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学术创新，还是歪曲历史？
——评历史报告《温故戊戌年》

房德邻

　　最近，我看了一本“历史报告”体裁的书———张建伟著《温故
戊戌年》（作家出版社，1999年，以下简称《温故》）。“历史报告”
属于报告文学，我对文学外行，本不应该对它说三道四，只是因为有
的评论说它“消解旧论，倡立新说，言之成理，实属不易”（转引自
《温故·后记》），而作者本人也旨在追求一种学术性，书中不但有
大量注释，而且在行文中一再指出史料根据和史家所言，并且不断地
批评和揶揄历史学家的错误，使这部书俨然成为一部学术著作，所以，
我便想从学术角度发表一点议论。

　　在我看来，这部书并没有在“细敲历史”基础上“倡立新说”，
其所述史事错误太多，对康有为和戊戌变法的评价太偏颇，严重歪曲
了历史。

　　其一，《温故》所述的一些所谓“新说”，如“康梁公车未上书”、
“康有为伪造密诏”、“戊戌政变不是由袁世凯告密引起的”等，并
非作者研究发现，而是采纳了有关的研究成果。这一点书中也有说明，
但作者在采纳了他人成果之后，立即就严厉批评“许多历史学家”的
错误，以至使读者误认为是作者本人在“细敲历史”后“倡立新说”
了。如在《〈密诏〉疑云》一节中，他指出康有为所披露的光绪帝于
1898年9月15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三十日）令杨锐带出的那道密诏是
伪作的，而杨锐的儿子杨庆昶于1908年（宣统元年）呈给都察院的那
份才是真的。他说这个结论是他从发表的“历史论文”中看到的，可
是却又写了这样一句话：“然而，请翻开课堂上讲授的历史教科书，
请翻开许多历史学家撰写的戊戌史专著，请看一看关于戊戌史的数不
清的影视文学，在那里，在整整一百年的时间里，我们看到的，都不
是上面说的那份由杨锐带出的光绪手写的朱谕《密诏》，而是由康有
为墨写的另一份所谓《密诏》！请允许我直截了当地说：那是康有为
伪造的假《密诏》。尽管早在九十年前，即1908年，杨锐的儿子便交
出了真《密诏》，但是我们的许多历史学家还是宁愿相信康有为墨写
的《伪诏》，我直至今天也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读了这段批
评，读者当然会认为“伪密诏”问题是由作者最先揭露出来的了。其
实作者的批评很没有道理，因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有影响的专
著和教材用的都是“真诏”而非“伪诏”。专著如黄彰健的《戊戌变
法史研究》、汤志钧的《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和《戊戌变
法史》、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中国近代史》（1984年版）、
林克光的《改革派巨人康有为》（1990年版）等均引用“真诏”，教
材如李侃等编《中国近代史》（第3版，1983年）、苑书义等编《中国
近代史新编》也都用的是“真诏”。其中李侃等编的为中华书局出版，
现已出到第4版，为高校广泛采用。我不知道张建伟看了哪些教材，以
致得出均用“伪诏”的结论。

　　这里还须指出，虽然80年代以来，很多著作和教材都摒弃康有为
的“伪诏”而采用杨庆昶的“真诏”，但“真诏”说在史学界也还不
是确论。《温故》采用“真诏”并未举出有力的证据说明它何以是真
的，只引用了一条史料，而这条史料非但不能证明其为真诏，反倒证
明其为伪作。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温故》中类似“《密诏》疑云”这样介绍“新观点”、“新史
料”的段落很多，但作者并没有弄清楚那些“新观点”究竟对不对，
“新史料”可不可靠，就进行“加工”、“改造”，洋洋洒洒写下去，
以致将尚在讨论中的学术观点当作“确论”、把伪史料当作“实录”
推销给读者，并据以批评历史学家的错误。这种“创新”的态度，笔
者是不敢苟同的。

　　其二，《温故》的主要问题还是对戊戌变法和康有为的评价太偏
颇，可以说是有意贬损。众所周知，所谓“戊戌变法”主要就是指
“百日维新”，但《温故》没有正面写“百日维新”，在全书的10章
中，只有1章写“百日维新”，而标题是《为渊驱鱼》。我们看它写了
些什么：

　　第1节《改革的太阳亮了》写道：光绪帝在一百多天中颁发了
240多道改革谕令，这种急躁的做法是受了康有为的“不管什么国情的
‘改革速成论’的影响，它理所当然地遭到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那些
强调符合国情的‘改革稳健论’一派的反对。”

　　第2节《抓了一个反改革典型》写道：在变法初期康有为唆使人上
奏弹劾礼部尚书许应?，这是因为他与许应?原有私仇，并想把许应
?弄下台，使自己当上礼部尚书。而事实上许应?是属于时刻都在
“报效国家和民族”的那种人，他不反对改革，只是反对有政治野心
的康有为。

　　第3节《兔子要吃窝边草》写道：康有为为了给他的弟子梁启超谋
得一个好的政治前途，就上奏请光绪帝下令将上海的《时务报》由民
办改为官办，好让梁启超去接替报社总经理汪康年。

　　第4节《王照的苦心》赞扬维新派中的王照主张向慈禧太后妥协。

　　第5节《但闻新人笑，哪管旧人哭》批判官制改革搞得北京大乱。

　　第6节《〈密诏〉疑云》写康有为伪造密诏。

　　以上就是《温故》所写的“百日维新”！按照这里所写，戊戌变
法原来是康有为等一批公报私仇、吃窝边草的兔子和摇头晃脑、呼三
吆四的小儿们不顾国情，鼓吹“改革速成论”，实际是为了实现个人
野心，在朝廷上谋个一官半职，在那里作乱；而慈禧太后等反对康有
为的人才是懂得国情的“稳健改革派”，他们中没有什么道德很坏的
野心家，有的尽是时刻要“报效国家和民族”的人。作者的这个结论
可谓惊人。

　　如果百日维新真如作者所写的那样，那么我们就不能不产生这样的
结论和疑问：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是好事了，因为“稳健派”已杀死、
赶跑了作乱的“速成派”了，“稳健派”又牢牢地掌握中央政权了。
这些“稳健派”既懂国情，又时刻想着“报效国家和民族”，那么他
们应该能把国家搞好了吧？可是结果呢？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
签订，“皇族内阁”成立，清政府倒台。这些被作者视为既爱国又懂
国情的“稳健派”怎么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呢？

　　（此文系摘要，原稿全文将刊于《近代史研究》今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