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它本身可不可以被研究？
江晓原


原载2003年1月26日《文汇报》“学林”副刊

注：题目看似平凡，但是十分关键。如果对此给出否定的回答，那么意味着某种科学研究有禁区，即科学对科学本身不能进行研究；如果肯定的话，则科学可作为一种研究对象，对其进行研究未必只有一种结果，并且是可错的。结果是什么呢？再作一些选择，于是，“魔鬼”就来了。我们发现，恰好是平时一些宣扬科学无禁区的人，此时反对对科学进行研究。他们才是相对主义，逻辑上才不一致。但是他们自己宣称是理性主义者，坚决反对相对主义。据说，江老师由此文跨过了“中线”，步入了“雷区”，受到了一连串“攻击”。（CSC编辑注）


科学：它本身可不可以被研究？

江晓原

一

　　近几百年来，整个人类物质文明的大厦，都是建立在现代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的。我们身边的机械、电力、飞机、火车、电视、手机、电脑……，无不形成对现代科学最有力、最直观的证明。科学获得了辉煌的胜利--这种辉煌是以往任何一种知识体系都从未获得过的。科学也因此被视为绝对真理，甚至是终极真理，是绝对正确的乃至唯一正确的知识；人们相信科学知识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甚至相信它的模式可以延伸到一切人类文化之中；人们还相信，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

　　科学既已被视为人类所掌握的前所未有的利器，可以用它来研究一切事物，那么它本身可不可以被研究？

二

　　正当科学家对科学信心十足，豪情万丈，而公众对科学一见钟情，虔心顶礼之时，哲学家们却也没有闲着。

　　哲学中原有一路被称为“科学哲学”，这是专门研究科学的哲学（类似的命名有“历史哲学”、“艺术哲学”等等）。这些科学哲学家们有不少原是学自然科学出身，是喝着自然科学的乳汁长大的，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对科学有着依恋情绪。起先他们的研究大体集中于说明科学如何发展，或者说探讨科学成长的规律，比如归纳主义、科学革命（库恩、科恩）、证伪主义（波普尔）、研究范式（库恩）、研究纲领（拉卡托斯）等等。对于他们提出的一个又一个理论，许多科学家只是表示了轻蔑--就是只想把这些“讨厌的求婚者”（极力想和科学套近乎的人）早些打发走（劳丹语）。因为在不少科学家看来，这些科学哲学理论不过是一些废话而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和价值，当然更不会对科学发展有任何帮助。

　　然而后来情况出现了变化。“求婚者”屡遭冷遇，似乎因爱生恨，转而开始采取新的策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策略至少有如下几种：

　　1、关起门来自己玩。科学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其规范早已建立得差不多了（至少在国际上是如此），也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在大学里也找得到教职。科学家们承不承认、重不重视已经无所谓了。既然独身生活也过得去，何必再苦苦求婚--何况还可以与别的学科恋爱结婚呢。

　　2、从哲学上消解科学的权威。这至迟在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理论（认为没有任何确定的科学方法，“怎么都行”）中已经有了端倪。认为科学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别的学说（甚至包括星占学）也应该有资格、有位置生存。

　　3、更进一步，挑战科学的权威。科学已经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并且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资源，也掌握着绝对优势的话语权。让我们想象这样一幕场景：在一间众声喧哗的屋子里，一位哲学家试图对科学有所议论，谁知立刻被申斥：去去去！你懂什么叫科学？这里有你说话的地方吗？哲学家当然大怒--哲学原可以研究世间的一切，我们如今就要将科学本身当作我们研究的对象！我们要研究科学究竟是怎样在运作的，科学知识到底是怎样产生出来的。这时原先的“科学哲学”也就扩展为“科学的人文研究”，于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建构论”等等的学说就出来了。宣称科学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用通俗的话说，也就是少数人在房间里商量出来的），并非客观真理，当然也就没有什么至高无上的权威性。

　　第3种策略的激进主张，透着“淡淡的反科学情绪”（刘华杰博士语），不仅理所当然地引起了科学家的反感，也遭到许多科学哲学家的批评（比如劳丹就猛烈攻击“强纲领”）。所谓的“科学大战”、“索卡尔诈文事件”等等，就反映了来自科学家阵营的反击。对于喝着自然科学乳汁长大的人来说，听到有人要否认科学的客观真理性质，无论如何在感情上总是难以接受的。

三

　　在西方，学术的政治或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淡，讲究的是标新立异，各领风骚三五年，因此各种新奇理论层出不穷，原在意料之中。对于“建构论”等学说出现的原因，也应作如是观。上面想象的场景，当然带有一点“戏说”色彩。但是，这些在西方已经有二十多年历史的学说，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首先，科学--以及人类的一切其它知识--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为人类谋幸福，而不能伤害人类。因此，人们担心某种科学理论、某项技术的发展会产生伤害人类的后果，因而要求质疑，展开讨论，是合理的。毕竟谁也无法保证科学永远有百利而无一弊。“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我们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正，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其实也是这个道理。无论是对“科学主义”的质疑，还是对“科学主义”立场的捍卫，事实上都有利于科学的健康发展。

　　其次，如今的科学，与牛顿时代，乃至爱因斯坦时代，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一个最大的差别是，先前的科学可以仅靠个人来进行，一个人在苹果树下冥想，也可能作出伟大发现（这就是关于牛顿的这个传说的象征意义之一）。事实上，万有引力和相对论，都是在没有任何国家资助的情况下完成的。但是如今科学成为一种耗资巨大的社会活动，要用无数金钱“堆”出来，而这些金钱都是纳税人的钱，因此，广大公众有权要求知道：科学究竟是怎样运作的，他们的钱是怎样被用掉的，用掉以后又究竟有怎样的效果。

　　哲学家们的标新立异，不管出于何种动机，在客观上为上述质疑和要求提供了某种思想资源，或者退一步来说，至少也是提供了某种由头。

四

　　“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说，在兴起了二十多年后，大致从2000年开始，许多这方面的重要著作被译介到中国学术界。2001年，东方出版社出版了五本这方面的西方著作：《知识和社会意象》（布鲁尔）、《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语境性》（诺尔－塞蒂娜）、《科学与知识社会学》（马尔凯）、《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巴恩斯）、《局外人看科学》（巴恩斯）。在此前后，江西教育出版社也出版了《书写生物学》、《真理的社会史》、《科学大战》等著作。已经出版中译本的至少不下十几种。

　　与此同时，在中国高层科学官员所发表的公开言论中，也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对理论发展的大胆接纳。

　　例如，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2002年12月18日的讲话（载2003年1月17日《科学时报》）中说：“我们要努力破除公众对科学技术的迷信，撕破披在科学技术上的神秘面纱，把科学技术从象牙塔中赶出来，从神坛上拉下来，使之走进民众、走向社会。……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国民素质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掌握一般的科技知识，开始关注科技发展对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影响，关注科技的社会责任问题。……而且，科学技术在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庞大的社会建制，调动了大量的社会宝贵资源；公众有权知道，这些资源的使用产生的效益如何，特别是公共科技财政为公众带来了什么切身利益。”

　　又如，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前不久的一次讲话（载2002年12月17日《人民政协报》）中也说：“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如果不加以控制和引导而被滥用的话，也可能带来危害。在21世纪，科学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科学技术的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和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加强科学伦理和道德建设，需要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紧密结合起来，超越科学的认知理性和技术的工具理性，而站在人文理性的高度关注科技的发展，保证科技始终沿着为人类服务的正确轨道健康发展。”

　　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科学界、学术界在理论上与时俱进的表现。这些理论上的进步，又必然会对科学文化、科学传播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2002年年底，在上海召开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会后发表的“学术宣言”（载2002年12月25日《中华读书报》），对这一系列问题作了初步清理。随后出现的热烈讨论，表明该宣言已经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文章来源： 原载2003年1月26日《文汇报》“学林”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