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

袁伟时

知识分子是生产思想的，而思想的影响往往是长远的。过去梁启超、鲁迅力主改造国民性，后来有些人似乎没有全面理解他们的主张的内涵，从而反对他们的主张。其实，所谓国民性不过是当时的主流思想文化状态；所谓改造国民性无非是推动思想文化变革，不是洪水猛兽。如果改造国民性是强迫进行的，那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先驱们提出的是改变民众的思想观念，去除那种深入骨髓的奴隶意识，这是知识分子应当自觉担当的历史责任。现在没有必要再提改造国民性的口号，可是应该理解先驱们的苦心和历史功勋。

我赞成努力推动思想文化变革，坚持启蒙，开民智，特别是开官智。官员是国民的一部分，开官智与开民智有着密切的关系。过去毛泽东讲“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其实更重要的是教育官员。传统的和新兴的传媒，大学和其他教育、研究机构，有责任有义务推动思想的更新和传播。向政府官员直至向国家最高领导人提出建议或批评，这是公民权利，无可厚非。关键在于，他是以独立知识分子的姿态去提呢，还是以恭顺的姿态去讨好权力。这两种姿态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