，为进行逃避，他们把消费作为补偿其艰辛劳动，作为自我慰藉的唯一手段，从而形成一种为消费而消费的趋势。最后，这种消费的前提是异化劳动，而它反过来刺激异化劳动，有助于异化生产的发展。弗洛姆认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已导致两大严重问题：“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过度生产”使技术规模越来越庞大，能源需求越来越多，生产与人口越来越集中，职能越来越专业化；而诱使人们以消费为荣的“过度消费”则使整个社会的消费越来越膨胀，有可能超过自然界所能承受得起的限度。在他看来，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引起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预言迄今未能在西方实现，是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用高生产、高消费延缓了经济危机。当代资本主义与早期资本主义的一个显著区别是资本家操纵了人们的消费，从而使其产生一种被强加的需要。它可以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刺激异化生产，使资本主义积累和再投资得以继续，从而无限扩张下去；二是让人们在消费中把对异化劳动的不满消除掉，麻痹人们的斗志，从而得以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这样一来，不仅加剧了人的异化，而且加重了自然界的负担，污染了环境，从而造成大自然的生态系统失去平衡，因此生态危机也就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和重要特征。另一个著名的思想家马尔库塞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首先就是从对“消费控制”的批判开始的。在他看来，追求物质享受并不是人的本质特征，而在现代西方社会里，人们恰恰把物质需求作为自己的最基本的需求。人们拥有自己的高级住宅、小汽车、彩色电视机，不言而喻，还有吃和穿的东西，这当然是够“安乐”的了，但须知，这是建立在痛苦基础上的“安乐”。关键在于，人们在把物质需求作为自己的基本需求以后，实际上他们已是“为了商品而生活”，把“商品作为自己生活灵魂的中心”。人同产品的关系完全被颠倒了，不是产品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被生产，而是人为了使产品得到消费而存在。人拜倒在物面前，把物作为自己的灵魂，这就意味着忘却了、失去了自己的灵魂。这种由于实行“强迫性的消费”所带来的人与物之间关系的颠倒，人的本质的异化，比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描述的那种发生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由于“劳动产品”的异化所带来的人性的异化严重得多。他在《单向度的人》中将当代工业社会称为“病态社会”，其最大病症就是它使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即丧失了对现存社会否定和批判的原则这一第二向度，而只剩下屈从于现存社会制度的向度的人。单向度的人丧失了合理地批判社会现实的能力，不去把现存制度同应该存在的“真正世界”相对照，也就丧失了理性、自由、美和生活的欢乐的习惯。人变成单向度的人是对人的本性的摧残。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需要方式和行为，消费变成了满足生产的手段，人不是消费的主人，而是消费的奴隶。人的需要中的精神因素正丧失殆尽，精神文化需要正在蜕变为物质需要的形式，它的一切内涵都可以也必须用金钱，这个“一般等价物”加以衡量。正如马克思所说：“不仅商品间的质的差别，会在货币上面消灭；货币，当作彻底的平均主义者，还会把一切的差别消灭。”一但占有不再是手段，而变成了目的本身，一切精神与价值就统统被扼杀了。除了更多地占有物质财富，人类的活动便不再具有其它任何意义。实际上，“人”已经死了，剩下的只是贪得无厌的消费动物。如果不彻底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人类一定是科学技术进步与生态环境灾难的时间竞赛中的输家。市场经济曾使人类获得了一次解放，获得了一种自由。同时市场经济也将人类置于增长的陷阱之中。市场经济将人的异化推到了极致。市场经济本身是人类主体性的极大张扬，却又使人类的生产活动丧失了目的，需要附属于生产、生产源于竞争。人为物役，主体缺失。市场经济使人类与自然处于战争状态。由异化了的需要推动的无限膨胀的生产活动，通过破环和毁灭自然环境与生态平衡，也在破坏人、毁灭人类本身。现代生产活动已经严重地构成了对人类自身的威胁，贪婪的人类恰恰是他自己的敌人。人类难道还不应该改变自己吗？人类不改变自己，还能改变些什么？人类不改变自己，还需要些什么？

而“消费的民主化”和消费伦理，正是由此而提出的。在今天，对消费问题的关注已经不是侧重于把它作为一种技术异化的结果，而是把它看作是环境恶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人的消费欲望的畸形膨胀必然会导致对自然界的加重破坏，或者为了维持一种高消费状态必然维持对自然界的过度掠夺。所以当生态问题日益得到关注的时候，对消费现象展开“绿色批判”和“绿色导向”也就必然成为一种理论上的时尚。

　　
参考文献：
1、弗洛姆：《精神分析的危机》，许俊达，许俊农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2、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张燕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3、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悄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4、弗洛姆：《为自己的人》，孙依依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
5、弗洛姆：《逃避自由》，陈学明译，工人出版社，1987
6、吴慧芳：《弗洛姆人性理论探析》，《理论学刊》，2003.4.32-34
7、陈学明等编《痛苦中的安乐》，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8、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第9页，重庆出版社，1988年
9、转引自高亮华：《人文视野中的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