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在里面发现了一部分内容论述中国人科学理性的匮乏。该书写于1930年代，原文用英文写成，由郝志东、沈益洪翻译成中文。大师就是大师，在那个年代能洞察到如此深度是极不容易的。网上找到了电子版，转出来供大家赏读。

当然，这本书是国民性研究的经典著作，而现代科学已经基本否定了国民性的决定性作用，这是需要注意的。

吾国与吾民

……

第三章 中国人的心灵

……

缺乏科学精神
　
　　我们已经对中国人思维的特点做了详尽的讨论。这使得我们能够明了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希腊人为自然科学奠定了基础，因为他们的思维基本上是分析型的，这已经被亚里士多德学说引人注目的现代性所证明。埃及人发展了几何学和天文学。这些学问都需要分析性的思维。印度人发明了自己的语法学。而中国人尽管有其天然的智慧，却未能发展其自己的语法学。他们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大多是由国外引进的，因为他们只喜欢道德上的陈词滥调。他们的抽象名词，比如“仁”、“义”、“礼”、“忠”等等都是泛泛而谈。在具体讨论中，会发现它们的意义含混到了不知所云的地步。

　　周代所有的古哲学家中，只有墨子和韩非于的风格接近有力的论证风格。孟子毫无疑问是伟大的诡辩家，然而他也只是对“利”、“义”等大而又泛的词感兴趣。其他哲学家，如庄子、列子、淮南子，只对漂亮的比喻感兴趣。墨子的门徒惠施、公孙龙都是伟大的诡辩家。他们喜欢编撰一些猜不透的难题，并试闺证明他们的论点，如“卵有毛”、“马下蛋”、“狗亦可为一羊羔”、“鸡有三足”、“火不热”、“车轮从不辗地”，以及“龟身长于蛇”等等，而汉代的学者则喜欢对过去时代的经典作业历山大式的注解诠释工作。之后的晋代学者则复兴了道家学说，靠“直觉”来解开自己的身体与宇宙之谜。没有人想到过应该做实验，也没有人发展过什么科学的方法。

　　宋代哲学家在佛教的启发下，重新解释儒家学说，把儒教变为一个训练心智和维护道德的哲学系统：他们留在后人心目中的名声是洞晓大义但“不拘细节”。所以宋代学者的语文学是最不科学的语文学，或者说根本就不是什么语文学：只有到清朝才发展了一种比较的方法，一下子把清朝的语文学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清朝的语文学是中国最接近科学的语文学。

　　在中国人的心灵中，科学方法不能得到发展的原因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科学方法除了要求分析性思维之外，总是免不了要有一些枯燥的工作要做。而中国人则用信自己的庸见与洞察力的闪光，推理的方法在应用到人际关系（中国人最感兴趣的东西）时，常常导致一种愚蠢的结论，这在美国大学里并不罕见。今天有许多用推理方法写成的博士论文，会使长眠在地下的培根感到不安。没有一个中国人会愚蠢到去写一篇关于冰淇淋的博士论文，并且在一系列的观察与分析之后得出令人膛目的结论说“糖（在冰淇淋的制作中）最重要的功能是使冰淇淋发甜”；或者在对“四种洗碟方法的时间与运动方法比较”进行研究之后，很高兴地下结论说“弯腰提取物件的动作是很累人的”；或者在对“棉制内衣的细菌含量研究”之后得出结论“细菌的数量随着衣物穿用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几年前有一条消息报道，说芝加哥大学一个学生在对各种印刷方式的效果做了“比较研究”之后，发现线条越黑，越引人注目。

　　这种愚蠢的结论，尽管对商业广告不无用处，我想靠着中国人的庸见与“直觉”也可以迅速并且正确地获得。我所见到过的最好的漫画要算在《庞其》上发表的，描述一个行为主义者大会的那幅，他们正在几头猪身上做实验。猪嘴上插着温度计，前面挂着一串珍珠项链。试验结束后，他们一致决议：猪对珠宝没有反映。这些事情，并不纯粹是对科学方法的滥用。我们知道美国罗彻斯特大学的坎森教授在第九届国际心理学家大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题为《论日常烦恼的来源与性质》。他记录了21000 种烦恼，后来经过筛选，去掉重复的和失误的之后还有507 种！此后他又将这些烦恼分级整理。

　　比如“食物中发现头发”为26分，“看到秃顶的人”是2 分，“看到蟑螂”为24分。

　　真正的科学工作自然需要相当的枯燥劳动。只有真正的科学才能使一个科学家在做出发现之后感到欣慰，比如发现了蚯蚓有一种保护性的外衣；因为正是这种细致的观察之后积累起来的事实才使科学一代代地发展，以至取得现在这样辉煌的成就。而中国人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有的倒是大量的幽默与庸见。于是，他们自然认为：观察与研究蚯蚓或者金鱼的生活实在是有碍于学者的尊严的。
　
逻辑
　
　　由此，我们想到了中国人的逻辑。它建立在中国人对真理的观念之上。

　　根据中国人的观点，真理永远不能被证实，只能被感知。庄子很早以前就在《齐物论》中指出了知识的主观性：既使吾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尔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

　　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若与人，俱不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根据这种理论，真理是无法证明的，尽管它能被“会心于忘言之境”（庄子语）。人们常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道即真理，不知其然谓之道。”所以，真理只能被一种直觉所感知。中国人并非都在有意识地接受庄子的认识论，但是他们本质上是赞同这个观点的。逻辑从来也没有被发展成为一种科学，所以他们也不仰仗逻辑，而是靠自己或许是更健全的庸见。

　　在中国文学中，也从来没见过有雄辩的论证，因为中国人压根儿不相信这类事情。于是，辩证法并未得到发展，也没有科学论文这样的事，高本汉①最近撰文批评中国“高级评论家”在论证古典作品的真伪时所犯的逻辑错误。某些错误确实是幼稚可笑的；但这是站在西方方法论的观点上看才知此。中国人从来不会写一篇万言或者五千言的论文去证明某一个论点，他仅仅是做笔记。至于论点本身的是非，则留待后人评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学者总是留给我们这么多笔记集，称作“随笔”或“笔记”。不划分段落，内容包括文学作品的作者探源、典籍、校勘、连体双胞胎、狐狸精、红胡子英雄，以及吃蜈蚣的隐者等等，杂沓纷坛，应有尽有。

　　中国作家先提出一两个论点，然后即刻提出结论。在读他的文章时，你很少看到他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他的论点与论据从来都不很长，你突然看到他已经领悟到了什么在作结论了。优秀的笔记、随感录，比如顾炎武（1613—1682）的《日知录》，给这类文章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当然不是由于其中的逻辑论证，而是由于他的观点的正确性。而这种正确性只能由后世来表示赞同或反对。顾炎武笔记中即使是两三行的观点，也往往是几年潜心研究之所得，是再科学不过的东西。确定历史事实中的某一点，作者很可能要作多次的旅行。需要百科全书般的学问。但是他的错误很难查证，他的正确又不能一下子确定。人们只能对他表示钦佩，因为3 个世纪以来，还没有任何作者能对他的论点提出疑义。

　　这里，我们看到了“逻辑”与庸见的对抗。庸见在中国代替了推理与演绎。庸见通常更合乎情理，因为分析性的论证是通过把真理分成若干部分去探索真理，结果使真理失去其自然的联系与含义。而庸见则把事物看作一个活的整体。妇女的庸见往往强于男人的庸见。在危急时刻，我总是仰仗她们的判断而不是男人的判断。她们审时度势从全盘考虑，不为个别方面所迷惑。

　　在最好的中国小说如《红楼梦》、《野叟曝言》之中，妇女被描绘成能对形势作出正确判断的最可靠的法官。她们的言谈能够面面俱到，十分使人倾倒。

　　缺乏这种庸见的逻辑是危险的逻辑。当一个人持有某种观点时，他很容易用自己的学术头脑将a 、b 、c 各个论点逐渐演化到自己满意的程度，然而他却可能像《米德尔马契》①里那位学者卡萨波（CaSaubon）一样，没有能够觉察到他夫人生活中的一些事情，而这一点，其他男人是可能做到的。

　　这种对庸见的崇拜有其哲学基础。人们很有兴趣地注意到，中国人在判断某论点正确与否时，并不仅仅诉诸道理，而是既诉诸道理，也诉诸人情。

　　“Reasonableness”译成中文为“情理”。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情”即“人情”，或“人性”：“理”即“天理”，或“外部原因”。“情”代表着可变的人的因素，“理”代表着不变的宇宙的法则。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就是评价某项活动，或某个历史问题的标准。

　　①高本汉（Berhand Kargren ，1889—1978）。瑞典汉学家。

　　①《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 ），作者为英国著名小说家乔治。艾略特（Georgc Eliot，1819—1880），作于1871—1872年。

　　这种区别也可见于英语的reason（道理）和reasonabielness （合情理）的对比。我相信是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是论理的动物，但不是合情理的动物。中国哲学也承认这一点，并认为人应该设法使自己变得合情合理的而不只是讲理的。中国人将合情理置于道理之上。道理是抽象的、分析性的、理想化的，井倾向于逻辑上的极端；而合情理精神则更现实、更人道，与实际紧密联系，能更正确地理解和审时度势。

　　对西方人来讲，一个观点只要逻辑上讲通了，往往就能认可。对中国人来讲，一个观点在逻辑上正确还远远不够，它同时必须合乎人情。实际上，合乎人情，即“近情”比合乎逻辑更重要。因为一种理论会太符合逻辑以至于完全缺乏庸见。中国人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反对符合道理的事情。这种情理精神，这种对庸见的崇拜，与中国人的生活理想有很大关系，结果形成了中庸之道。这一点，笔者将在下一章讨论。
　


　
直觉
　
　　然而，这种思维方式也有其局限性，因为庸见的逻辑只能用于人类事件与行为，不能用来解开字宙之谜。人们可以用情理来解决人际纠纷，但是不能用情理来发现心脏和肝脏的相对位置，或者确定胰液的功能。因此，在推测自然与人体的奥秘时，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直觉。很奇怪，他们凭直觉感到人们的心脏在右边，而肝脏则在胸腔的左侧。有一位很博学的中国学者俞正燮（1775—1840），他的《癸已类稿》卷峡浩繁，传诵遐迩。他曾经读到一本由JesuitsJacobus Rho ，James Terrence和Nicolaus Longobardi 翻译的《人体解剖学》，发现书上说心脏位于左侧，而肝脏则位于右侧，从而下结论说西方人与中国人有不同的内脏器官。他进而下结论说既然他们的内部器官不同，那么他们的宗教也肯定不同——这个演绎推理是直觉推理的绝妙的例子——所以，只有那些内部器官不完善的中国人才有可能成为基督徒。这位渊博的学者俏皮地评论道：如果Jesuits等人知道这个事实的话，他们就不会那么饶有兴致地在中国传授基督教，并试图把那些半正常的人先变成基督徒。

　　他是极端认真地做出这些结论的。他的方法，实际上是中国人在自然科学与人类心理学方面典型的“直觉”推理方法。不过，人们现在已经开始相信科学的方法，认为它还是有些道理。尽管人们可能会太关注于“糖（在冰淇淋的制作中）的主要功能是使它发甜”这样的问题，然而人们却可以避免上述《癸已类稿》作者那种孩子气的思维方法。他至少可以用手试一下心脏的跳动。但是，这位学者显然不屑于屈尊去做任何体力劳动。

　　中国学者不愿劳动自己的双手和眼睛去做那些愚蠢的苦工，而宁可稚气地相信自己“直觉”的力量。于是，他们就按自己的意愿来解释人体及宇宙的奥秘。中国的医学和生理学就是建立在道家哲学所谓的五行之上的——金木水火土。人体结构本身就是宇宙的象征。肾脏代表水，胃代表上，肝代表火，肺代表金，心脏代表木。在实践上，中国医学界并不是没有成效。一个患高血压的人被认为是“脏火”太旺；一位患消化不良的人则是“积土”太多；轻泻剂被用来提高肾脏的功能，起“助火”的作用。这样，消化不良“通常”都能被治愈。如果一个人患神经不正常，那么他应该多喝水，应该服用治标剂，这样“肾水”就会上升，从而使“肝火”减弱，使病人的脾性保持

　　平衡。中国医学是行之有效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争论只在诊断方法上。

　　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思维特点的痕迹。由于不受科学方法的束缚，“直觉”就有可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甚至接近了幼稚的幻恩。某些中国医学纯粹是建立在文字游戏之上的，另一些则建立在奇异的联想之上。赡蜍身上有皱皮，所以被用来治疗皮肤病；一种生活在山腰上既深又凉的池塘中的青蛙据说对身体器官有一种“冷却”作用。在过去的两年中，上海的地方报纸登满了有关“肺形草”的广告。这种植物出产在四川，被认为是治肺结核的良药而向人们大力推荐。这样的广告一篇接一篇，直到人们都开始相信学龄儿童不能吃鸡爪子，否则他会染上一种乱撕书的坏习惯。

　　迷信文字的力量可见于生活的各个角落。我们这里不是讲逻辑，也不是谈庸见，而是讨论一种原始心理的反映。这种原始心理在有趣的幻想与严酷的现实之间井没有划分出一条界线，也不想去把它们区别开来。蝙蝠与鹿都是编织物上人们喜用的动物，因为“蝠”与“福”谐音，“鹿”与“禄”——权势——谐音。中国的新郎与新娘在婚礼结束后，要在私下吃一次由一只猪心做的宴席，因为这样他们就会“同心”，生活就会美满和谐。

　　在这里，真诚的信仰与玩笑的幻想很难讲孰多孰少。某些禁忌明显地是被严格遵守的。如果你在船上用饭，将盘子里的鱼翻一个身，船家就会感到不安，因为这就意味着船要“翻”掉。他并知道这些是否真有道理，但“人们都这样讲”，他并没有兴趣去亲自做实验来证实。这是一种介于真理与幻想之间的心态。这里，真理与幻想诗意般地、令人愉悦地结合在一起，就像梦游人故事中的情景一样。
　


　
想象
　
　　我们必须设法理解这种天真的想法。由此，我们才可以进入中国人想象与宗教的世界。所谓宗教，笔者指那美好的天堂和炽热的地狱，以及真实的活着的灵魂，而不是波士顿唯一神教派教徒们“内心世界的王国”；也不是马修。阿诺德①对那种非人力、无定形、存在于入身内外，有助于正义的力量之信仰。

　　这个想象的世界并不只是属于目不识丁的人。孔子自己就表明过对鬼神的某些天真想法。他说，“与其媚（鬼神）于奥，宁媚（鬼神）于灶。”他在谈到鬼神时，轻松自如，引人入胜：“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远之。”

　　他是很愿意让鬼神存在的，条件是鬼神允许他干自己想干的事。

　　唐代的大儒韩愈继承了这种天真幼稚的态度。他被贬官发配到汕头附近做太守。他所在的地区被鳄鱼侵犯，人民饱受其苦。于是他写了一篇言过其实的《祭鳄鱼文》。鳄鱼们对他的讲话风格似乎非常欣赏——韩愈是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因而，它们随后就撤离此地了。这是韩愈自己陈述的事实。韩愈真的相信自己的祭文有如此之大的作用吗？这样的问题不会有任何答案。提出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是对事情完全的误解，因为韩愈的答案很可能是：我怎么知道真有其事；但是你又怎么知道这是假的呢？这是一种不可知论，公开承认我们的脑力是不可能解决此类问题的，随即放弃这种努力。韩愈是极有胆识的人，且不迷信。他写了有名的谏书，劝皇上不要派遣①马修。阿诺德（Mdtlhew Arnold，1822—1888），英国诗人及批评家。

　　使臣去印度取回“佛骨”。我相信他在撰写那篇祭文时也一定暗自觉得好笑。

　　当然，中国有胆识的人中也不乏那些更推崇理性主义的人。比如下一世纪的司马温公，曾对佛教的地狱说提出疑义。他问道，为什么中国人在佛教传入之前，做梦都没有见到过地狱，然而，这种唯理主义并非典型的中国人心灵。

　　在我看来，中国人靠想象力所创造的最有特色的人物是漂亮的女鬼，这都是中国学者们凭空想象出来的，比如《聊斋志异》中的那些人物。这些故事描写女鬼，描写被迫害被污辱的妇女的精灵。她们以一个女仆的身份出现，从而把自己的不幸告诉活着的人们。死去的心上人又回到了情人的怀抱，并为他生儿育女。这些具有浓厚人情味的小说是受中国人欢迎的。因为中国的鬼是那样令人吃惊地通人性，而女鬼又是那么惊人的可爱：她们爱别人，也有忌妒心。她们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这些鬼怪并不是让书生们晚上独自一人呆在书房而感到害怕的那种鬼怪。当蜡烛即将燃尽，书生昏昏欲睡之时，他听到丝绸衣服窸窣作响，睁眼一看是位十六七岁娴静少女。一双渴望的眼睛，一副安详的神色，她在看着他笑。她通常是一位热情的女子。我相信这些故事必定是那些寂寞的书生依照自己的愿望编造出来的。然而她能通过各种把戏给书生带来金钱，帮助他摆脱贫困。书生病了，她精心服侍，直至痊愈。其温柔的程度，超过了一般现代护士。更为奇怪的是，她有时还替书生攒钱。在书生外出时，她可在家耐心等待，一等即几个月，乃至几年。所以也能非常贞洁。这种共同生活的时期可长可短。短到几天，几十天，长则几十年，直到她为书生养育了子女。

　　儿子科举高中之后回家探母，结果发现豪华的宅邸己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座古老的坟墓。地下有一只洞，里面躺着一条死去了的老狐狸。原来她是中国人喜欢放在故事里的那些狐狸精之一。有时她会留一个纸条，说她很不愿意离开他们，但是她是一条狐狸，原不过想享受一下人间的生活。现在他们既已兴旺发达，她深感欣慰。她还希望他们原谅她。

　　这就是中国人典型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没有在上帝的世界里翱翔，而是赋予这些幻想的人物以人类的感情和人类的悲伤。这是一种不信教的人的品德。既承认想象，也承认现实，不期望一个完全能够得到解释的、完美的理性世界。中国人想象中的这种性质，外人很不知晓，所以笔者翻译了一个故事，叫《倩女离魂》，是唐代流传下来的。故事的真实性，不得而知。不过据说事情发生在公元690 年武后称帝的时候。我们的小说、戏剧、学者的著作中到处都有此类故事。这里的神怪被描绘得非常可信。他们被人格化了。

　　天授三年，清河张镒，因官家于衡州，性筒静，寡知友，无子，有女二人。其长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绝伦。镒外甥太原王亩，幼聪悟，美容范，镒常器重。每曰：“他时当以倩娘妻之。”后各长成，宙与倩娘常私感想于寤寐，家人莫知其状，后有宾寮之选者求之，镒许焉。女闻而抑郁，宙亦深恚恨，托以当调，请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遣之。宙阴恨悲恸，诀别上船。日暮至山郭数里，夜方半，宙不寐，忽闻岸上有一人行声甚速，须臾至船；问之，乃倩娘步行跳跣足而至。宙惊喜发狂，执手问其从来，泣曰：“君厚意如此，寝梦相感，今将夺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将杀身奉报，是以亡命来奔。”宙非意所望，欣跃特甚，遂匿倩娘于船，连夜遁去，倍道兼行，数月至蜀，凡五年，生两子，与锰绝信。其妻常思父母，泣涕言日：“吾累日不能相负，弃大义而来奔君，今向五年，恩慈间阻，覆载之下，胡颜独存也？”宙哀之曰：“将归，无苦！”遂俱归衡州，既至，宙独身先至镒家，首谢其事。镒大惊日：“倩娘疾在闺中数年，何其诡说也？”宙曰：“见在舟中。“镒大惊，促使人验之，果见倩娘在舟中，颜色怡畅，讯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异之，疾赴迎，翕然而合为一体，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正，秘之，唯亲戚间有知之者。后四十年间，夫妻偕丧，二男并孝廉摧第，至丞尉。

　　或许由于世间得不到圆满的解释，使人们的这种想象力有了一定的活动余地，这倒是一件好事。想象力如果运用得当，可以使世界变得美丽。正如在道德生活中，人类智慧被用来将世界转变为一个人类生存所满意的场所一样，在艺术生活中，想象力被用来给平凡、枯燥的世界罩上一层美丽的面纱，使这个世界的脉搏和我们美感的脉搏一起跳动。在中国，生活的艺术与绘画、诗歌的艺术是一致的。正如17世纪末的李笠翁在一段戏文中所云：己观画上山，更看山中画。

　　这种想象在对悲哀与贫困进行忽受之后，将其转化为美的东西，正如我们在杜甫诗里清楚地看到的一样。美存在于茅屋、蚱蜢乃至蝉翼，而且最奇怪的是存在于石头之中。只有中国人才会画一块犬牙交错，凹凸不平的石头，并将它挂在墙上，日日思索与欣赏。这些石头并非威尼斯或佛罗伦萨那些雕刻过的石头，而是崎岖不平，未经驯化的自然之物，仍旧保持其自然状态中强烈的节奏。我们的美的感受也由此获得。我认为这种对一块普通石头的节奏所产生的享受感是中国人优美精致的心态最有说服力的证明。确实，在发现一块普通鹅卵石的美的时候，中国人的头脑是很敏捷的；在设法榨出存留在这个不安全的、气数已定的世界里最后一盎司幸福时，中国人的心情是迫不及待的；这种敏捷与迫不及待的心情互不相让，相辅相成。中国人会将一幅画有孤零零的鳞峋怪石的画，或者一只猫在虎视眈眈地盯着一只蚂蚱的画，挂在自己的墙上，对着它沉思，尽管内战很可能正在他的家门口打响。寻找日常生活中的美，这就是华兹华斯①和中国人想象力的作用。华兹华斯是英国诗人中最富有中国精神的一位。如果雨点打在头上时你也不躲开，你会发现这些雨点是很美丽的。这是明末萧士玮的话。他是在谈论日记写作的非正式文体时说的。不过，这并不仅仅是文学上的结论，也是生活中的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