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科学主义在中国——历史的回顾与批判(一、二)
大仙2008/08/28科学技术学 IP:陕西
唯科学主义在中国——历史的回顾与批判(一、二)
范岱年


唯科学主义在中国——历史的回顾与批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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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0-21 10:59:46)

编者按:近年来,关于唯科学主义或科学主义的讨论又一次在我国学术界兴起。为了让读者对唯科学主义在中国的产生、流行及各方论点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本周刊将分五期刊发我国科学哲学界资深学者范岱年先生的文章。在文中,范先生对唯科学主义在中国的流行及其危害作了历史的回顾,并稍加批判。

1923年的一场大论战

正如李泽厚所指出的那样,这场大论战,“如果纯从学术角度看。玄学派所提出的问题和所作的某些基本论断,……比起科学派虽乐观却简单的决定论的论点论证要远为深刻,它更符合于20世纪的思潮”。可是,在科学在中国有无上尊严的形势下,“这场论战却明显地是以‘玄学鬼’被人唾骂、广大知识青年支持或同情科学派而告终。

唯科学主义在国外是一个贬义词,是对那种把自然科学看做文化中价值最高部分的主张的一种贬称。([1])而有意思的是,我国有一些科学主义者却把这当做一个美称来加以提倡。([2])

关于唯科学主义的定义,国内的学者已作过许多详细的介绍。强唯科学主义是指“对科学知识和技术万能的一种信念” (见《牛津英语词典》)。弱唯科学主义是指“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该被应用于包括哲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研究领域的一种主张” (《韦伯斯特大词典》)。([3])在前苏联和我国,唯科学主义有一种变形,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科学主义”,这是一种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看作是一种“万能的科学”,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的主张。

正如胡适所指出,自清末变法维新以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对它表示轻蔑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4],胡序)可是,在1919到1920年间,梁启超与张君劢等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考察。在考察中,他们深感到,欧洲科学虽然发达,但仍不能避免世界大战的浩劫。由此可见科学并不万能。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应邀到清华学校作题为“人生观”的讲演,认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4],张君劢,“人生观”)

张文发表后,马上遭到地质学家丁文江的尖锐反击。丁称张君劢为玄学鬼,并指出:“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它的材料,在它的方法”。“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4],丁文江,“玄学与科学”)唯物主义者吴稚晖提出了漆黑一团的宇宙观和人欲横流、“两手动物演戏”的人生观([4],吴稚晖,“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得到了胡适的赞扬。胡适本人还提出了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共10条,前9条谈的都是科学的结论,最后一条提出人要“为全种万世而生活”的最高宗教。([4],胡序)这些唯科学主义者都忽视了人生观是有关人生的目的、意义与价值的;忽视了科学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有根本的区别。爱因斯坦说得好:“科学不能创造目的,更不用说把目的灌输给人们;科学至多只能为达到目的提供手段。但目的本身却是由那些具有崇高伦理理想的人构想出来的。……由于这些理由,在涉及人类的问题时,我们就应当注意不要过高地估计科学和科学方法;我们也不应当认为只有专家才有权利对影响社会组织的问题发表意见。”([5],第268页)

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在总结这场争论时说:“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他还相信“‘唯物的历史观’为完全的真理”。([4],陈序)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则认为这场争论“所论的问题在于承认社会现象有因果律与否,承认意志自由与否,别的都是枝节”。他的回答是:社会现象同自然现象完全一样,有其“因果的必然”;社会发展的“最后原因”是生产力,最后结果是社会主义,这就是历史发展中的“天道”。一切英雄豪杰、理想家或天才,只有成为社会变革的“历史工具”,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6])陈独秀和瞿秋白在这里把唯物史观等同于科学,等同于“完全的真理”,等同于社会现象中必然的因果律。其实,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看待社会、历史的重要观点。但马克思从来没有用过“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词,而是由恩格斯创造的。([7],第111~112页)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但他并没有把这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的因果律。马克思在1844年,既强调自然主义,也强调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8])而瞿秋白要人做“历史工具”,完全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方面,成了单纯的自然主义和唯科学主义者。龚育之曾批评郭颖颐,不应该把陈独秀说成是“唯科学主义者”,因为陈独秀既提倡科学,又提倡民主,欢迎德先生和赛先生。([9])确实,陈独秀在1919年提倡过科学和民主,但在一年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把阶级斗争学说作为至高无上的原则,而认为“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10])根本予以否定。所以,郭颖颐说科玄论战中的陈独秀是唯科学主义者,应该说是恰当的。([11],第65页)

正如李泽厚所指出的那样,这场大论战,“如果纯从学术角度看。玄学派所提出的问题和所作的某些基本论断,例如认为科学并不能解决人生问题,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有根本的区别,心理、生物特别是历史、社会领域与无机世界的因果领域有性质的不同,以及对非理性因素的重视和强调等等,比起科学派虽乐观却简单的决定论的论点论证要远为深刻,它更符合于20世纪的思潮”。([12],第59页)可是,在科学在中国有无上尊严的形势下,“这场论战却明显地是以‘玄学鬼’被人唾骂,广大知识青年支持或同情科学派而告终。”(同上[12])

参考文献:
[1]江天骥,“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哲学研究》,1996年第11期。
[2]“我为什么提倡科学主义”,《光明日报》2000年6月28日。
[3]陈广仁、王恒礼,“科学主义的科学发展观及其弊端”,载于《地球科学认识论方法论》,中国大地出版社,2004年。
[4]《科学与人生观》,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
[5]《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
[6]瞿秋白,“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新青年》季刊2期,1923年12月 30日。
[7]贝尔,《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
[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7页。
[9]龚育之,“科学与人文:从分隔走向交融”,《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第1期。
[10]陈独秀,“论政治”,1920年,《新青年》8卷1号。
[11]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12]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7年。


唯科学主义在中国——历史的回顾与批判(二)


(2005-10-31 12:06:44)

马克思主义的唯科学主义(1927~1976)

按照我今天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观察世界的观点和方法,具有重大和深远的影响。但它不是经验科学,它的许多命题是不能用经验证实或否证的。

1927年,国共分裂。国民党取得政权。从1927到1937年,国民党政府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可是戴上科学桂冠的马克思主义却继续得到广泛传播。突出的例子是艾思奇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哲学》,在1934年开始发表,以后合编成书出版。在12年内竟再版32次。([1],第164~165页)有意思的是,国民党的理论家陈立夫,为了与马克思主义相抗衡,写了一本《唯生论》。“他对科学的滥用表现了一种粗劣的唯科学主义变态”,([1],第161页) 其影响显然无法与马克思主义相比。

我本人的经历也可以表明马克思主义、唯科学主义在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影响。1940年,当时我14岁,住在重庆赖家桥,我和住在附近的孩子剧团的小朋友们一起学了《社会发展史》,我也常到政治部第三厅的图书馆去借阅前苏联的和进步的小说,初步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1948年,在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影响下,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浙江杭州参加了革命,也参加了“科学时代社”,([2])这是一个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科学工作者组成的科学团体,有许多大学的理工科青年教师参加。我在这里第一次学习了“自然辩证法”。当时我因为缺乏哲学、科学哲学和人文学科的素养,幼稚地以为:学习了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发展史就掌握了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学了自然辩证法就掌握了自然界发展的普遍规律,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唯科学主义的理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1950年,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给马克思主义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3])这一定义长期为我国许多书籍和教材所引用。这是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典型的唯科学主义的定义。按照列宁的说法,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4])按照我今天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观察世界的观点和方法,具有重大和深远的影响。但它不是经验科学,它的许多命题是不能用经验证实或否证的。政治经济学是科学,但需要与时俱进,需要发展。社会主义学说,在今天看来,还很不成熟,否则邓小平怎么会说我们还要摸着石头过河呢。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是一个伟大的理想,是十分重要的价值观。斯大林把哲学、价值观与具体科学相混同,其后果是不好的。

按照当时前苏联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哲学社会科学是有阶级性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服务的,是伪科学,应予取缔,这方面的教师、专家,不能再讲课,需要改造思想和学习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所以仍可以讲授和学习。但因为西方世界的科学家大都出身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这种观点会渗透到科学著作和教材中去,因此要学习前苏联的先进科学,批判西方自然科学家的唯心主义观点。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1952年4月至6月间,政务院文教委计划局科学卫生处和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先后召开了三次会议,不少原科学时代社社员如孟庆哲、吴征镒、汪志华、何成钧等都参加了。会议后将大家基本同意的结论整理成一篇题为《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的长文,在《人民日报》和《科学通报》上发表。文章中写道:“米丘林生物科学是自觉而彻底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生物科学的伟大成就”,“是生物科学的根本革命”,“它用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它的哲学基础,证明了生物发展的辩证过程”。文章把摩尔根染色体遗传理论打成“伪科学”,而把真正的伪科学(即勒柏辛斯卡娅的细胞形成学说和波什扬的病毒和微生物相互转化学说)当成前苏联的先进科学而加以表扬。([5])又如1952年《科学通报》刊载了6篇苏联科学家批判鲍林的“共振论”的文章,认为共振论是唯心的、反动的、伪科学的。([6])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鲍林却因为这项工作获得了1954年诺贝尔化学奖。老实说,在当时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前苏联先进科学的号召下,许多人(包括我自己)还看不出这类批判的问题的。但在今天反思时,难道还看不出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唯科学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万能的”科学、用哲学来代替科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评判科学的标准)的错误吗?!历史证明,这些批判对前苏联和我国的生物科学和化学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危害。例如,1954年冬,四川农业科学研究所的遗传学家鲍文奎经营多年的培育高品位多倍体品种的试验田被铲除。我国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马肃在1955出版了一部《植物分类学简编》教材,就因为书中批评了李森科主义的错误,竟被批判为反苏、反共、反对共产党领导科学的“罪行”,该书被全部销毁。([7],第182~192页)这些粗暴的行为,对我国生物科学的摧残,是可想而知的。

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双百方针”。8月,在青岛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肯定了摩尔根遗传学是科学,是不同于米丘林生物学的另一个学派。1957年初,中共中央鼓励广大知识分子鸣放。许多社会学家提出了恢复社会学的建议。6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其中“关于社会科学的问题”一节提出了:“首先要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不要以为“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社会科学可言。”“某些学科解放后竟被废除”。“过去研究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学的人很多转业了。”“过去许多课程因为苏联没有就被取消了。”他们建议,“对待旧社会科学应当是改造而不是取消。因此应当恢复的应即采取适当步骤予以恢复”。([8])不久开展的反右派斗争把这个建议批判为“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批判者认为“右派分子企图用‘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办法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所谓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实际上是不科学的。人类历史和社会现象的研究,真正成为科学,是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里才开始”。([9])。这样,曾昭抡、钱伟长和费孝通等许多社会学家都被打成“右派分子”,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他们的善意建议,被看成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毒草”,看成是“向党进攻”。

在1966年开展的文化大革命中,不仅要批判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思想,还要批判前苏联的修正主义,而且要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当时,极端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气氛中,文化大革命成了反人道、反科学、反文化的浩劫。

参考文献:
[1]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2]黄宗甄,《科学时代社和<科学时代>》,《中国科技史料》,1996年第4期。
[3]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0年。
[4]《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41~446页。
[5]《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科学通报》1952年第7期。
[6]见《科学通报》,1952年第3期。
[7] 李佩珊,《科学战胜反科学》,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
[8]《光明日报》1957年6月9日。
[9]《驳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人民日报》1957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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