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旗下方寸书系今年新出一本《柏林病人》，算是目前国内能看到的对艾滋病研究与治疗讲得比较细的一本，有高中生物基础又对HIV研究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考虑入手。买回来写了repo发到豆瓣果不其然惨遭审核，想了想还是把repo发到比较有可能对这书感兴趣的读者能看到的地方。

这书长这样

以下正文。

大众的认知中，艾滋病无疑是一种得上了就永远无法治愈的绝症。但是这本书讲述的，正是两名正式宣告治愈的HIV感染者的故事。他们的治愈堪称一个奇迹，而从这个奇迹之中，“所有感染者都被治愈”的希望，正在萌发。

病原体被发现之前：上帝降于同性恋者的天罚？

最开始艾滋病的病原体尚未被发现时，人们一度以为它是上帝降于“行为不检点的男同性恋”身上的惩罚。因为其特殊的传播方式，最开始为人所知的一批患者几乎都集中于男同性恋群体中，同性恋群体当中甚至进一步形成了患者的小圈子，感染者会主动去寻找同样感染了病毒的性伙伴，以免自己将病传染给健康人。这么做的初衷无可指摘，但现代医学告诉我们，感染者之间发生性行为可能会因为不同感染者体内变异出了完全不同的病毒，而导致更严重的二次感染。

第一位柏林病人哈恩的医生耶森也是一名同性恋者，他成为艾滋医生的契机是他感染了HIV的男友安德鲁。当时的HIV感染者无一例外都会在发病后快速而痛苦地死去，为了让安德鲁免遭这样的命运，本来认为自己“绝无可能治疗HIV感染者”的耶森，还是投入了对HIV疗法的研究之中。

书中写到，很多男同性恋者倾向于频繁更换性伴侣，并且在确认自己染病后仍然去酒吧寻求与陌生人之间的性行为，一定程度上这能解释为什么病毒在男同性恋群体中传播得如此迅速而又广泛，也让人不免质疑他们之间是否只有性而缺乏长久相伴的感情。但是又能看到，耶森将安德鲁视为毕生的挚爱，甚至能为了他改变整个人生的计划和目标。

另一名柏林病人布朗在确诊后仍然频繁出入酒吧寻求性伴，尽管此时他只会选择与他一样的感染者。读到此处我有些不解，他已经因为性行为而感染了致命的病毒，为什么不选择禁欲，而是一如既往地投入危险的性关系之中。但又一想，感染了病毒，失去了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他唯一能寻求安慰的地方，可能也就只剩下酒吧的暗室了。

所幸，他真的在那里遇到了能够支持他撑过之后一切坎坷的人。所谓造化弄人，大抵不过如此吧。

HIV：人类初次谋面的劲敌

艾滋病难于攻克的一大原因就在于，它的病原体HIV实在是一种既阴狠又狡猾的病毒，甚至让人忍不住认为，它就是专门针对人类而存在的，它的一切特性都指向“彻底杀死感染了它的人体”这一目的。

人类有免疫系统来抵抗外来的入侵者，而HIV这个入侵者选择直捣免疫系统的司令部，指挥T细胞。它不会选择马上杀死它入侵的细胞，而是在细胞中潜伏起来疯狂复制，平均一天能复制出100亿个。等到复制出足够的数量后，HIV就会开始对指挥T细胞大开杀戒，让整个免疫系统从头部开始崩解。此时的免疫系统即便作出反应也无法力挽狂澜，司令部已经垮塌，一切都结束了。患者此时开始进展为AIDS，从此之后，身体失去了对抗外敌的防线，一点点轻微的感染都能直接让患者丢掉性命。

更加糟糕的是，HIV是一种RNA病毒。RNA病毒的一大特点在于它极易于突变，这一点直接阻碍了疫苗的开发——因为它随便突变一下就能让针对上一个版本的疫苗全部失效。不仅如此，它还很容易对抗病毒药物产生抗药性，这在艾滋病研究刚起步的那段时间是致命的。因为抗病毒药物就那么几种，一旦抗药性产生了，医生也就回天乏术了。

一个病人从感染HIV到发展为AIDS通常需要7-10年。在这段时间里病人可能只有轻微的症状，如果不加以检测，他们甚至未必能想到自己已经感染。要说服这个时期的病人服药是件困难的事，因为服用这些药物的流程相当繁琐，药物又会带来可怕的副作用。这又是HIV狡猾的地方之一，它会让患者错失最佳的治疗时机，当患者发现自己开始出现各种可怕的症状和并发症时，再去治疗已经太晚了。

如果不是免疫缺陷病毒已经与这个世界的很多物种共存成百上千年，简直都有理由怀疑HIV是根据人类免疫系统特别设计出来的精准打击武器。这也难怪，猿猴与SIV，猫科动物与FIV都已在共同进化中达成了长久的共存，但是人类与HIV只是刚打了个照面。

而且人类根本等不了那么长时间。达成共存的背后是无数生命的代价，但人类这个族群在现代医学的加持下，誓要一个都不能少地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AZT的争议：现代医学的责任与患者的求生欲

说到现代医学，就不得不提到第一种官方批准的抗艾滋药物，齐多夫定，简称AZT。

很多关注艾滋议题的观众想必都看过一部电影叫《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这部电影里FDA被描述成与药厂沆瀣一气漠视患者生命权的大反派，它故意不通过很多有效药物的审批，只给患者使用有巨大副作用的AZT，就连得到这种药物的权利也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在双盲实验中还有一半的受试者服下的是并无药效的安慰剂。

可是《柏林病人》告诉我们，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AZT不光是当时的HIV感染者唯一能指望的救命稻草，当时医药界的诸多研究者也近乎孤注一掷地将希望寄托在它身上。在发现AZT似乎能延长患者生命之后，他们迅速给所有受试者都用上了这种药，而FDA对它的上市迟迟不予批准，也是因为他们没办法给出一个确切的，对所有人都有效且安全的剂量。

不如说，如果FDA真的与药厂暗通款曲，他们会做的只可能是光速批准各种未经验证的药物上市，肆意榨取每一个苦苦求生的患者钱袋里的每一分钱。如果不是真的要捍卫医学的严谨性，真正对患者负责，面对这些为了活下去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的患者，谁会跟真金白银过不去呢。

经笔者查证，现实中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曾经偷偷买来给成员们服用的药物，大多数都并无确切的疗效，某些药物甚至有更强烈的副作用；而AZT在遇到了1989年开发出的姐妹药物沙奎那韦之后，一跃成为鸡尾酒疗法中不可或缺的药物，至今仍然是抗艾滋药物名单上不可替代的一员。

事实上，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意义，比起“治愈艾滋病”或者“与万恶的医药界作斗争”，更多地在于让感染者自主争取到了试药的权利。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幸入选医药公司的临床实验，但每个人都想让自己有机会活得更久一点。

不应责怪这些患者的求生欲，但医药界也确实没有某些人想的那么唯利是图。

抗艾疗法走过的历程：从抗病毒药物到基因疗法

第一位“柏林病人”哈恩接受的治疗是全然的药物治疗。他依照一张复杂的手写日程表服用三种药物，被迫因为这些药物而改变生活习惯，并因此遭到同窗侧目。当时的HIV患者能接受的治疗只有各种抗病毒药物，效果可能并不明确，很多还有各式各样的副作用。治疗很痛苦，但是他们别无选择。

而另一位“柏林病人”布朗，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接受了基因治疗。他因为癌症接受了骨髓移植，碰巧骨髓捐赠者携带了Delta32突变——一种因为缺失了CCR5基因而能够将HIV拒于门外的突变。人类没有了CCR5基因似乎并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但CCR5是HIV打开细胞大门的钥匙之一，没了这把钥匙，它威力再强也无力施展。于是，当捐赠者的骨髓细胞在布朗的身体中站稳脚跟后，HIV失去了能够攻占的领地，慢慢败退下来。

鉴于骨髓移植还是具有极高风险性，这种冒险的疗法并不能被原样照搬到每一个HIV感染者身上。布朗的骨髓移植当初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险些夺走布朗的生命，并且至今仍在他身体上留下诸多后遗症。但是至少科学家发现了CCR5在抵抗HIV感染中具体的功效，诸多围绕CCR5的基因疗法临床实验都动了起来，它们全部建立在布朗的治愈上。

现如今HIV患者早已不像当初那般无助，只要每天坚持服药，他们完全能像健康人一样生活。但是体内的病毒窝仍然像一柄高悬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一旦断药，体内潜藏的病毒将立刻卷土重来。如有可能，他们还是希望能彻底清除病毒，而基因疗法给了他们谈论“治愈”二字的勇气。

说到CCR5不免想起数年前的贺建奎。他通过手动敲除CCR5基因，制造出了两名“天生对HIV免疫”的婴儿。此事一出便引发大量争议，而我却只觉得，他根本不是想要什么“治愈艾滋”，艾滋不过是他借以出名的噱头。且不论他的实验极其不成熟而且堪称草菅人命，这种所谓的“免疫”，到底对现在还活着的HIV感染者有什么意义？它带给急需治疗的患者什么好处了吗？

显然没有。

所有疗法都应该优先考虑现存的需要挽救的患者，这是无需置疑的。如果这位“科学狂人”真心想要为感染者做些什么，他大可以投入现在已有的CCR5基因疗法的研究，而不是强行制造一个基因编辑婴儿。

在达成“能够应用于所有人的疗法”这个目标之前，人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至少我们已经知道了方向。

今天的“柏林病人”，明天的所有HIV感染者

明明这本书讲的是两名已经摆脱病魔威胁的幸运儿，读到他们的经历和命运时依然有种挥之不去的揪心感。

他们成功从身体里驱逐了病毒，不再日夜受到死亡的威胁，但他们并没有像大众想象的那样，从此活在“治愈了艾滋的人”的光环之下。哈恩“柏林病人”的身份似乎被他自己和身边的所有人都遗忘了，而布朗的身体长久被病魔侵蚀，因为种种后遗症身体残疾，失去了工作能力，过着与头上光环毫不相称的潦倒生活，唯一能体现他幸运的地方，可能只剩下他还活着。

也许其他的感染者看着这两位战胜了HIV生存下来的病人，想的不是“既然他能做到那么有一天自己也能做到”，而是“凭什么他能活下来而我会死于这种病毒”。他们依然认为，这两个人能够治愈感染只是因为他们幸运，医学没办法把这种幸运复制到自己身上。

这样一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会招致诸多不友善的目光。

但是即便一再受挫，科学家仍然没有放弃从两名柏林病人的案例中提炼可能有效的疗法。现代科学不会甘心于将某一个成功的案例视为单纯的偶然。科学家们认为，现象只要产生，必然有其原理；只要知道了原理，就一定能够复现。故事的最后，耶森医生还在想着，他用羟基脲达成的疗效是否能够再现，他治愈哈恩的疗法中，是否还有能够给所有患者应用的部分。

人们有理由相信，“柏林病人”不会是昙花一现的奇迹，他们的经历将会为所有艾滋患者走向痊愈铺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