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文

保守的出版界：扼杀了创新

在西方学术界有一个广为流传的箴言，那就是：“不出版，就死亡。”任何学术成果，要让人们知晓，流传开去，就必须出版；不出版，即使是脑子里装有“相对论”，也如同肚子里的饭菜一样，最后只能被自己消化掉，变成垃圾。所以，西方国家的学者十分重视公开出版（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有些学者即使研究不成熟，也会抛出自己的想法，让大家评议、批评。如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30多年前提出了著名的黑洞理论，可是现在他自己又否定了该理论，而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在最初发表时，其数学推论则完全错误。西方的学术刊物相对较为开放、前卫，什么东西都敢发表。如“恐龙死于打屁”、“雷电与睾丸有关”等等，都出现在刊物上。因此，在西方的一些学术刊物上，有许多论文都是毫无价值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研究，即使像美国《物理评论》这样的著名刊物也不例外。正是西方人的这种出版理念，才导致了他们的创新成果层出不穷。
科学研究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地“试错”过程，学术刊物就是这个“试错”过程的忠实记载物。如果不允许刊物犯错误，那么就不可能有创新。因为：
（1）任何重大的科学创新，首先都不是以一个十分完善的体系出现了，最初她不免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甚至一半是对的，一半是错的。如果编辑对论文吹毛求疵，那么许多重大创新研究将永远不能面世。
（2）许多有重大突破的研究，都有一个或几个凡人难以理解的“坎坎”或跳跃，用一般的思维和逻辑是不能解释的，甚至有与现有理论严重相悖地方。如光电效应中的量子概念，狭义相对论中的光速不变假设等等，都与人们的惯有思维不符，也没有什么直接证据。这样的创新研究，大部分人包括编辑是一下子难以看懂的，据说，相对论问世时，全球只有7人理解她。如果编辑们对他们看不懂的论文都予以枪毙，那么相对论便永远见不了天日。
在西方国家，有一种“宁愿发一千篇错误的论文，也不愿扼杀一篇创新研究”的环境，而在我国又恰恰相反，编辑们“宁愿扼杀一千篇创新成果，也不愿发一篇有错误的论文”。不仅如此，我们的刊物还表现出十足的霸气：

——钱迷心窍：要发表，拿钱来；要出版，买书号。

——只许州官放火，不让百姓点灯：作者要是一稿多投，又是点名批评又是封杀；可许多刊物从不向作者打招呼而私自转载作者的文章。
——盛气凌人：许多刊物要求作者在向其刊物投稿后一个月或三个月甚至半年不得再投他刊，而在此期间刊物不给作者任何音信，常常耽误了作者再次投稿发表的时间。

在我国出版业是特种行业，更是垄断行业，个人出版很难，而且成本很高，譬如要出版一本20万字的书，大陆需要经费2—3万元，而香港则只要几千元。所以，在多数情况下，研究者要发表其成果，不得不仰仗刊物和出版社。而保守的、霸气的、低水平的出版界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他们宁愿不出成绩，但求不犯错误。我们的许多创新萌芽、创新的成果，都被那些不负责任的编辑们扔到了纸篓里，扼杀在未出生前。因此，中国缺乏原创成果，最大的祸首当是出版界。

不畅的人才体制：使创新难以萌发

人才是创新的关键。在学术研究方面，一个具有创新意识的人胜似一所大学或一个研究机构。丹麦出了个玻尔，创立了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成为当时世界原子物理研究中心，诞生了一个哥本哈根学派。但是，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所谓短，就是专业不对口，兴趣不在此，不胜任此工作。如果用其短而避其长，那么一个人是不可能取得成果的。
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大学生或研究生毕业后找到工作，对用人单位的了解到只是间接的、表面的，大多数人对用人单位的研究方向、学术环境等都不是很清楚。及至到用人单位报了到，向用人单位提交了档案或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现了该单位不适合自己想跳槽时，却怎么也跳不出来，比鲤鱼跳龙门还难。有的单位压档案，有的单位要交一笔钱才能走人。结果，许多人只好将就着过，在自己不愿意呆的单位干一辈子自己不喜欢的工作。

与此同时，有的研究单位想要的人进不来，而不想要的人上级或领导硬是往单位里“栽”。这就是目前我们“用人的不管人，管人的不用人”的体制。
由于人才流动不畅，于是，导致学农业的去搞历史，学政治的分到了物理研究机构……一大批人才被白白地浪费了。让一个对天文学毫无兴趣的生物学博士去研究恒星物理，无异于叫一个文盲去当秘书。

从绝对数上讲，我们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和研究员、教授有很多，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媲美，但是，我们的人才中真正能够搞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的人极少，许多人是在混日子。他们不可能出成果，不可能进行创新。而一些西方国家，由于人才流动畅通，流动频繁，所以绝大多数人最终都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工作或合适的岗位。因此，从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方面来看，中国的人才是极其有限的，可能还抵不上只有几千万人口的法国。

因此，完全可以说，我们的许多人才被我们的人才体制给谋杀了，是活着的死人。

幼稚的学术批评：破坏了创新的社会环境

国人向来都十分谦虚，自己骂自己扁自己都无所谓，但是许多人就是不喜欢他人对自己说长道短、提出批评，这是我们性格的弱点。而我们的学术批评却偏偏找国人的弱点捅，在批评他人时总是毫不宽恕，甚至上纲上线，偏离学术批评的主题。主要表现为：

1.批评人而很少批评学术观点或理论。首先，从被批评者的社会背景，一贯表面开刀。如果此人没有文凭，或在生活等方面有不足之处，或者以前从未发表过像样的论文，那么就可以断言他的观点或理论是不正确的；

2.看洋人的脸色说话。如果外国人对被批评者的研究或理论不感兴趣，或者外国根本没有类似的研究，那么此研究或理论肯定是有问题或没有前途的；

3.吹毛求疵找毛病。如果被批评者的文章中有一句话错了，或者引用某些观点的出去、时间不对，那么此论文一定是毫无价值的；

4.动辄打棍子。如果被批评者的文章有错误，那么他一定是在搞伪科学，存有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想骗起荣誉等等；

5.发动社会对被批评者进行学术扼杀。如果被批评者的文章确实有错误，或者其研究大多数人不赞同，那么就有人质问：“这样的文章怎么会出笼？”甚至要追究编辑或刊物（出版社）的责任，弄得大伙都人心惶惶。

学术批评也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它对于促进学术发展和繁荣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健康而又活跃的学术批评，错误的学术观点或理论就会充分暴露其错误，正确的学术观点或理论就会在批评中溅出火花，显现出真金本色，为大众所接受。

创新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就取得成功。所以，学术批评要从善意的愿望出发，保持一定的宽容度。学术批评除了揭露错误外，还应保护创新者的积极性，为作者进一步研究作指导、提建议。然而，目下，我们的学术批评要么和和气气，死水一团，要么如市井泼妇，骂得不可开交。所以，中国缺乏科学创新，学术批评也难咎其责。因为正是批评者们的捣乱破坏了应有的创新环境。

被组织的科研：拒绝理论创新

科学创新的关键，是研究者能够凭自己的兴趣不受任何约束地进行学术研究。然而，在我国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被组织的。首先，研究者要按照上级管理机构所列的研究项目进行申请，纳入笼子，否则将得不到研究经费。其次，就是用了研究经费后，要向上级管理机构交账，有什么成果，譬如开发了什么产品，申请了什么专利，发表了多少论文，至于这些产品有没有人要，专利有没有人买，论文有没有什么价值，谁也不会过问。这样，研究者的思维和活动都被规定的项目和追求立竿见影的成果牢牢套住。

美国有位生物学家，写了一本很畅销的书，叫《自然的秘密》。在书中，他写道：“只有被组织的技术，没有被组织的科学。”综观解放以来我国所取得的成果，无不都是技术成果。从我们津津乐道的“两弹一星”，到最近的载人航天，都是技术成果。差一点就让我们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其实也是技术上的突破，并非什么重要的理论发现（因为牛胰岛素的结构和化学成分都很清楚）。

由于研究的被组织，即使纯理论性的东西也成了技术攻关，最典型的就是层子模型理论的研究。在文革时期，我们的层子研究受到了领导们的高度重视，组织了大量的有才华的物理学家甚至大学生参与。大家在一个“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思想的指导下，寻找技术上的突破口，结果还是没有取得突破，让别人的“夸克”抢了先机。

搞一些像“863计划”那样追踪国际前沿的研究也未尝不可，但是如果所有的研究都要列计划，那么无异于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因为列项目计划，首先要有眉毛，也就是说那个研究有人在搞，没有影子的东西是列不出来的。这样列出的项目多半是技术研究，即使我们能够取得突破，也可能是为人作嫁。20世纪80年代末的超导研究就是这样，我们的科学家在世界上率先把陶瓷超导的温度提高了一大截，但是最终或诺贝尔奖的是首先发现陶瓷超导的人。

大陆至今没有人获得诺贝尔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许多重大突破，都是技术突破，而任何技术突破只是短暂的，最终会被更先进的技术所取代。但是，纯理论的突破则不然。理论的东西都有一个逐渐被证明，慢慢被接受的上升阶段，其生命周期大大长于技术发明。

解放前，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我们的科学家都能够做出重大科学发现，如王淦昌在40年代提出K-俘获验证中微子存在假设的实验方案，美国物理学家阿伦根据这个方案第一次确切地证明了中微子的存在。其原因就是他们有自由研究环境。

所以，目下，我们的科学创新匮乏，与科学研究的被组织有着直接的关系。

虚假的学术权威：压制了创新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者一个专业的学术人才、水平和环境构成了其学术的生态体系。在这个生态体系中，学术权威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首先，学术权威的成就代表者该地区、国家或专业的学术水平，是该地区、国家或者专业的名片，人们对学术权威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对某一专业或国家的看法。如提到德国的哲学，我们就想到了黑格尔，提到日本的物理学，就会联想到汤川秀树，提到台湾的科学，脑海中就会浮出李远哲……

其次，学术权威的思想、研究方法、是否有创新精神等等都将影响该国家、地区或者专业的学者。如果学术权威思想僵化、保守，那么该国家、地区或者专业将普遍思想僵化、保守。

再次，学术权威担任着培养和发现人才或科学成果的重任。任何创新人才都需要权威的提携，任何重要的发现都必须得到权威的承认和推荐，才能更快地大家所接受。爱因斯坦这位天才，如果没有普朗克、爱丁顿等科学家的推荐、支持，那么他可能和魏格纳一样，到死后，其理论才能被人接受。倘若没有华罗更的发现和提携，陈景润便不可能把哥德巴黑猜想的证明推向一个新的水平。

然而，现在的一些所谓学术权威，真才实学不多，却喜欢占山头，拉派系（这种派系非学术派系，而是政治、宗头派系），对自己的弟子、合作伙伴，在研究、评价上，几乎是无原则的支持，而对于其他人则予以打压，尤其是对与自己学术观点不同的人不能容允。结果，大家各自为政，学术观点得不到交流，科学研究上的千里马得不到发现。

有一位哲人说过:如果让一只兔子带一群狮子，那么所有的狮子都会变成兔子；如果让一只狮子带一群兔子，那么兔子也会变成狮子。我们的学术权威多数是兔子，所以，科学研究队伍中兔气十足。

如果我们的某一个专业或学科，在国际上没有地位，处于三、四流水平，那么这个学科的权威或带头人就是不称职的。如果他不称职还在那儿自以为是，指挥着我们的研究，对别人的研究说三道四，那么他就是十足的障碍国家创新的罪人。

富人的缺位：民间科学创新基金匮乏

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人员之所以能够毫无后顾之忧进行自由的研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能够比较容易地获得一些基金的资助，而且很多都是民间设立的。例如，在美国，各种研究基金五花八门，几乎应有尽有，有研究兽类语言的基金，有专门为研究同性恋提供资助的等等，这些基金都是有钱的私人建立的。更多的是许多企业开办研究所，为科学家提供优厚的条件，让他们自由的从事各种研究。
在我国，除了国家队——国家资助的大学和大研究机构外，很少又企业建立的研究机构，民间资助的研究就更少。有一年，在武汉某大学举办了一个国际性的激光学术研究会，中国参加会议的学者几乎全是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的，而国外参加会议的人员90%来自各大公司，有些外国学者即使在大学任教，也是受企业资助代表企业来参加会议的。

中国人现在已经富起来了，玩足球、请国际国内明星来抬自己身价等等，不惜一掷千金，甚至国际上昂贵的文物拍卖场也不难见到中国人的身影，这些富人着实让我们感到自豪。然而，先富起来的人们却很少把钱投向科学研究，尤其是投向暂时没有经济效益纯学术研究。

因此，我国缺乏科学创新，与先富起来的人们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也有关。

大而化之的学术刊物：阻滞了创新

搞学术研究，少不了查阅各类信息，尤其在要及时了解和掌握同行或其他人的同类研究。譬如，你提出了一个新观点，能够对地球磁场的形成提出解释，你想进一步证明你的观点，首先就要查阅一下资料，看他人有没有类似的研究。要查关于地球磁场的研究，最好是找有关“地球磁场研究”的刊物。然而，在我国，没有专门研究地球磁场的刊物，而有关地球磁场研究的论文广泛地零散地发表在“地球物理”、“地质”和各类综合性刊物上，你要想了解所有人关于地球磁场的研究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如果不了解他人的研究，而贸然着手自己的研究，必然会走弯路；有时甚至自己好不容易解决了某一个困饶自己多年的问题，要发表成果，却被人告知别人早已解决了此问题。

在西方国家，学术刊物分得很细，专业性非常强，譬如，在天文学方面，有研究行星的刊物，有研究恒星的刊物，有研究月球的刊物，还有专门研究射电的杂志；在经济学方面，有研究经济演化的刊物，有研究生物经济的刊物，有研究古典经济学的杂志……不一而足。而在我国，一个“天文学学报”就统括了所有的天上的东西。一个“经济研究”就囊括了包罗万象的经济现象。

但是，“天文学学报” 也好，“经济研究”也好，他们都是大而化之的杂志，并不是综合性的刊物。如果你写了一篇“自然界的经济现象”的研究文章，或者搞了一篇“社会运动的天文因素”，这些大而化之的杂志是绝对不会登载的，因为我国刊物所聘用的编辑都知识专一的编辑，经济学编辑部决不会有懂物理或生物的专家，而天文学编辑部也不会有社会方面的专家。所以，有关真正意义上交叉论文，在我国是很难发表的。然而，许多重大创新，都是学科的综合，知识的融会和碰撞。因此，我国学术刊物“专业的不够专，综合的不够综合”，也是制约学术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