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方式偏颇阻碍科技创新

周可真

我国古代科学技术上的“四大发明”至北宋即已齐备，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科技创新奇迹，这多少表明了宋代以后我国科技发展处于相对停滞状态。与同时期西方科技发展相比，后者可谓是加速度地发展，前者却是减速度地发展。如此直到清末，原本堪称世界超一流的中华大帝国便逐渐地被西方赶上并且远远超过了。究其原因，从思维方式方面看，这一时期，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是思辨性演绎思维(理学思维)和机械性归纳思维(朴学思维)，而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则是科学思维特别是科学归纳思维，这种差异无疑是造成中、西社会经济文化等总体发展水平差距越来越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至今，中国社会虽然获得了较长足的进步，但与西方的相对差距仍未有根本性的改观，甚至在许多方面，其差距还在继续拉大。我们切不可满足于表面的和一时的繁荣，而应当更加努力地争取保持中国社会可持续的发展和实质性的进步。为此，我们理应从思维方式上进行改进，因为即使到了今天，我们在思维方式上仍然是思辨性演绎思维和机械性归纳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占据着统治地位，其具体而现实性的表现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举国上下高歌“跟着感觉走”或崇尚“摸着石头过河”的同时，“左”的思潮也是起伏不定。无论是“跟着感觉走”还是“摸着石头过河”，其实质是一样的，都是机械性归纳思维的表现；而“左”的思潮则是思辨性演绎思维的表现。这两种思维方式我国学术界亦有非常明显的表现，最明显者莫过于近一二十年来愈演愈烈的“学术腐败”。

从思维方式上看，学术腐败的实质乃是在于不愿在科学的归纳和演绎上下苦功，只是热衷于思辨性地大量演绎其空洞无物的“虚文”(美其名曰“科研成果”)。可以说，这些年来我国学术界所炮制出来的其量巨大无比而毫无原创性的“学术水货”，基本上都不过是深受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影响而喜好思辨的学者们唯心演绎出来的!

科学的归纳是要求人们到实践中去搜集真实可靠的第一手的感性材料的，并要在足以丰富的这些感性材料的基础上来认真地作“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分析鉴别的工夫，更要运用科学的逻辑思维，严格按照其逻辑规则来进行科学的抽象，还要在归纳出一定结论之后，到实践领域去接受经验的考核，以证实或证伪其既有的结论。一个科学结论——无论是科学归纳出来的结论还是科学演绎所得之结论，其从无到有的产生或形成，不知要经过多少次“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科学认识活动；其得来之艰难，乃可想而知!

于是，我们便可以设想：假使学者们是真心地崇尚科学，就势必首先要在科学归纳上去作工夫；而假使学者们都如此按部就班地从科学归纳做起，并且无论是归纳还是演绎得来的结论，都要付诸实践过程以接受实践的检验，从而以最终证实了的科学结论作为真正的科研成果的话，这一二十年间，中国学术界又怎有可能一下子“涌现”出数量如此众多的“科研成果”来呢？!

什么叫科研成果？真正的科研成果，是经过了实践的检验而被证实的知识!换言之，评价科研成果的标准，应该也只能是实践；通过实践，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证明其是否是真的科研成果，才能判明其品质之优劣或质量之高下。

可是，这些年来，我国各高校、各科研院所又是如何来评价“科研成果”的呢？众所周知，它们基本上都是以学者们的论著在何种级别的刊物杂志或出版社发表来“检验”其“科研成果”之优劣的。正是这种“唯心”的知识检验方法，遂使得学者们热衷于追求其论著所要发表的刊物杂志或出版社的“高档次”，以“证明”其“科研成果”是多么的经得起“检验”，其品质是多么的超群而卓越!也正是中国学术界流行这种唯心的检验方法，遂为传统的思辨性演绎思维广开其市场，而使学者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唯心演绎其“文章”。

可见，学术腐败的思想根源在于缺乏科学的知识观念，不知实践才是检验知识真伪的唯一标准，不知真知识是必须在实践基础上通过科学的逻辑思维并最终回到实践才能获得的。

看来，要使中国社会能够保持其可持续的发展，大力提倡科学的知识观念和科学的思维方法是十分必要的。崇尚科学，要从崇尚科学的知识观念和思维方法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