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消费”得起“科学主义”吗？
辛普里


科学时报，2006年6月15日，B3版。
此为原稿。

我们“消费”得起“科学主义”吗？

辛普里

在世界上各个主要文化中，我们中国人“与时俱进”的意识大概是最强的了。据说连孔子都是“圣之时者”，无论是言语还是行为，在对时机的拿捏上都恰到好处，所以不愧是圣人。所以，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某种说法、做法是否正确，往往并不是脱离特定时空条件的普遍特征，而是严格依赖特定“语境”的。这样看来，中国人倒真还是天生就颇有些“后现代”的味道。

所以，在中国“不合时宜”是种很有效的否定手法。近代海通以来，每当西洋人的新鲜花样传入中国后，无论是否正确、是否先进，不接受的人，主要是那些掌握权力的既得利益者，最拿手的拒绝手段就是“不合国情”、“时机尚未成熟”。无论是德先生、赛先生，还是马克思主义、人权、动物权利、后现代主义、SSK，反科学主义，环境保护，都曾受到这种论调的攻击，尽管这些思潮本身千差万别，甚至互相冲突抵牾。

现在对科学的文化反思好像也交上了这种华盖运了。有人说反“科学主义”在中国也是时机还不够成熟。那意思好像是说，因为科学在中国还不够发达，我们还要养着“科学主义”来帮着我们发展科学，等哪天科学过度发达，科学主义危害严重时，我们再反也不迟。我们现在反“科学主义”，就好像瘦骨嶙峋的人玩命减肥、吸脂一样不聪明。这种说法非常流行，就连现在被称作“反科学文化人”的刘华杰先生当年在坚持科学主义时，玩的也是这种手法。

这种论证方式的本质在于，它认为科学主义本身无所谓好不好，无所谓正不正确，一切都要看语境。按照这种思路，反对科学主义在西方科学过度发达的条件下是有道理的，而在中国这种科学发展不足的环境下就是错误的。这种强调语境的思路，其实本质上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所以，以语境不同来批判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是在用“后现代主义”来对付“后现代主义”。这种思路，确实挺聪明。在这种思路攻击之下，那些强调“后现代主义”真理普遍性的人，立马就暴露了自己的不彻底性，暴露了骨子里残留着的现代主义气质。

可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科学主义如何就有利于科学发展，目前只看到了结论，没有看到什么有力的论证。这姑且不论，就算“消费水平说”的胜利来得快， “后现代主义”的隐患却埋下了。作为观点的一阶的“后现代主义”虽然被从前门轰出去了，可是作为方法的二阶的“后现代主义”却从后门悄悄地溜进来了。所以说这种“消费水平”说，也是一把不好使的“双刃剑”，弄不好还没有伤到论敌，却可能先伤着了自己。

接受了这种“消费观”后，我们突然发现，那些我们不想要的西方货色，固然可以用“消费水平低”理直气壮地拒之门外了。可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却也进不来了。例如，在环境保护问题上，过去也流行这种“消费水平”的说法，那大抵都是为了给先污染后治理的思路来辩护的。最近至少有自尊心的人越来越不太敢公开这样说了，尽管很多人实际上还在那么做，因为都知道这样太理亏了。

又譬如，近来有人用西方的“科学大战”来说明科学主义在西方是个好东西。（当然，他们有意隐瞒或无意忽略了论战中对SSK、后现代主义一方有利的那些证据。）按照上面的那种逻辑，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论证，在西方坚持科学主义之所以还有一定道理，是因为那里的反科学思潮过于猖獗，而中国连谈谈科学技术是双刃剑、科学技术的局限性、宗教等文化传统的正面作用等都很困难，有必要讲科学主义吗？

从科学大战之前，西方反科学主义者确实够“猖獗”的。他们那里竟然有人将科学技术当作反面典型来批判。尤其是让人感到吃惊的是，我们这里连在研究生课堂上都还不能随便讲的内容，他们那里竟然都下放到中小学教材中去了。我们这里在学术讨论中都难以充分表达的观点，他们都已经付诸社会行动了。同样是从事学术论战，西方科学大战中的科学主义者们一般来说并没有对论敌进行人身攻击，没有攻击论敌的政治动机，更没有整体否定对方所研究的学科的现象，甚至就在我们的科学主义者当作批判武器的《沙滩上的房子》一书中也有为严肃认真的科学元勘辩护的文章。因此，是不是应该反过来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消费”西方的科学主义呢？

如果说，在一段时间内西方的反“科学主义”至少在某些局部的学术领域里曾经短时间似乎占据了话语霸权的话，那么中国连西方相关研究的基本成果都尚未全面翻译介绍呢。例如，斯诺的《两种文化》已经翻译20多年了，译本也已经有三个之多了，可是当年与斯诺论战的利维斯的著作迄今仍然没有系统地翻译和介绍。又如，科学大战在国内的介绍几乎是一边倒，迄今为止系统介绍的只是科学主义一方的观点，而SSK的辩护、辩解和反击大多数人却并不清楚。我们只看到SSK一方据说的狼狈和尴尬，而科学主义一方的曲解和引证错误却少有人知。

不客气地说，迄今为止在科学主义问题上，高水准的学术研究工作仍然不足，在此方面争论双方都不够努力。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冷静地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学术工作，至少要把西方学术界的重要研究成果系统全面地翻译介绍进来，对一些常见的基本概念如科学主义和科学精神等概念之间的关系做细致地厘清和界定。而要做到这一点，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大概是必不可少的。科学主义问题不该是一个碰不得的禁区，不应该轻率地将学术不同意见的争论动辄扣上反马克思主义的大帽子，更不用说缺席审判的做法了。

在中国思想界眼下这种“消费水平”下，我们还“消费”得起对“科学主义”实施“关税保护”的政策吗？
文章来源： 科学时报，2006年6月15日，B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