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公众
斯蒂文·夏平


科学与公众

斯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

朱效民译



在历史上“科学”与“公众”这些实体是如何被描述的?这些范畴由什么构成?什么原因使它们相互对立?我们可以依照历史的顺序分析“科学”和“公众”的社会及文化侧面。我们还可以考察一系列展现出来的历史阶段，在这些阶段这两种范畴的界线不断地被构建、毁坏、制订、修改和保护。


引言与概念

当今科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我们能区分，或者说我们自认为有把握区分谁是科学家、谁是外行，科学在何处终止以及其它形式的文化在何处创建。科学家和局外人在这些方面的判断显示出相当的一致性，这一点同样是显著的，极少情况下我们甚至会意识到自己在对此做判定，就好象我们只须看一下样品就能轻而易举地弄明白“科学”和“公众”的概念。即使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在认真考虑科学和公众的范畴时，也往往只倾向于注意这两个已知实体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分析这些实体各自是如何构成的。


本文的任务就是描述和解释这些范畴历史构成的各个方面。基于何种根据， 为了什么目的，在科学文化与其它类文化之间，在自然知识探求者的社会角色与其它社会角色之间划上了分界线？在探讨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将会从感觉良好变成疑惑重重。在讨论结束时，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很可能对“科学”与“公众”实体的认识反不如前。但是，我们将会深深地认识到我们以前想当然的知识是缺乏足够根据的。我们知道的反而少的回报将是理论和实践上的深入研究计划。


我们首先对“经典解释”的内容——当代关于科学与公众的历史关系的一般认识——进行描述。然后考察科学从业者同其它文化类别从业者历史上就形成差异的某些领域，我们将特别关注智力“能力”这一概念的社会及文化相关物。科学实践的某些形式包括那些在世俗文化或者一般知识分子文化中并不时兴的智力技巧的获得和运用。不过，在整个文化大图景中，这种文化上的鸿沟并非科学领域内一个“天生的”或者说必不可少的特征。与广大公众普遍感受和一般能力如此脱离的科学文化的合理性及合法性遭到了一些系统地非难，我们将对此进行讨论。我们还将考察自19世纪中期至末期科学自然主义作为一种工具于科学和公众之间建立现代社会和文化界线并使之合法化的意义所在。科学知识具体内容的产生和鉴别往往取决于判断谁是资深从业者，谁是外行一个。对公众有关自然现象陈述的评价取决于其社会背景，这类小插曲我们也有所描述，我们将指出科学共同体中信任及权威的特殊作用。对科学共同体成员和公众之间交流的某些方面我们试作考察，如科学从业者想从公众那里得到什么以及在具体情况下，如何判断获得那些迫切需要的东西是正当的和明智的。我们将特别关注“自然神学”作为科学文化与世俗文化之间桥梁的作用，以及那些沟通科学知识和公众的媒介物。最后，我们讨论公众和政府从科学家那儿得到了什么。资助的作用以及功利主义者涉足其间的作用也予以了评价，同时对科学和公众关系职业化倾向的社会及文化后果进行了考察。


文化能力与科学和公众之间的鸿沟

我们以及过去的人们区分“科学”和“公众”的最常用的工具是文化能力的概念。科学共同体的合格成员是那些被认为具备相关认知和实际操作技能的人，这些技能为公众所没有。这种掌握技能方面的差异就导致了在公众知道如何去做什么和了解什么与合格的科学研究者能做什么和了解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同。这种能力上的不同当然是一种历史的现象，它经过长期发展形成现在的情形。不过，这种现象在各科学领域的发展状况并不一致，并且其发展也不是线性的和没有争议的。如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指出的，第一个其合格成员与只受过普通教育的公众在理解能力上形成巨大差异的科学领域是数学类科学，包括天文学、光学和统计学，以及数学本身。即使在古代，这些学科的研究人员也不指望那些受过一般教育的人会看他们的著作，或者即使看了，也不指望他们能理解。哥白尼(Copernicus)在16世纪就说过他是为数学家们写的，不是为普通有文化的公众写的。17世纪科学革命中的数学物理学同样不被没有数学功底的知识分子所理解，其创立者也不认为该学科应该被人们理解。一个人要想评价牛顿 (Newton)的著作就必须是一个数学家，传说曾有人怀疑当时有多少人实际真正阅读并理解了《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如果伽利略等人所说的自然之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是真的话，那么科学书籍应当反映这一状况。因而，谈论和阅读深奥的数学和技术术语而非日常用语的能力就成了一个有效的鉴别器，可以鉴别出谁是一个够格的科学人士以及谁不是。


不用说，大致相同的情形今天照样存在，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情形比专业科学社会建制的出现要早的多。这使我们认识到现代科学职业化的状况意味着社会对诸如谁是可靠的自然知识专家一类问题的广泛认同；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自然知识仅仅存在于合格科学家的脑子里或是著作里，也不一定就能推出公众对自然过程及对象的“想法”仅仅是科学家们专业知识的简单化或者非专业化。目前我们有各类团体对自然世界观念方面的大量学术文献，与此相比，我们对自己现代西方社会的“人种科学”的了解和迄今所进行的探求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彼特·波克(Peter Burke)关于大众文化及其与“高级”文化关系研究的计划并没有对科学本身的历史产生较大影响。因而，除了一小部分，但却是令人尊敬的在医学史和社会学方面的工作外，我们对诸如社会上外行人士接受的观念领域、这些观念同科学家持有的观念如何产生可能的联系以及外行人士关于自然的揣测获得了哪些成果等问题知之甚少。塞西尔·海尔曼(Cecil Helman)等医学社会学家的研究有力地表明了现代西方社会的公众对疾病及其原因，必要的治疗措施持有一整套复杂的观念。研究发现这些观念不仅与医生的观念有质的显著区别，而且病人们还据此主动要求医生采用他们认为合适的治疗方案。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公众的科学”还远未达到真正的认识，但是，外行人士关于自然的观念作为历史考察的一个问题，一项应有主题，我们至少可以对其历史状况有所了解。


被责难的文化鸿沟

科学革命时期数学物理学周围的文化鸿沟并非所有科学的普遍特征，也未被广泛认为是科学进程中的必然特色或是一种受欢迎的、合乎客观规律的事物发展情形。的确，一些评论者把公众的一般感受和科学人物的文化之间无法沟通的鸿沟示为后者缺陷的一种标志。16世纪的帕拉塞苏斯(Paracelsus)及其17世纪的大量追随者认为，将官方知识分子从日常生活经验和社会生活中隔绝，从而用神秘的方式进行探求和表述导致了他们所公布的知识是有缺陷的。在帕拉塞苏斯派别看来，真正的自然知识是建立在富有日常感觉经验的积极探索之上的。这就是为什么矿工、实验药剂师和饲养员被认为比大学教授和受过大学培训的医生懂得更多、更好的原因。真正的知识是真正的公众的知识，是通过使用普通社会成员获取知识的技巧得到的。


对科学与公众文化关系的本质及合理性的构建是不断重复的。例如；查尔斯·吉利斯佩(Charles Gillispie)曾描述了法国启蒙运动时激进的雅各宾(Jacobins)是怎样通过指出与日常经验世界的脱离向巴黎《科学院刊》正统牛顿学派的说教及其合法性挑战的。普通的药草医生也用类似的方式批评19世纪的英国，加尔(Ga11)和斯珀茨海姆(Spurzheim)的颅相学追随者对学究气的心理学的科学主张大加置疑：对精神的真正的科学研究应当是，他们认为，以公众能接受的观察能力为基础，而不是以大学教授们经过训练的“反省”为基础。20世纪早期现象学家艾得芒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也证实了一起科学界的“危机”。“伽利略式”的近代数学的理想化实际上不能与现实经验世界相符或者对其进行解释。这类情况人们可以无限地找出实例来。不过基本点应当是显而易见的：科学共同体的知识与公众的知识并行不悖的最基础的一个领域在历史上就已经是一片是非之地了。导致科学家与公众的知识或探求方式相分离的文化鸿沟的存在也就不足为奇了。


数学科学的发展线索代表了文化的一种独特的“私有”(或至少是深奥的)形式，它与普通公众，甚或普通受教育者的经验、能力和理解力相脱离。不过，科学还有另一条发展线索，在17世纪科学革命时期尤其重要，它规定了公众的科学角色。观察和实验科学的传统——多少来自于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哲学构想，并经过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及其同事在早期伦敦皇家学会的贯彻和发扬光大——是一种坚信真正的科学实践有公众参与之必要的科学传统。实际上，在这种具有强烈传统的体制下，培根及波义耳的构想认为公众莅临和参与的缺乏足以表明该研究活动不算科学研究。比如，炼金术就因其闭门造车和其参与者的神秘性而受到严厉指责。经院哲学就是由于晦涩的语言，并且其辩护者拒绝其主张接受日常(及人工)经验的检验而召至批评的；其中一些热衷于将经验科学赋予数学和证明方法的人被人们贴上了“现代教条主义者”的标签，这些人试图将日常经验归人逻辑和几何推理的抽象领地。经验可以检验知识吗?或者感觉上的证据能胜过专门的、非经验的检验方法吗?而这些方法决定了自然 “必须”象什么?或者在“本质上”和“观念上”象什么?


培根的“拉平人们的理智”的目标既有认识论上的也有社会实践上的意义。包括这样一个目标就意味着经验科学中所用的方法和那些日常可资信赖的观察及证实方法真正融合在一起；此外这还意味着科学共同体成员与公众之间的社会壁垒将很可能被轻而易举地得以跨越。据称，适合新研究方式的写作和论述形式可以大大提高公众的理解力。行话、过分炫耀的词语及艰深的术语一般情况下将被抵制，因为正是这种语言风格在科学这个新行当和极想参与其中的公众之间划上了界限。不过，尽管17世纪的评论家们的语言风格强调其科学的公开和大众特色，然而现实却远为复杂多样和问题重重。那些实际参与新试验计划的“公众”是经过仔细挑选和训练过的。没有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可以说能够面向社会所有成员的实践形式。如米切耳·亨特(Michael Hunter)对复辟时代科学的研究显示，即使是广为渲染的新科学的“普及”也必须谨慎从事。而且，17世纪末以来，实验行当又与重新抬头的、具有文化侵略性的数学模式结合在—起了。通常，数学运算，尤其著名的牛顿自然数学哲学绝不会是公众所能参与的；公众的理解能力和参与也并非所说的是保证其了解真相及其权利所必需的，这一点我们已经指出过了。因而，17世纪的科学家们是生活在科学和公众之间内外至少两种关系的张力之中，但这些张力只是偶尔显示出来。


科学自然主义与共同文化环境

19世纪，公众关于自然的观念与那些被认为是正统科学观念之间的分歧被显著地注意到了。维多利亚时代中后期的博物学者运动是以努力从先前连接公众文化与科学文化的那些作为科学思想的原理中解脱出来为特色。赫胥黎(Huxley)和丁铎尔(Tyndall)等人认为自然的人格化、人本化和目的论的观点是公众(或圣职人员)的观念错误：当他们将这些见解强加在自身时，自然的真实观念就成问题了。以人类为尺度，以人类为模型的自然——这更接近公众的一般感受——将被另一种自然所替代，在其中人类及其感受将会回归自然，与其它自然进程，其它 有生命及无生命的一道寻找自己的位置。在近代早期，人是万物尺度的观念构成了一座科学与其它文化形式以及科学与公众言论之间的联系密切的桥梁，但这座桥梁被达尔文(Darwin)和其他博物学家的胜利摧毁了。


博物学家的胜利和系统自然知识世俗化对科学与公众之间关系的影响后果至今尚无系统地研究。R．M．杨(Young)已指出过后果之一是早期连接科学家、教土、外行人员的“共同文化背景”的“破碎”。人们可以猜测到外行人关于自然及其变化活动的感性认识在这种情况下被埋没了，最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世俗科学的胜利存在于其霸道的、具有职业合法性的正统科学家的成就之中。不被正式科学共同体所认可的自然的认识并不非得一定去除，如P．M．特内尔 (Turner)的研究指出，只要不引起公众争议和没有政治交易就足够了。


这种埋没的一些情况在吉利恩·比尔(Gillian Beer)关于进化学说用语的研究中已讨论过了。她指出一个明显的矛盾之处，即19世纪一些主要的阐述纯科学概念与公众谬误分离开来的书实际上是为“受过教育的读者”写的，并且采用的是自然科学家和受过教育的公众共同使用的语言和一套文化假设。再者，随着19世纪及20世纪公众对达尔文进化思想的日益接受，一种对进化过程的目的论观念仍极有市场，尽管有关科学家一致认为该观念显然是不对的。这也许是公众语言保留了目的论、人本化、人性化宇宙论(公众语言由此形成)根深蒂固的残余所致。从科学陈述被隐含在或似乎隐含在普通公众语言中的程度来看，问题也许只是个别现象。一方面，科学家们会觉得一些科学概念显然不可能用公众的语言来表达，另一方面，科学家使用公众语言的努力会包括一些隐喻和比拟手法，但他们对由此而产生的回应却不能期望得以控制。每一种情况下，科学与公众文化的差异都会导致在说明谁的性质不大明确、谁的处理方法不很清楚时产生严重问题。不学习专业术语和科学共同体的语言内涵，公众能理解科学吗？所有“普及”科学的努力都注定要失败或者是骗人的吗？现代科学与其公众是被他们拥有共同语言这一错觉分离开了吗？


科学的证据与公众信任问题

科学共同体与公众关系问题的本质至少可以追溯到系统经验科学的起源上。实际上，这些关系在经验知识之中均可以找到，它们暗含在什么是知识的判断之中。在17世纪经验科学的理论和实践中，人们已认识和提出了有关社会关系的基本问题。若是如坚持要求的那样，眼见为实是正统科学研究的标志，并且假如象实际需要所规定的，一个人的大部分知识应当建立在证据和可信的基础上，那么一个人怎样来评价经验现象和过程的证据呢？在这方面谁可以值得信赖和委任呢？尽管解决由证据引起的实际问题的各种办法早在17世纪就有了，然而大部分问题还是通过部分公众日常所用的可信任标准来处理的。例如，一个人可能相信一个绅土的话——不管是在科学方面还是在一般社会生活方面。到了18世纪，尤其在法国，科学事业开始显露出鲜明的特色。在巴黎，科学院这种明显的科学建制成为科学家与公众之间至今仍有的差异的形式和标志。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样的报告可以算作知识，进而如何解释自然事实一类的问题就只能根据这些报告是出自自然科学共同体还是出自公众之中来确定了。韦斯图姆(Westrum)曾记述了发生在18世纪中后期法国的一件很有意思的小事，科学家们对于公众中流传的有关“陨星”降落的报告全盘否定，他们普遍认为这些现象根本不存在，根据是那些门外汉们是容易轻信的、没有受过训练的观测者。这类情况今天仍然存在。公众对自然界的看法若与科学家们认为正确或者有道理的看法相冲突的话，科学共同体对其一般是不会认真考虑的。如果采取相反的做法，代价当然会很大。实际现实需要采取过滤的办法，选择一些科学家们会积极考虑的看法。不过，这种区别的后果是将科学的新发现同公众的知识区分开了，理由是这是科学家们的专属地。更多的公众和科学共同体之间认知结果不同的例子可以随意找到。当然共同的问题是明确的：会员与非会员资格在科学共同体内仍在被继续讨论着。科学共同体(及其各类团体)和公众(及其专门机构和有关团体)仍在继续确定各自的身份以及确定分离他们二者的差异的实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要确定什么可以算作知识以及探求它的正确方法。


科学家想从公众那里得到什么以及如何得到：合法地位问题

当科学共同体的成员向广大公众明确自己的身份时，他们想得到什么，打算怎样得到呢？在历史上，当科学本身既没有建制化，也没有被认为是一项有价值的事业时，科学共同体成员一般只希望公众承认其合法地位。他们希望公众认识到系统地探求自然知识是一项可以接受的，在观念上值得赞赏的活动；其成果是无害的甚至是有益的。这种认识被看作是科学家达到其自然目标——如无私利地追求知识以及认知和操作技能的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但在科学的前建制阶段这类价值观及合法地位必须去争取之后才能得到。R．K．默顿(Merton)1938年的关于17世纪英国科学与清教主义关系的论文就主要讨论了科学与公众在这方面的问题。默顿指出，英格兰的业余爱好者及自然哲学家们通过赞扬科学与主流文化模式及其思想情感(在此是指和清教徒的宗教观点)的和谐来为新科学争取合法地位。科学的代言人指出，系统地探求自然知识与宗教并无对立或不相容。实际上，通过研究上帝的自然之书对达到宗教目的跟从事更多的宗教活动一样有效(甚至更有效)。


17世纪之后，包括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们继续通过“自然神学”向公众维护其事业的合法地位，这种“自然神学”断言通过对自然进行科学研究以及公众对科学成果的应用将会大大有利于正统宗教行使其职责。假如宗教当局以及接受宗教教规的公众能够被说服科学在这些方面是有用的，那么科学所急需得到的合法地位的承认就可能有保证了。从波义耳讲座(始于1692年)到1830年的布里奇沃特条约，自然神学文化是科学家向公众演讲和宣传科学活动可能带来文化及道德好处的主要工具之一。科学和公众之间这些活动的一个结果是在具有这些倾向(如目的论)——这些倾向被认为对公众的宗教信仰很有必要——的科学文化中形成了堡垒。只有19世纪60、70、80年代蓬勃兴起的科学自然主义运动才能摧毁自然神学文化。科学共同体对公众宣传的另一种观念流行开来，以图获得另一种急需的东西。如我们已看到的，一种不再支持宗教教义的世俗化的自然展现在了公众面前。确切地说，公众及其它文化人员被告知他们不应对这种世俗化的自然怀有道义上的情结。科学家们(现在最好这样称呼)是唯一在此世俗化的自然领域中具有合法兴趣，并且具有合法权利表态的内行。公众得知有望从权威科学家的科研活动中得到潜在的功利好处(实际上，公众被告知他们早已在享受这些好处了)；同时，公众还被指教他们所能扮演的唯一合适角色是促进和支持自主科学家判定的研究计划和设想。如果公众执意干涉科学共同体的自主性，那么他们将无法得到科学可能提供的好处：他们将会杀死下金蛋的鹅。知识的客观性将会受到损害，并且也将得不到那些只能来自客观知识的有用成果。于是，更加温顺的公众与职业科学家的角色及由其操纵的世俗化自然共同出现了。


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交流渠道

直到19世纪，一般说来连接公众和科学成果的渠道仍然是不清楚的。我们知道某些自然神学活动是向专门的团体宣讲的，现在我们已了解到自17世纪至19世纪在相对较广的科学团体和机构范围里科学听众方面的一些知识。不过，我们对代表面向更大范围公众的科学成果或者符合公众意愿的科学成果的刊物读者情况知之甚少。卡尔·哈伯尔(Karl Hufbauer)的工作是几个为数甚少的系统尝试之一，他通过18世纪德国一些化学刊物的定购单来弄清已知的科学 (及准科学)工作的读者情况，然而，科学史家对与罗伯特·丹顿(Robert Darnton)关于百科全书和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关于印刷业及哥白尼主义研究有关的出版读物的研究情况至今尚无一致的反应。我们需要对沟通科学与公众的方式进行更多地研究，这绝不是因为这些方式的规定和类别可能会对公众的科学认识及其职业产生重大影响。


17世纪，象伦敦皇家学会的《哲学汇报》以及《学者杂志》等刊物在有哲学兴趣的广泛群体内传播科学信息和思想，尽管当时大量的科学交流仍是通过信件，印刷业也并未介入。人们不应该忽视17、18世纪科学行当的人与行外人在诸如咖啡厅、酒菜馆、交易所等公共场所面对面的相互交流。18世纪，在英国巡回演讲者应公众需求展示了科学的景象，切夫(Schaffer)曾指出起始于莱顿瓶的公开展示自然现象与神学上的对隐藏于自然中的上帝威力的夸张描绘，二者作用何等相似。18世纪及19世纪早期，面向公众传播知识的印刷物种类大大增加了：在英国《女士日记》(创始于1731年)和《男士日记》(创始于1741年)是进行数学交流的重要刊物；《绅士杂志》(创始于1731年)包括了医学信息方面的重要内容，《爱丁堡评论》(创始于1802年)则是19世纪英国大发行量刊物中的第一家，它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中为科学进行了定位，并且该刊物充满争论的政治及宗教色彩向读者提供了科学含义的不同解释。R．M．杨已表明通过19世纪的综合刊物在科学地位的转换过程中普通文化背景的蛛丝马迹是如何找到的。


科学的分化和专门化意味着科学知识在普通文化中不再拥有想当然的地位。不过这种分化为明确科学“普及”提供了机会，也为用来传播不易得到或者比较难懂的科学知识给部分公众的文学形式提供了机会。自18世纪末，特别在英国和美国，出现了一个兴旺的行业，致力于生产和传播大量“大众化的”科学读物、小册子和刊物，范围从低年级孩子的道德教育型小册子到手艺人及产业工人的简单易懂的技术手册。关于这些不同普及活动及其提供的对自然和自然知识描述的目的的评价工作才刚刚开始。在我们这个世纪，报纸、杂志和非印刷媒介，特别是摄影、无线电、电视、电影及博物馆展览，在促成公众形成(和体现)对科学、技术、医学感性认识的作用方面仍有大量工作未做，对“科幻小说”在科学共同体和公众关系中所起作用的认真研究同样是缺乏的。


科学知识自中世纪大学建立以来就已成为其课程的基本内容了。但是，能上大学，甚至能进更开放、更容易上的学院的公众也毕竟是少数。19世纪“教育化”社会的发展，以及科学知识与学校课程的融合，为科学与公众的关系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英国，民办成人学校(机械学院)从1820年起就为技术工人进行了几乎全面的科学训练，但直到19世纪末期以及本世纪，英国、欧洲其它地方及美国的孩子才接受了含有重要自然科学及数学内容的义务教育。这种科学扩散的实质及效果还需详细研究。不过，由于学校显然成了当代公众科学知识的主要源泉和科学家如何去保卫其知识的地方，因而引起了科学史家们的积极关注。将科学置入权力结构，如课堂，也许会对公众从科学及科学知识获取的方式上得到企望的确定感觉具有深远意义。这种感觉是否完全与科学的真实性相对应则是存有争议的。


公众想从科学那儿得到什么及如何得到：赞助人和政府

假如科学共同体想从广大公众那儿得到的主要是承认、合法地位和支持的话，那么公众想从科学家及其创造的知识中得到什么呢?公众的这类兴趣会对科学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如已指出的，被说服科学是潜在有用知识的公众也许会要求得到许诺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公众的需求与科学共同体确定和开发这些需求的历史工作并非不相干。)公众也许希望看到科学家积极关注和满足技术、经济需求方面的研究。默顿论文的某些方面也讨论了科学与公众兴趣之间的关系及其对科学研究的影响。默顿提及了一些赋予17世纪皇家学会的科学进展以鲜明特色的“兴趣焦点”。他发现，科学的注意力并非任意散布在所有理论和问题领域，实际上，这种注意力集中在某些特定理论领域，这些领域，默顿指出，与迫切的技术、经济问题有着极为显著的关系。17世纪英国的部分公众逐渐认识到科学具有他们想解决的经济和军事难题的答案。鉴于此，科学家们也发现优先在这些领域进行研究是明智的、有利可图的、或是完全有趣的。


从文艺复兴开始，包括18世纪，联结科学与公众的最重要的社会链条之一是资助活动。对科学家来说，在相对缺乏牢固的建制化的职位及专业组织的情况下，个人资助对科研工作的作用就很重要了。这种资助为科学家提供了后援、金钱和奖励，使其免受恶人之害，并提供了探索的主题、研究的方向。对科学资助活动的研究仍落后于对纯粹艺术和文学中资助活动的评价研究。我们需要对科学家个人与其资助者关系的结构及影响做更多地了解，如伽利略与梅迪奇 (Medici)，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与约翰·卡特勒(John Cutler)爵士，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与卡文迪什(Cavendish)家族，卡西尼(Cassini)与科尔伯(Colbert)，莱布尼兹(Leibniz)与居尔夫斯(Guelphs)，威廉·赫舍尔(William Herschel)与乔治三世(GeorgeⅢ)，普利斯特列(Priestley)与谢尔本(Shelburne)以及居维叶(Cuvier)与泰西耶(Tessier)。资助关系从实质上说基本是非正式的、没有统一标准的。合同的条件或许是明确的、或许是随意的，资助者的兴趣对受助者研究工作的影响也许很大，也许根本没有(实际上，或许受助一方真正支配着二者的关系)；或者说公众的兴趣与大范围里的资助者相对应。牛顿显然将其追随者的注意力牢牢拴在其哲学难题上，他对政府和大学的影响使得其资助令人羡慕无比。18世纪早期，詹姆斯·布里奇斯(James Brydges)，尚多斯(Chandos)的第一位公爵，操纵着一个公共资助的庞大王国，对德扎古利埃(Desagulier)、约翰·基尔(John Keill)、理查德·布莱德雷(Richard Bradley)及其他许多人的应用科学研究产生了影响。达尔文出现在“贝格尔号”上是资助的直接后果，也是公众对建立帝国感兴趣的间接产物，尽管那次任命的科学上的结果与导致其产生的公众期望没什么 相干。


在18世纪的苏格兰，资助关系并人一种更加广泛的关系之中，在其中某些社会方面的文化领导权被科学家们所承认，并对科学研究的方向和性质产生了影响。在这种情形下，苏格兰低地土地拥有者中实力雄厚的进步人士说服科学家若进行有关水陆地域方面的科学研究将会资助他们取得更多的成果、收益和佣金，这促使苏格兰科学家把研究集中到了地理学、矿物学和气象学方面。C．J．劳伦斯(Lawrence)曾指出，公众对阐释苏格兰社会状况和使社会秩序的某些类型合法化的关注，对18世纪苏格兰低地的医生及生理学者产生了影响，致使他们对人体组织及其神经系统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观点。


自18世纪，资助系统逐渐被专业化的(常常是官方的)职业组织和公众与科学之间的正式关系所替代。现在是政府代表公众发言了(或是声称有合法权利代其发言)并表达公众在科学研究中的兴趣所在。这种政府事务在不同国家环境中原因有别，发展各异。在英国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里，资助的持久性及科学和政府之间多元广泛联系的持久性是显而易见的。在法国，旧的制度在科学和经拿破仑改革而带有新特色的政府之间有效地建立起了体制结构和联系渠道。普鲁士政府给科学家规定了主要任务，这实际上是官僚政府插手大学改革的副产品。

然而、在美国却恰恰遇到了困扰现代科学与公众关系的最头痛的问题之一。科学共同体一直，包括19世纪，对公众的支持主要集中在实用领域而存有争议。科学共同体不断强调，纯科学将最终结出应用科学和经济利益之果。但在一个民主社会，政府只有在这些领域而非其它领域花公众的钱才是正当的。接受公众的金资资助者必须对公众负有责任。(在19世纪中后期，政府支持一项不能保证于国家福利有所裨益的计划会遭到大量符合宪法的反对，并且那些有用成果不被公众及其代表接受的科学研究要想得到资金也依然困难重重。)公众资助科学的条条框框也给他们自身带来了许多烦恼。对公众负有责任的要求显然与科学的自主性极不相容，这种自主性，科学家们说到，是科学健康发展的条件，也是产生客观知识并因而产生出作为技术革新之根本的知识的基础所在。现代民主社会科学与公众有可能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这些矛盾部分来自于学术组织结构，历史上科学共同体曾用其向公众表明身份，部分来自于一个特殊机构(科学)与公众相关机构之间约定的后果，后者在物质上的兴趣与前者可能相异。


整个19、20世纪，尤其二战以后，政府资助科学的规模大大扩展了，并且任何领域都无法同与军事利益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领域里的资助规模相提并论。很难想像科学的社会建制若同其军事纽带脱离会是个什么样子。这些联系纽带对科学共同体的影响，包括科学家公开声明的开放性原则至今极少有人研究，对公众关于科学本质、自主性及其价值认识的影响后果的研究同样很少。假如金蛋爆炸了并把放射性同位素撒在了田野上，那么公众意欲对那只在历史上就一直声称金蛋属其所有的鹅采取过激行动也就不难理解了。



作为科学主题的公众议程：结论

在历史上，公众一直想从自然知识中得到比技术和经济功利更多的东西。大自然在传统上是一个剧场，其中上演着道德歌剧；也是一间课堂，从中可以学到道德课程。一个从社会角度说(或从技术角度说)有用的自然一直被那些肩负描绘其图像之重任的人所探求。不过，这里不仅是轻率的，而且也是不太准确地泛泛谈了谈“公众的”利益。如同经济商品，道德商品的观念也必然把公众分成了不同利益集团。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低教派英国国教徒的辩护士们需要一个有道德应用价值的自然观念，在其中可以看到上帝的积极参与；然而他们的自然神论反对者们却需要一个看得见的自给自足的大自然。科学的这种道德应用将公众分成了两派，即完全或部分地赞同和反对牛顿的自然哲学。19世纪，因对什么可以看作是古生物学及地层学的事实而持对立态度的不同地质学，在自然领域及其在宗教、道德论证方面采取不一样的投资来迎合各类公众。或许公众对系统的科学研究最有名的曲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一部分公众拒绝达尔文关于道德和宗教理由的自然主义发现；另一些公众则紧抱着该教义同时争论着它对人类及道德秩序的意义。


达尔文主义的胜利及自然主义运动的部分胜利标志着公众在科学知识组成方面抱有兴趣的时代结束了。随着自然的世俗化，科学与公众的关系，如前面提到的经典解释，已彻底改变了。一种视自然在道德上无价值的文化为那些世俗自然解释的职业关注者和那些只关注道德的普通公众之间的差异限定了条件。近代公众与科学图景的框架及科学家研究的思想内涵没什么相干。当然，反之却非如此。19世纪末优生学运动提供了社会秩序的一种自然主义解释，这也是20世纪末社会生物学家们的一项研究计划。公众议程的自然主义理论并不限于特定的生物学方面：许多，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现代社会科学是建立在如下一致的观点上，即应当对社会秩序与公众利益的形成进行自然主义的分析。自17世纪以来，不会再有更具说服力的证据表明科学与公众关系的变化。哪里公众一旦在获取科学知识方面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哪里现在就会达成广泛的一致：公众生活是自然主义科学探究的合法主题。



注：本文发表在《科普研究》1999年第1期，37-47页。译自Steven Shapin , Science and the Public , in R.C. Olby , G.N. Cantor , J.R.R. Christie and M.J.S. Hodge ,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Modern Science , London: Routledge , 1990 , pp.991-1007.



English title:

Science and the public

Written by Steven Shapin, translated by Xiaomin Zhu,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No. 1, 1999, pp.37-47


Translated from Steven Shapin , Science and the Public , in R.C. Olby , G.N. Cantor , J.R.R. Christie and M.J.S. Hodge ,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Modern Science , London: Routledge , 1990 , pp.991-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