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浸在春风中的日子
　　——我在科普所的往事回忆

　　作者：陶世龙

　　科普创作的严冬

　　文化大革命开始，工作组进校不久，我就被打成“三家村黑店”在北京地质
学院的“伙计”。证据是：吴晗的座上客，还参加过于光远在大连召开的“黑
会”，经这些人面授机宜，写文章发表在北京晚报上，配合他们进攻。工作组撤
走后，我又成了红卫兵难得的猎物，把我与认定为与走资派的院长、副院长和认
定为反动学术权威的几个学部委员摆在同一等级，关在一间屋里。无奈我那时官
卑职小，学术上连个职称也没有，无论是走资派或学术权威，哪一头都够不上。
于是在开斗争会时，给我挂上块用粉笔写有 “大杂家”三个字的黑牌。

　　吴晗确实请我吃过饭，而且不止一次，但实际上是北京市科协和北京出版社
为了组织《自然科学小丛书》的编写，请他出面邀请的，被邀请者除了我以外，
全是权威的科学家如茅以升、严济慈等，共十多位，谈的全是编书的事；于光远
召开的会性质相同，只是要编的书是《地球史》、《天体史》、《生物史》和
《人类史》；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的文章，也全是普及自然科学的。我想，我参加
的会议都是共产党所属机构的公开活动，我的文章都是发表在共产党办的报刊上，
并无不可告人的秘密，就算北京晚报出了问题，其他报刊上发表的更多，其中如
解放军报便发过不少，那时这家报纸正被奉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呢。

　　解放军报给的稿费最低，但给好文章发奖状，我得了几个，于是把这些奖状
和从各报上剪下来的我的文章交给了工作组，有些文章没有保存，便把记下的目
录交了去。自以为这样做是光明磊落的，看你们怎样办。

　　我所在单位的文革小组（这时原行政机构已停止工作，由工作组领导的文革
小组代替）将我交出的文章目录，抄成大字报贴出，号召大家批判，有七、八百
篇吧，一时颇为轰动，但随即有人刷大字报质问：你们这是在给陶世龙树碑立传
还是批判？于是工作组赶快组织批判，还调来研究生参加，但批判的大字报尚未
写出，工作组就悄悄撤离了。不过我的问题并未得到澄清，那些材料被接管地质
学院权力的人，从红卫兵到工军宣队，一茬一茬接了下去，任何群众组织都不敢
接受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始终是一个属于另册的贱民。

　　在“革命小将”清查这些文章时，我还辩白，这些学生也觉得和“三家村”
联系起来实在有点牵强附会，便没有再搞下去，而是因我反对他们的一些观点和
行动，将我的罪名定为“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地质学院的）革命委员会”。
及至工军宣队进校，不同了，他们认为那些学生是搞派性，对伟大领袖也不是忠
诚的，放过了我的主要问题--在文章中讲太阳中有黑子，是影射攻击。

　　那是在1959年后，我根据看到的一些科学材料，相信地球存在变暖趋势的判
断，并认为太阳黑子活动加强，确实会对地球上的气候产生影响，当时出现的一
些自然灾害，应与此有关，写了几篇文章介绍这些知识。文章发表的时间正好在
三年困难时期，他们便认定这是在配合“三家村”影射攻击。此时陶铸已被打倒，
其罪证之一就是他所写的《太阳的光辉》讲了太阳也有黑子，而我的文章中也有
这样的话：“人们常常喜欢用‘太阳上的黑斑’来形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的确，
这个比喻是最恰当不过了。”（太阳上的黑斑，1959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正好
给我套上。尽管我在这篇文章中接着说了：“和太阳比起来，黑斑是微乎其微的，
最多不过占太阳总面积千分之几，这些黑斑并非真正的黑，仅仅因为温度比周围
略低，所以显得有些暗”。但在那时，人们“心中的红太阳”是不容说有任何黑
点的，牵连到这自然界的太阳上的黑子也只能视而不见。陶铸以中央政治局常委
的身份尚无法辩白，我再争辩又有何用？终于我承认了自己有罪，于是得到“宽
大处理”，从“帽子拿在群众手里”，随时可以被戴上，降为“拉入人民内部矛
盾”。实际上还是和别的人民不同，就这样到了江西峡江县山沟里的“五七干
校”。

　　行前我想再也不会写这些文章了，便把多年来收集的图书都作为破烂论斤卖
掉了。当时只小女儿在我身边，我们用自行车把书一次又一次地推到废品收购站，
每次能卖个几十元，前后卖有几百元吧，那时由于存款已被冻结，又好久只能领
一人12元5角的生活费（我还只能领10元），手头很紧，得到这些钱还有点高兴
呢。

　　到干校一看，山清水秀，这里离陶渊明隐居的栗里不远，真要能在这里留下
来，倒也不错。后来我才知道，李元兄此时也在附近的气象局干校里，我所熟悉
的科普界的朋友，几乎没有人能逃脱这场灾难，都停笔了。

　　野火烧不尽

　　1972年，北京地质学院已迁到湖北江陵，干校也到了湖北，秋收时，在院部
受审查发配下来劳动的友人徐乃和，偷偷告诉我，他得知上海出版办公室来函，
肯定了我60年代在上海出的《地球的画像》和《火山和地震》，要我修改后重印。
这对我来说无疑是极其重要的消息，当即赶去江陵取得信函，再找到已结合的副
院长周守成，获得批准回北京修改，而后刚恢复的地质总局书刊编辑室收容了我，
在他们那里做一些事。我的妻子尽管也身处危难，将废品站不肯收购的我所抄的
资料卡片保存了下来，这时派上用场了。

　　1974年，《火山和地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出版了，印了25万册，虽然一
分钱稿费也未得，但总算表示我还未被“踏上千万只脚”，成为“不齿于人的狗
屎堆 ”（均批斗我时用语），因此还是很高兴，特别印数那样多，更受鼓舞。
1975年海城地震后，书刊编辑室的许冀闽老师要我写一本普及地震知识的小册子，
越快越好。我想起曾为北京出版社的自然科学小丛书写过一本《地震》，原稿送
去不到一个月，《横扫牛鬼蛇神》的社论就出来了，自然没能出版，如能找回原
稿，就省事了。这时北京市原来的出版社都归在一个出版办公室，没有我认识的
人了，幸亏还有一位原北京出版社的知道有这一套书，说出版社收存的书稿已被
处理。我只好重新写，但写的速度很慢，我感到这样一个人写完不成任务，建议
多找几个人合作，采用《十万个为什么》那种问答的形式。编辑室采纳了我的意
见，还派来老编辑、地质界的前辈殷维翰先生当责任编辑并参与写作。地质博物
馆的赵松岭先生也被邀来，大家还去到海城地震现场考察，经过共同的努力，还
得到好几位地震专家的帮助，仅约六、七个月的时间就写出来了，取名《地震问
答》。而此时我再次奉命作为迁校的“先遣队”去武汉，又告别了科普。

　　不意《地震问答》于1975年9月出版后，仅约10个月，就发生了唐山大地震。
《地震问答》成为各方抢购的畅销书，发行量达到一百五十多万册。书刊编辑室
决定让作者到唐山考察后再修订重版。他们通过地质总局领导打电话给学院领导，
把我从基建工地要了出来，我便又回到北京从事科普创作了。

　　正当我们在唐山考察快结束的时候，北京传来了“四人邦”被逮捕的消息。
大家都预感到科普的春天快到了，书刊编辑室决定筹备办一本普及地质知识的科
普刊物，我被正式借调到这里当了编辑。

　　大约在1977年秋季，这时我全家都住在清华大学四公寓这座筒子楼中一间小
屋里。一个天中午，突然来了一位中年的女同志，给我带来一份几天后到科学会
堂去开会的通知。那天的会，到了五、六十人，除我以外都是各方面的科学家，
还有复出后负责科学技术工作的方毅同志也参加了。中国科协的领导主持会议，
要大家谈了各学会的情况和对中国科协恢复活动后该做些什么的建议。我是作为
科普界的一员去参加的；同样因从事科普而被邀去的还有李元和甄朔南。许杰先
生代表地质学会发了言。我没有发言，但这是文革后我第一次作为一个公民被征
询意见。我注意到这次会议有两个中年人在那里奔走操作，这就是王麦林和章道
义同志，他俩是长期在科协献身科普事业的热心人，对各方面的科普作者他们早
就在关心，文革前筹备成立中国科普作译者联谊会，我参加过几次会，也是他们
在操作，但我和他们并无个人交往，这次是首次结识。我真佩服他们居然找到了
我，还有举百里奚于五羊皮之下的感觉。此后，科普创作界开始有些活动，我经
常被通知去参加。了解到恢复后的中国科协普及部，正在筹划召开全国的科普创
作座谈会，和编制发展中国科普事业的蓝图。我开始想到，本来在业余偶而写一
点科普作品，也许会成为我的专业。

　　春天的狂想

　　1978年5月23日至6月5日中国科协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并成
立了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筹委会，标志着科普创作春天的来临，而我能有幸参加此
次盛会，如无主事者的刻意关怀是不可能的，因我在政治上仍维持着文革中的结
论，原来的职位也未恢复，不过是地质书刊编辑室的帮工。通知发到编辑室，负
责人边知非同志是位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他对我的情况了解同时很关怀，同
意我前去参加，但关照如要我不要去承担什么职务，也就是不要出头的意思。同
时提出希望编辑部也去一人，主事者也答应了。

　　在会上许多人是久别重逢，而且大多在文革中因写文章挨过整，有许多共同
语言；此时全国的科学大会刚刚开过不久，大家都还处在感受科学的春天来到的
兴奋情绪中，对科普和科普创作的未来都充满着幻想。 恢复后的中国科协普及
部编制了一个庞大的计划，包括科普工作的各方面，科普创作在其中占有重要的
位置。

　　形势是鼓舞人的，对科普作者来说，最关心的是写作时间的问题。过去大家
都是在业余写作，零敲碎打，难以写出有分量的作品。科普创作也是一门学问，
应该有自己的理论和职业的作家，成为在这次会上的一个重要议题。董纯才同志
对我个人还表示了特殊的关怀，说象我这情况，应该调到科协去专门从事科普创
作。但按现有的体制，科协的编制中是没有这类人员的。

　　文学界有多个文学研究所，作家协会有一批职业的作家。科普作家为什么不
可以有这样的机构和人员呢？大家都开始在想了。

　　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上，我被选为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筹委会委员；1979年科
普创作协会成立后，我继续被选为常务理事和会刊的编委，在第一次编委会上，
王麦林副主编提出应在会刊上讲一讲科普创作的意义，说明这也是一门学问，同
时提出改善科普创作条件的建议，董纯才主编和编委们都同意这个意见并要我来
写。我用一个月时间写出来了，就是那篇《科普创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在
文章的最后提出：“培养部分作者专门进行科普创作的研究和专门从事科普创作，
是非常需要的。既然科普创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有它自己独特的创作规律，
就有专门研究之必要。以上问题希望有关方面能予以重视和解决，更希望科协、
科普作协和出版部门能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制订扶植科普创作的办法和建立研
究科普创作的研究室乃至科普创作研究所，培养提高科普作者，壮大科普创作队
伍”，我写下这些文字时，心里实际想的是，这不过是一种幻想，取法乎上，仅
得其中，科学作家能象文学作家那样请创作假就不错了。

　　但是，一天章道义同志告诉我，成立科普创作研究所上面已经批下来了。原
来并不是说说而已，作为科普创作协会的正副秘书长王麦林（她这时是中国科协
普及部副部长）、章道义同志，实际上一直在争取这个研究所的建立。当时中国
科协人不多，国家对人员编制控制很紧，即使科协同意建立这个研究所，没有编
制也难办，于是他们找高士其写信给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很快批给方毅同志。
方毅同志不仅批准建立科普创作研究所，还对人员的组成应主要是科学家（也就
是科普作家）等具体事项作了批示。国家编委也批了几十人的编制名额，并明确
与科普创作协会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统一使用。

　　幻想成为现实了，但确实是史无前例，这个研究所该怎样办？

　　艰难的初创

　　我看到这些批件，很受鼓舞，原先一个专门从事科普创作的人也没有，现在
一下子有了这么多名额，是从来没有想到的，真还不知如何利用。除了必要的行
政管理人员，第一批准备从科协以外调来的科普作家，听说有七个人，包括我在
内。

　　组建研究所的工作随即展开，当时中国科协的房子由于文革中已改属他人，
在新楼未建成以前，是在友谊宾馆中暂时租房使用（这些房听说本属中国科协），
许多人挤在大房间里办公，宿舍更谈不到；经费虽有一点，各种物质设施仍是比
较差的。但是我乐于调到这个研究所来，因为我过去只能在本职工作和组织交付
的社会工作完成以后，挤点时间来写作，如写作就是我的工作，如鱼得水了；特
别是我感到，当时操持这些事的王麦林、章道义、江一等老科协的同志，都是把
科普创作当成事业来做，热爱这个事业也爱护科普作家；早些时候，麦林同志就
向我提出到中国科协来，我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关起来审查过，现在也还未复
查。麦林说，那有什么，我也关过牛棚，而且是最后才发出来的，要我去找科协
人事部门，虽然，我真的去找了后，发现管人事的干部的看法和麦林同志不相同
而未办成，但我对麦林同志的关怀和气魄感受更深。章道义同志在这种情况下多
次到清华园内我住的筒子楼中去探访的情景，也是我始终不能忘记的。我还记得，
在一次笔会上，江一同志通知我，说新来的书记梅光同志想见我，一见面就表示
了希望我早日来到之意。我看到研究所同志，都的很敬业乐群，是把科普所当作
自己的事业在办。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科普所人和的环境，使我愿意
离开参与创建的地质学院到科协来。

　　此时，经过复查，文革中给我定下的罪名已被取消，随后经湖北省委文教部
批准，还从教务科长提升为教务处副处长。科协人事部门这边，应该没有什么障
碍，但地质学院这边不肯放人了，特别是地质部一位副部长去武汉说了这样的人
才我们也需要以后，调动不成了。不仅我如此，其他研究所想调来的科普作家，
也多不是那么顺利，因为他们在各单位都又开始担负重任了，研究所几位领导可
谓求贤若渴，奔走游说，踏破铁鞋，除了原来就在中国科协的何寄梅、沈佐尧、
林彬、孙联生、齐仲等老科普因研究所的建立而又走到一起，外单位的李元、汤
寿根、郭正谊、郭以实、郑延慧等科普行家也调来了，以后又陆续有王惠林、陈
洵清，王洪、向华明、袁清林、郭治、缪印堂还有当时属小字辈的王晓彬、赵剑
芳、孔小梅等新生力量和属后勤工作的汤仲青、耿玉琴等同志加入，研究所初具
规模，成气候了。其间我还为有的同志调来，向他所在单位说项，但我自己却没
有能调来。

　　不过，在地质学院，这时对我在科普方面的活动，是大开绿灯的，只要科普
创作协会来函要我参与什么工作都是同意，还给报销路费；后来更安排我去编学
报，以使我可以不必坐班，能够灵活支配时间。因此虽未调到科协，但在科普创
作研究所初创的几年，我实际上用了许多时间在研究所，同时也是为科普创作协
会而工作。这时我是研究所的学术委员、科普创作协会的常务理事。

　　学术委员是虚的，协助章道义副所长与郭正谊主任一起编《科普创作概论》
和《科技写作》，协助郭正谊编《评论与研究》则是很实在的任务。

　　本来建立科普创作研究所是想培养一批专业的科普作家，写出些高质量的科
普作品，但现实提出的任务却是在中国科普创作协会成立后，各省、市都在纷纷
建立科普创作协会、办科普刊物，有的县和大厂矿也有办的。科普创作队伍迅猛
扩大，急需培养人才和总结经验，从科普创作理论上提高。科普所显然不能满足
于关起门来搞自己的创作。编写《科普创作概论》和《科普编辑概论》的任务就
是在这种形势下提出的。我参与主编的是《科普创作概论》。

　　秉承“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这种思想，科普所的领导没有把编写这两本书局
限为所内人员的业务，而是敞开大门，延揽当时在科普创作各种形式领域内的专
家，分别撰写他们擅长的有关章节，可谓极一时之选。在编书过程中，不仅曾全
体在屯溪开研讨了近一个月，一些章节还分别开了不少小会。

　　由于是从无到有，而时代又在发展，《科普创作概论》中一些观点在今天看
来或许有值得商榷之处，而需与时俱进，但终究是完成了科普界一次空前的理论
建设，使研究所在中国科普界有了一定影响，这反映在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第二次
代表大会的选举上，研究所有六、七人当选为理事，有人提出太集中于某一单位，
但那次选举，至少是在会员最多的中直单位，理事候选人也没有预设名单，完全
是一人一票自由选出的。是研究所及其成员得到广大科普作协会员信任的自然结
果。《科普创作概论》和《科普编辑概论》的编写；在此以前研究所在北戴河召
开的研究所规划会议；在此以后的科普佳作选的编选，都是面对全国科普创作界，
将中国科普创作界的精英囊括殆尽，是研究所能够在短时间内出成果、出人才的
值得肯定的好经验。

　　仅仅是研究理论，还有点纸上谈兵。为繁荣科普创作，在培养科普创作人才
上，研究所走出去做了许多实际工作，小的活动很多此处不赘。值得一提的大事
至少有两件，在宁波举办的全国性的科普创作讲习会和在上海嘉定举办的科技写
作讲习班，前者是各地方科普作协选派来的，后者则是各高等学校派来的。都取
得了很好的效果，特别是后者，科技写作成为高等学校中的一门课程，实由此开
始。这些活动的组织工作是非常繁杂的，我不过是帮助设计教学计划，和自己去
讲了一课。当时研究所的办公室也是科普作协的办公室效率很高。我想有关的同
志会写的更清楚，可以把它们收集起来印出，这里就不多谈了。办班后也写有总
结。

　　《科普创作概论》编成并出版后，地质学院的情况也有变化，北京原来因学
校外迁而设立的留守处，改为研究生部，即北京校园可以保留不撤消了，人员也
重新作了安排，象我这种一方在北京的情况，可以列入研究生部的编制，后来又
经过两次变化，成为包含武汉和北京两个校园的中国地质大学。而研究所一直在
努力设法将我调去，他们又是找高士其同志写信给地质部部长孙大光，请求他放
人，是委托夏衍同志送去的，大光同志答应了；地质部科技干部司的负责同志找
我去谈话，让我看了信和批示，同时提出一个要求，地质部还有些写作任务，希
望我去后还继续完成，我将这要求告诉梅光同志，她也答应了。但这回是中国科
协人事处要求武汉方面为我作出鉴定交去，而武汉地质学院有关领导不肯提出，
当然也许有其他原因，但我被告知的就是这一情况，如此相持不下，何时可以解
决？我的妻子劝我，既然如此，就留下来。我想想也有道理，地质行业毕竟是我
根基之所在，而且我不去研究所，其他同志照样能出色完成有关任务。于是写了
封信给裴丽生同志，婉谢研究所的好意。梅光同志知道了，深表惋惜，说，原来
还要到人事处去做些努力，现在不好说了。我对梅光同志的诚意是清楚的，更感
到有点对不起刘述周同志，他对科普创作事业的理解和支持，是我愿意到研究所
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在离休前还把我当作已经调入科协的干部作了一番交代，不
过反正现在他也已离开了。

　　终于我接受了地质部的任务，担任《当代中国地质事业》编委兼编辑部副主
任，其间仍不时参与研究所的活动，而在这部书完成后不久又退休和去加拿大定
居，研究所的名称和性质任务也都有改变，来往也渐渐少了。但在开创时期的回
忆仍是难忘的，这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它也正好反映着在粉碎“四人帮”后全民
迸发出来的朝气和对未来的憧憬。

　　几点感受

　　1、建所初期实行的“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是“会”“所”两利的好办
法。

　　因为如仅是以研究所出现，所能联系和运用的社会力量有限，“会”“所”
一体，就能使“所”在编制不多的情况下，完成许多全国性的任务，扩大自己的
基础和影响。“会”则在人财物上得到“所”稳定的支持。应该考虑“会”“所”
重新统一的可能，至少先做到计划、人员上的协调。

　　2、养一批专职的科普作家不一定产出优秀科普作品，但科普创作的理论建
设和人才的培养，研究所责无旁贷，大有可为。

　　建立研究所最初的想法，将一批优秀的科普作家养起来，给他们创造条件，
以期产出科普精品，现在看来不容易成功，文艺界也在改变作法。对科普作家来
说，绝大多数人是在各自的专业背景上创作，如果离开本专业的生产和科学实践，
更有创作泉源枯竭的可能。

　　但是科普创作的理论，可以，而且大多需要超越专业局限去研究，如不是有
科普创作研究所这样的机构，很难也很少人去研究的。对科普创作的理论研究，
科普所应该当仁不让。

　　3、科普或科普创作是一门学问，要把科普创作研究和其他科学理论的研究
一样对待。

　　科普作品是普及性的，科普创作理论则是学术性的，与其他科学研究无二。
在对研究的管理与评价上。应如其他科研成果一样来对待。科普作家不一定要求
成为评论家，但科普作品的繁荣，特别是质量的提高，必须有自己的理论。现在
科普创作评论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研究所应当成为培养科普创作评论家的场所。

　　科普创作理论研究还与一般的政策研究不同，它应当是独立的对科普创作规
律的探讨。而不是对领导意图的论证或诠释。

　　因此从体制上科普创作研究与科协的政策研究中心合并，并所改为科普研究
所后，科普创作研究所原来学术研究机构的性质，至少还应在继承原研究所的部
门中保留。由于我对这方面的实际情况不了解，这里仅仅是把自己想到的写出来，
提供参考。

　　4、研究所是学术机构性质，不能要求它去创收。应当在物质上保证它能成
为一块学术和道德的净土。

　　道理无须多说，其他研究机构其实也该如此。

　　5、人是一切条件中最重要的条件。

　　网罗优秀科普创作研究人才，是科普创作研究所取得成功的基本条件。有了
人才，内部的人和就成为头等重要的问题。在建所的早期，大家都从事业出发，
在研究人员之间和研究人员与后勤之间，和衷共济，是成功的保证。

　　转眼间，科普创作研究所成立已二十余年了，当年建所的老人多已退下。中
国的科普工作也进入到前所未有的备受重视的时期，科普创作正在向更高的水平
迈进，愿新面貌的科普研究所承担起历史重任，创造出辉煌的业绩。

　　2003/0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