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建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转自网易博客
媒体界有一句座右铭：“若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关于我国人口计划生育的成就赞美太多了，而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批评反思却成了学术界不能公开的敏感“禁区”。改革开放三十年还存在着没有“解放”的学术“禁区”，令人“匪夷所思”。其实，这是我国三十年人口计划生育的“副产品”。三十年来计划生育广泛深入地宣传“洗脑”，已彻底改变了国民对我国人口问题的基本看法：我国众多的人口已成为“洪水猛兽”。因为有了这种对我国人口数量的“妖魔化”，所以，才有所谓讨论计划生育政策的敏感“禁区”，才有了仿佛一谈论计划生育政策，就会“天下大乱”，就会出现不可挽回的人口生育大反弹，天就会塌下来！

对于我国人口数量问题，国人的认识从早年无条件信奉“人多力量大”走到今日“人多是负担”的极端。最为有力的明证就是，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平民，人人都会算笔人口帐！在这个人口账中，人口数量无论是作为分子（如小问题由于庞大人口数量乘积而变大），还是作为分母（如巨大成就由于庞大人口数量除商而化小），都被当作“负担”而彻底的“妖魔”化了。我国人口数量问题这种判定的简单化以及“人均分母效应”方法的滥用，使得中国人口数量成为问题之源、万恶之源。时下流行的我国人口数量认识观恰与我们曾经大肆批判的马尔萨斯人口观同出一辙，一不留神我国现行的人口计划生育主张成了彻头彻尾的马尔萨斯主义了。

在这种认识指导下，无论是官方学者还是平民，人人都知道人口分母效应，人人都会以人均指标度量发展。官员学者都有一个“美好理想”：若是中国人口也像美国人口一样只有三亿人，那中国该是怎样的“神气”！殊不知，单从人口角度讲，美国的强大是靠人口的快速增长和人口转变之后的稳定生育水平（如今美国人口的生育水平高于中国），而不是抑制人口增长和发展。重要的不是人口数量的比较，而是人口动态趋势的比较。

目前我国的人口形势如何？有关部门做出了“自相矛盾”的判定，在论及成就时指出，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进入了低生育率水平国家的行列。但在判定今后人口形势时又指出我国人口“低生育水平反弹势能大”，要“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率。一方面是“历史性的转变”，另一方面是“反弹势能大”，真是“面面俱到”。谁是当今社会婚育的“主力军”？谁会“颠覆”低生育率水平呢？毫无疑问，80后是当今社会婚育人口的主流，从生长发育的生物年龄上看他（她）们正陆续进入生殖力旺盛期（20-29岁）；从生命历程的社会年龄看，他（她）们正进入高等教育、恋爱结婚、就业期；从社会变迁的历史年龄看，他们是改革开放与独生子女政策下的一代人，是新思想、新观念下成长的一代人。他（她）们会“颠覆”低生育率水平吗？不会！诸多研究已经表明，不仅他（她）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而且他（她）们的婚育时代也与60、70后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

相反，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项有说服力的实证研究支持所谓“低生育水平反弹势能大”这样一个结论。有关部门的证明除了列举一些个案，再就是不断重复20多年来惯用的老套逻辑，即现在是一孩政策不少人都要生两孩，如果给两孩政策就会要生三孩了，所以一旦放开生育政策，生育水平就会反弹，且超过更替水平导致人口数量增长失控。从逻辑推论上讲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这种逻辑推论的荒谬之处在于：这是在一个违背事实和一个不真实的假设条件下，演绎推出的一个不可能“真实”的结果，而这个不可能“真实”的结果又成为他们继续坚持现行生育政策的“有力”论据。

如今在我们这个社会，对于同性恋是宽容的，选择单身、选择丁克也成了一种“时尚”，一孩家庭的少子化趋势也日趋明显。在这种情况下，选择生育“二孩”反而成了违法超生，选择生育三孩及以上的多孩更是成了“大逆不道”，这多少背离了在一个现代社会中个体行为趋向于差异性、多样性选择的客观规律。现在我们做这样一个设想，假定有一批育龄妇女，如果其中有3%最终选择了单身，有5%选择丁克家庭，15%选择一孩家庭（这样的假定比现实要低），剩下的77%就都要选择二孩甚至三孩，例如65%的妇女选择二孩，12%的选择三孩，这样一个多样性选择最终结果是这批妇女的平均孩子数也仅为1.8。在当今现实社会中人们是越来越倾向于少生，能否维持较高生育二孩及以上的比例反倒成了问题。因此，在新人口形势下，我们需要认识到，重要的不是放开生育政策后生育水平会不会出现反弹，而是放开生育政策后，会有多少人愿意多生。

我国现行的严格生育政策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人类人口史上还从来没有以如此极端“自残”的方式、以如此蔑视生命的方式，来控制人口自身的发展。古今中外，没有那个国家会靠减少人口数量、加速人口结构老化来实现国家的繁荣和民族的昌盛！历史上没有，当今世界各地也没有。之所以如此，首先是源自于人们对个体生命和基本生育权利的尊重和维护（在我国古有《尚书》中“惟人，万物之灵”，今有“人是世间最宝贵的”）。其次，在民族或国家的层面上，人口从来都是被看作宝贵的“资源”，而不是“负担”。

今日倡导开放生育政策，一方面是实践“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关注民生权益的实践；另一方面，则是遵循人口自身变化规律、遵循人口与发展的关系规律，实现国家繁荣和民族昌盛之梦。

事实上，今日主张开放生育政策的学者，如同当年的马寅初。那些声称要吸取我国20世纪50年代批判马寅初人口论经验教训以阻止今日反思生育政策的人其实是严重的误读了马老。马老先生的深刻在于他敏锐地认识到了20世纪50年代我国人口变量的剧烈变化（新中国成立后人口急速增长和少年儿童人口比重迅速上升）给新中国社会主义百废待举的各项建设事业带来了巨大负面冲击；而今日我们主张放开生育政策，也是为了避免人口变量剧烈变化（劳动力人口2015年急剧减少，人口老龄化过程不断加速）对正在和平崛起的、日益强大的大国实力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我们和马老先生一样揭示的是同一个问题本质的两个不同方面。马老先生的深远在于他谙熟人口自身再生产的变化规律，如人口倍增效应，人口变化的周期性等，前瞻性地预测到了人口巨大的增长惯性及其后果。在马老先生指出人口巨大增长潜力的时候，他的洞见被“人多力量大”的认识所压倒、被意识形态里的教条主义所批判；同样，今日我们强调放开生育也是为了减轻业已存在的人口巨大负增长惯性的消极影响，前瞻性地（实际上已经错过了调整的佳机）避免负惯性增长的负面冲击，2015年我国劳动力人口持续减少、2020年我国进入加速的老龄化时期，要避免这种人口激变对社会发展的冲击就必须要有政策上的前瞻性。同样我们今天放开生育政策的声音被“人多是负担”的认识所遮蔽。如果说要吸取人口调控上的经验教训，那就是要适时调控人口增长或负增长的速度。由于目前我国生育水平过低，现在需要调控的是人口潜在过快减少的速度。马老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对真理的坚持！我们也有值得致敬的学者，从20世纪70年末至今一直坚持对一孩政策的批判、对现行人口政策的反思。

一个大国人口如果没有必要的生育率水平（如TFR为2），就会失去生机与活力，而如果一个大国人口没有了生机与活力就没有创造力和竞争力，而没有创造力和竞争力就没有国力的可持续发展力，而没有国力的可持续发展力就不可能保证国家的持久繁荣、民族的兴旺发达！在我国如此低下的生育率条件下，在越来越多的人为追求个人幸福生活而选择少生或放弃生育的人口形势下，我们应该向那些承受巨大“压力”（政策压力、养育成本压力等）生育二孩特别是三孩以及上的人们致敬，因为是他们在为中国的未来注入活力，是他们在为祖国的未来做出奉献，是他们在为中国社会的多样性和稳定性做出贡献。开放我国的生育政策，不仅天塌不下来，而且因为中国人口的稳定健康发展，还将撑起世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