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人口政策改革机遇与启示 

二、中国人口情况的理解误区与反思 

三、西方近现代人口思想与对中国人口政策的看法 

四、中国和对照国家人口经济发展情况的横向对比 

五、中国人口周期和经济周期的纵向对比 

六、中国人口政策改革的问题，困难和建议 

我国人口政策的历史反思与选择 

<![if !supportLists]>一、 <![endif]>中国人口政策改革机遇与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由诸多内部条件和外部机会酝酿而成的。四十年的改革路程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蓝图，今天中国社会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开放也完全是任何人在四十年前无法预料到的。在经济改革年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诸多内部条件之中，人口是关键因素之一。 

经济改革改变了人口和经济的关系。经济改革开始的前夜，中国社会还笼罩在沉重的马尔萨斯人口论阴云下（马尔萨斯：18-19世纪英国人口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其人口定理认为人口增长按照几何级数增长，而生存资料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 

经济改革前人民健康水平的快速提升，带来了中国史无前例的人口剧增。仅30年间中国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从建国初的5亿4000万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近10亿。在计划经济制度下，理想中的物质极大丰富为基本生活需求得不到保证所代替，人口快速增长和就学就业甚至糊口的矛盾日益凸显。“文革”高峰期后，1700万城市里的青年人，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中国农村一些地少人多的地区，有些生产队已经开始施行每个家庭劳动力轮流出工的做法，以减少集体经济下可分配收入的不足和家庭之间因劳动力人数不均导致分配不均的困境。而就在中国社会开始经济改革之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生反弹的大批人口即将达到就业和婚育年龄。这种对人口增长的恐慌，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同经济改革同时出台的人口政策，即持续了35年之久的独生子女政策。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的经济改革，最根本的变化是把个人的生命权交还给了个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活力爆发的最根本源泉是来自于被承认并唤醒了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力。从食物生产供应到就业住房，人从计划经济制度下被动的“口”，变成了市场经济时代能动的“手”。 

计划经济时代的各种票据取消了、农村人口进城打工的限制取消了、国家分配工作的制度废除了，而粮食蔬菜供应增加了、就业问题解决了、收入大幅度增加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社会20至24岁年龄组的年轻劳动力平均每年人数高至1亿2500万，比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8000万左右增加50%之多。改革开放不仅没有使这些人口成为噩梦，反而正是这一批健康的同时受过了基本教育的强壮劳动力成为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的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大批年轻强壮劳动力与有利经济条件的结合，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历史性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产生，是人类历史上人口变化的一次历史性机会。只有在合适的经济制度环境和机会中，这种历史性机会才能变为现实。根据不同的测算，在经济改革开始的前二十年，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占人均GDP增长率的15%至25%。这个所谓的人口红利不是像某些人简单描述的那样，即认为人口中青年人口比例高就会自然产生经济红利。在高死亡水平的环境下，人类只能依靠高生育水平来维持人口延续或缓慢的增长。当死亡率大幅度下降，生育水平不能与之同步下降时，便造成了人口增长。 

二十世纪后半叶全球人口爆炸性增长正是由此而来。而当人类社会在随后对生育水平实行了相应的调整之后，人口快速增长便迅速成为历史。生育率下降之前产生的众多年轻人口，与生育率下降之后少儿人口数减少同时老龄人口比例还很低结合在一起，便是一个抚养负担很轻的人口年龄结构。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大批年轻人口需要有相应的就业机会，使他们能成为有效的生产者，才能把人口红利的机会变成现实。中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加工型工业和随着经济改革而来的各种经济机会，正是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制度条件，使中国社会实现了人口红利。 

造成中国人口红利机会的生育水平下降，主要来自于改革开始之前的1970年代，而不是改革之后。在1970年代这十年内，中国妇女的生育水平下降了50%以上，从1970年每对夫妇期望出生5.8个子女到1979年2.7个。这十年间的生育率下降幅度，占到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全部过程，从1970年水平到目前远低于更替水平下降总幅度的70%以上。生育率水平在1970年代大幅度下降，从根本上是因为在此前的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之后，控制生育的愿望在社会中广为存在。中国政府在1970年代推行的“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应和了这种社会需求。 

然而，当中国经济开始走出计划制度之时，政府对百姓生育的计划却迟迟不能松绑。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中国开始推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尽管四十年前中国社会开始对计划经济的不可行性逐步达成共识，并坚持了大胆持续的改革，对1970年代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很多人的认识仍然滞留在计划经济年代，即认为政府还会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那样对个人生计负责，同时完全否认个人的理性而继续迷信计划的力量。 

过去几十年世界人口变化对我们是很好的启示。时至今日，低生育率和人口老化已经是漫及全球的趋势。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或之下已经跨越了各种可能想象的边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无神论还是天主教、伊斯兰教国家，无论是民主还是专制国家。高速人口增长在除了非洲之外的每个地区都已经成为历史。超过世界人口总数一半的人都生活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和地区。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和南欧、东欧一起，成为全球低生育率地区中“低中更低”低三个地区之一。 

中国经济增长从2010年代初开始减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1970年代生育率下降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已经耗竭。由于人口红利产生于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这个红利也只能是一次性的、历史性的、无法复制的。中国社会很幸运成功受益于这个历史性红利，要感谢改革时期的经济机会。而由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出生人数急剧减少，近年来进入劳动力和婚育年龄的人口规模已经开始相应缩减。这个趋势在未来十年内将加剧：20-24岁年龄组的人口规模将会进一步缩减20%左右。这个年龄组人口的剧减不仅影响到劳动力供给，也会对消费市场产生巨大影响。 

<aname="_Hlk517030422">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繁荣和社会开放，也造就了中国社会超低生育水平的肥沃社会土壤。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一直低于保证人口规模在长时间内稳定的更替水平。近年来，生育水平更是远低于更替水平。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快速的城市化、高等教育高速扩张，都对青年人的婚育态度和行为产生重大影响。两次对独生子女政策的先后调整，从单独生二孩到全面放开，遇到的都是低于政府部门和某些专家事先估计的“出生淡漠”。本世纪初开始，中国人口平均初婚年龄显著提高，晚婚晚育比例也在迅速上升。长期以来的低生育水平和晚婚、晚育、少育、不育的趋势都意味着中国社会人口老化的趋势将会持续下去。 

经济改革开始之后在计划经济思维支配下的更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另一个历史性挑战：漫及全球的人口老化。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上亿的中国家庭仅有一个孩子。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将不仅是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而且是有中国社会特色的人口老化，即家庭结构被扭曲的老化，一代独生子女为照顾年老父母的苦恼和千千万万父母孤独晚年的老化。有中国特色的人口老龄化，也将为中国社会需要继续的各项改革——从就业、医疗、养老，技术创新到有效利用资本市场和社会服务施加压力。 

四十年后的今天，在独生子女政策终止之后，大概很少人能说清楚中国家庭社会一代人的牺牲到底换回来了什么。四十年的经济改革带来了中国社会历史性的经济增长和物质繁荣，同时也使改革前聚集的人口压力成为了动力。中国社会在二十一世纪是否能成功地应对长期人口老化和人口规模缩减的挑战，也将取决于进一步的社会经济改革。 

二、中国人口情况的理解误区与反思 

讨论人口政策对人均GDP的增长，还有一点请注意： 

人口政策只会影响希望多生儿女的家庭。人均GDP是用表达全国人民的福利。控制生育率只会影响有能力从事生育的家庭。在1980年施行控制生育的政策不能影响16岁以下和45岁以上的中国民众。人口政策对他们没有影响。从中国整个国家的立场看，人口政策令民众不满之处，是只会影响这些有能力生育的家庭。而我们讨论人均GDP的增长率时，是考虑全国GDP 与全国人口来计算人均GDP。但是控制生育只会影响有能力和愿意生育的家庭的利益。 

一个国家的人口众多，有以下的好处。 

第一，能有较多机会在各领域选择最能干的领导者，每个国家是靠这些领导者来领导本国在不同领域的发展。 

第二，有一个广大的市场让各种新的发明和新的技术有较多发展的机会。 

第三，大的市场能吸引多量外资流入，帮助国家的经济发展。因为投资者的产品能在广大的市场销售。 

第四，增加中国在全球的地位。如果没有众多的人口，中国不能成为一个大国。 

今天中国的经济已有相当的发展。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公布，以购买力计算中国的GDP在2015年已经和美国相等。中国人口众多，人口总数等于13.8 亿，美国的人口等于3.19亿。中国人口等于美国的4.326倍。算来中国的人均GDP还不到美国的1/4。但是人均GDP是用来衡量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而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是根据它的总GDP 而不是人均GDP。因有这样大的GDP，中国现在才有能力帮助其它国家的经济发展。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正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物资与人力方面投资来促进它们的经济发展。如果中国的人口没有现在的众多，向外投资的政策不会像今天的成功。 

三、西方近现代人口思想与对中国人口政策的看法 

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西方对人口问题的认知侧重于人口规模对国力和文明的战略性意义。西方政治和学术精英对此认识深刻。科技和工业革命后，随着经济和医疗卫生条件改善，欧洲裔人口急剧膨胀。从182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13年，欧洲裔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从23.7%上升到33.9%。其间，欧美和沙俄势力通过海外殖民或陆地扩张，迅速取得全球政治和经济的绝对主导地位。至1913年，除中国、日本、泰国、波斯和奥斯曼等极少数政治实体外，全球各地都被置于欧美和沙俄的直接或间接统治。 

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裔人口以快于其他种族的速度增长的势头逆转。哈佛历史学家Stoddard在其1921年出版的书中预言，由于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世界其他民族在人口增长势头上将超过欧洲裔，西方对世界的主导地位面临崩溃。他认为对西方文明的最大威胁来自东亚。在他看来，尽管日本的威胁更直接，但最终竞争者是人口规模更大的中国。他认为中国人的勤劳、聪明、灵活、坚韧、对环境的适应力和商业头脑，鲜有民族能与比肩。因其观点带有种族冲突色彩，Stoddard是一个争议性人物，但他成功预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日太平洋战争、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命运、第三世界国家人口向欧美的大规模移民以及激进伊斯兰势力将成为世界重要政治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殖民体系逐步瓦解。1950年代，美国担心亚洲一些人口快速增长的贫穷国家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沃野，开始关注这些国家的人口形势。1959年，由Draper将军主导的评估美国军事援助的报告就建议美国政府发挥作用，降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Johnson，1987）。 1965年，Draper等人在华盛顿成立“人口危机委员会”（Population Crisis Committee），鼓动美国政府介入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控制计划；该机构后更名为“人口行动国际”（PopulationAction International），目前仍在运作。 

在经历战后生育潮后，西方的生育率在1970年前后首次低于更替水平，而发展中国家人口却快速增长。在此背景下，人口过剩思潮在西方社会兴起，而能源危机对该思潮的传播更是推波助澜。1968年，美国昆虫学家Ehrlich发表《人口爆炸》一书，预言地球无法养活爆炸性增长的世界人口。1972年，美国环境学家Meadows向由西方70位学者组成的“罗马俱乐部”提交名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认为由于人口增长、粮食短缺、资源耗竭和污染加剧，工业经济将走向崩溃。报告预测，1981年黄金用尽，1985年水银用尽，1987年锡用尽，1990年锌用尽，1992年石油用尽，1993年铜、铅、天然气用尽。由于当时西方生育率已低于更替水平，面临人口最终萎缩，西方对“人口爆炸”的焦虑针对的是发展中国家。 

1974年底，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主笔的机密文件《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200号：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影响》（NSSM-200）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宗教人士迫使文件在1989年解密。该文件确定了美国对世界人口增长的应对纲领，即为了确保美国的安全和海外利益，诱使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相信控制人口对他们自身有利，利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资助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控制计划，并为各国培训人口学家和官员。不过，该文件列出的目标国并不包括中国。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起了重要作用。从1972到1978年，基金会各届主任8次访问中国。1980年，基金会与中国签署协议资助中国开展人口普查、计划生育、人口学研究等项目。这些项目对中国影响深远，中国很多人口学家和计划生育官员由相关项目培养；许多课题受到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日本财团的资助。 

到1980年代，内生经济增长的理论被经济学界普遍接受。该理论认为，作为劳动力的人口，在生产过程中，是不断累积技能的人力资源和技术创新的根源。在此视角下，假定技术外生于生产过程，简单看待人口数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学说就站不住脚了。自1980年以来，随着对人口与发展关系的认识趋于深刻，各种悲观的预测全部破产以及生育率在全球不断下降，兴起于西方的人口控制思潮在国际学术界和社会舆论上全面没落。 

西方社会对中国人口政策的态度呈现多面性。从国家利益和文明竞争的角度来看，西方政治精英很清楚，中国人口优势的丧失有利于维持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主导地位。2011年1月20日，针对中国是否会在2050年成为最强大国家的问题，基辛格回应道，“他们（中国）以每年约9%的速度增长，没有哪个国家曾做到这点。但这个国家沿海的发达堪比任何地方，而内陆的落后也不遑多让。从2030年开始，他们将遭遇巨大的人口问题。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社会需要被劳动人口照顾的比例增长速度将快于我能想到的世界任何其他地方。所以不应线性外推地认为中国将成为绝对主导力量，没有理由认为我们（美国）不能维持同等甚至更优越的地位。” 

另一方面，出于对价值观的维护，西方对中国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特别是实施过程中的强制堕胎和结扎现象，表达了批评，这点尤其表现在普通民众的反应上。美国副总统拜登2011年理解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表述，在美国国内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受到其他政客和公众人物的强烈批评。但总的来说，相对于这个本可大肆炒作的议题，西方政府、媒体乃至学术界对中国人口政策基本是三缄其口。 

西方对人口议题的多面性也体现在美国对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态度上。该机构最初由美国主导成立，很长时间里，其大半资金由美国提供。但里根、布什和小布什三任总统都曾停止对基金会的捐赠，理由是其项目涉及中国、秘鲁等强制结扎和堕胎手术。为此，美国和联合国还派遣团队来中国调查，最后得出了否定的结论。在美国停止对基金会捐助时，欧洲国家填补了美国的空缺，而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如“美国人支持联合国人口基金会”（Americans for UNFPA）也通过私人捐助来补偿基金会的损失。到2009年，奥巴马总统决定恢复对基金会的资助。美国政府对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态度的反复，反映了美国国内的政治现实或政治人物的理念。 

西方本身是多元社会，各种思想理念和利益诉求错综复杂，不应以单一动机为假设来看待。针对人口与资源、环境、生产能力之间的关系，从马尔萨斯学说，到人口爆炸说，再到内生经济学理论，国际学术界对人口的看法逐渐从负面转向正面。在看待人口对国家利益和文明竞争的作用上，西方精英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战略目标，但在具体行为上则越来越隐蔽。 

尽管鼓励生育一直是绝大部分西方国家长期的国内政策，但并没有国际范围内的共同努力，也从来不是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等国际人口组织的议题。不管这些组织的动机如何多元，其项目的实施效果有利于西方在较长时间维持其国际主导地位。 

四、中国和对照国家人口经济发展情况的横向对比 

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其65岁以上的人口已达到全国人口的1/4，仅次于摩纳哥，居全球第二位。过去20多年里，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国内需求不振、物价保持稳定，人口开始陷入负增长。 

那么，中国离日本的现状有多远呢？——大概只需要20年。中国当下的年龄结构类似于20年前的日本——都有25岁和50岁左右两个人口高峰。在最后一个人口高峰之后，都出现了出生人口的大幅下滑。 

再过20年，中国的年龄结构就会和当前的日本类似。届时，最后一个高峰期的人口将会达到45-50岁，而目前50岁左右的高峰人口将大规模进入70岁，成为退休的主力军，为养老金带来极其沉重的压力。 

而随着富裕程度的提升，一个国家的生育率通常会逐渐降低。目前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和地区，大部分都是西欧和东亚的发达经济体，如日本、韩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等，他们的千人出生率不到10。中国目前的千人出生率为12.2，在世界224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162位，属于倒数1/4。千人出生率低于14的国家和地区共有82个，其中61个达到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规定的“高收入”标准（人均GDP高于12276美元），只有21个还不属于高收入国家，下面是这21个国家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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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以看出，这些国家主要分为三类： 

前苏联东欧集团、前南斯拉夫：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在苏东剧变之前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社会发展水准，妇女地位较高，生育率也下降到和西欧类似的低水平 

迷你岛国：迷你国家，产业单一，年轻人流失 

东欧以外的非小岛国家，只有两个：中国、泰国 

抛开几个迷你岛国不计，在全球224个国家中，当前并不富裕、而且历史上也没有富裕过的低生育率国家，只有中国和泰国两个。可以说，中国在当前并不很高的发展阶段便出现了如此低的生育率，在全球也算是非常独特的一个现象。 

年轻人断崖式下降所导致的经济颓势 

前面说到，中国当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和20年前的日本以及10年前的韩国比较类似，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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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1995年日本、2006年韩国人口年龄部分结构对比 

上面的三张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最早的人口高峰即将进入50岁，从而宣告其生产力盛年的终结，而25岁以下的年轻人口则是急剧下降，劳动力即将进入青黄不接的拐点。日本和韩国在这一拐点后的经济发展速度如何呢？ 

1995年，日本的人均GDP达到4.25万美元的高峰（高达美国的148%），2015年回落到3.25万美元（仅为美国的57%）。2006年，韩国的人均GDP为2.09万美元（美国的45%），2015年增长到2.72万美元（美国的47%）。 

从上面的数字可以看出，日本和韩国在达到和中国目前类似的年龄结构后，经济都进入了低速增长。日本的人均GDP从90年代的超越美国，变为不足美国的六成。韩国的经济增速则大体和美国持平。 

如果说日本和韩国属于发达经济体，其经济增速理应不高，那继续看看我们的邻居泰国。作为“亚洲四小虎”之一，泰国的经济发展程度曾长期高于我国，在东南亚国家中属于经济上的上进生。 

如前文所说，泰国和中国同属于世界上极其稀有的从未富裕过的低生育率国家，下面是中泰两国年龄结构对比，可以看出两国都面临着年轻人口数量大幅滑坡的问题，泰国的人口高峰比中国稍微更老一些。 

下面来看看泰国的经济发展状况：2000-2010年，泰国的人均GDP 从2029美元增长到5059美元，增加了约250%。自2010年后，泰国的经济便进入了低速增长，2015年泰国人均GDP为5735美元，相比较5年前，年均名义增速仅约2% 

可以看到，无论是较为发达的日本和韩国，还是发展程度更低的泰国，当他们达到和中国当前类似的年龄结构后，其经济增速都进入到低增长时代。西欧和美国作为一流发达世界，其经济增速早已降低到每年1-2%的低水准。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其经济增速也降低到了这样的低水准，那么他和一流发达世界之间的差距将不会减少，甚至可能会被越拉越远。 

除泰国以外，之前所列出的未富裕低生育国家，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也大都不理想，下表是21个未富裕低生育国家2015年的GDP增速。除中国以外，所有国家都没有达到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的平均增速，60%的国家甚至还不如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速。<![if !vml]><![endif]> 

未富裕低生育率国家的经济增速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如果其年轻人口出现了急剧减少，那么该国的劳动力供给在短时间内也会发生大幅下滑，从消费层面来看，年轻人结婚、购房、购车等需求也会大幅度降低，各类大宗消费品的增速会快速下滑，甚至进入低增长、零增长、甚至负增长。 

以老龄化最为严重的日本为例，下表为日本1990年到2007年各类消费品的减少情况。从中可以看出，随着日本年轻人口的快速减少，日本人的各方面日常消费基本都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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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1990年到2007年各类消费变化情况 

当前的中国和20年前的日本人口年龄结构类似，人口高峰拐点刚过，年轻人口即将开始进入断崖式下跌。 

下面是中国2015年的数据，重要消费品的增速下滑，部分商品开始进入负增长： 

智能手机销量：增长3% 

汽车销量：增长4.7% 

彩电销量：增长2.8% 

冰箱销量：下降2% 

空调销量：下降5.4% 

啤酒销量：下降1.8% 

如前文所说，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和20年前的日本类似。那么我不妨以日本为参照，看看其人口和经济的走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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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日本出生人口和经济走势对比图，同样的，出生人口向右平移了20年。日本的最后一个人口出生高峰是7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的高峰人口在90年代初期进入20岁。此后的日本新增年轻人数量便开始了断崖式下跌，日本经济也由盛转衰，进入经济低迷期。由于此后再无人口高峰来挽救，日本经济在经历了20余年的长期低迷后，并无好转的迹象，还将持续衰落下去。 

下面还列出了日本历年利率图，在1990年到1995年人口拐点的五年里，日本的利率从6%下降到了不到1%。这说明日本政府尽了最大努力来刺激经济，希望使其走出困境。但事实证明这这并没有起到预想中的效果，日本经济并没有任何起色，相反，由于大规模的刺激政策，日本成为全球负债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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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出生人口与经济增速 

现在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对应的正是1990-1995年的日本，未来将会如何发展，让我们等待时间来检验一切。 

历史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年龄结构——年轻 

日本和韩国是世界上极少有的跨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来看看他们在高速发展跨入发达世界时的年龄结构是怎样的。 

中国目前的人均GDP约8000美元，和日本1960年代末期、韩国1980年代末期类似（考虑美元通胀换算成当前美元，下同。换算数据见：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1965年，日本人均GDP 7000美元，1975年达到2万美元 

1985年，韩国人均GDP 5500美元，1995年达到1.9万美元 

这一时期，日韩两国的人口金字塔如下图所示，和现在的中国相比，无疑是非常年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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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的人口年龄结构 

传统的欧美发达经济体从人均1万美元增长到2万美元（同上，换算成当前美元）的时间段，大约是20世纪50-60年代。这一时期他们的年龄结构，相对于当前的中国而言，也是非常年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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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发达国家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时的人口年龄结构 

回顾历史，西欧、北美、日韩等发达经济体，当他们从类似当前中国的经济水平再向上迈一个台阶的过程中，其年龄结构都比当前的中国要年轻许多。 

换句话说，如果中国能在当前这样的年龄结构下，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经济水平再迈上一个台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那这将会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独一无二的奇迹。 

五、中国人口周期和经济周期的纵向对比 

看完和日本泰国以及欧美国家相关数据的横向对比，回头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和经济周期情况。下图是1949年以来的中国人口出生数量和1978年以来的中国GDP增速对比图。其中，人口出生图向右平移了20年，代表出生人口平均在约20年后进入劳动力市场，并逐步开始准备结婚、买房、买车、添置家电等大宗消费。<![if !vml]><![endif]> 

第一次人口高峰：建国后第一个人口出生高峰出现在三年困难时期后，直到70年代中期为止，平均每年出生2500万人，最高峰在1963年达到2900余万。这一高峰时期的人口在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进入20岁。在这10年里，除89-90年外，其余年份中国经济均保持高速增长，且出现了较高的通货膨胀。90年代初期出现了股疯和第一次炒房热。 

第一次人口低谷：1970年的2800万出生人口顶点之后，中国的出生人数开始逐年下滑，1980年降到1800万，十年间出生人口下降了约40%，直到1982年才回到每年2000万以上。这一低谷时期的人口大约在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头几年进入20岁。从1995年开始，中国经济结束高速通胀，第一次地产泡沫破灭，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后，大宗商品价格回落，煤炭钢铁过剩，出现大规模下岗潮，银行坏账问题显现，经济走入通缩，物价长期稳定。 

第二次人口高峰：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迎来了第二次人口高峰，他们是60后第一次高峰人口的后代。这一时期中国平均每年出生约2300万人，最高点是1990年的2600万。这一时期出生的人口在21世纪的头10年进入20岁，而这也开启了中国经济新一轮的高速增长。 

从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走出了90年代末开始的通缩，CPI逐年上升，从大宗商品到住房价格，再到肉菜蛋价格，都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钢铁、煤炭、石油价格飙升，经济高速增长，银行坏账率下降到历史最低，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位。 

第二次人口断崖式下跌：1990年的2600万人口出生顶峰后，中国的出生人数又开始快速下滑，1992年后便一直低于2000万，直到1999年降低到1150万的最低谷。这一时期的出生人口最早在2012年开始进入20岁。也正是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告别了9%以上的高速增长。大宗商品价格开始由盛转衰，CPI也告别了高增速，全国除了少数城市外，大部分地区房价横盘甚至开始下降。 

下跌上半场刚结束：2016年有1600余万年轻人满20岁，较6年前下降了约40%。这一数字再过4年还将下降30%。也就是说，由年轻人断崖式下降所导致的经济低迷周期，目前刚完成上半场，还有更严峻的下半场等待着我们。 

永无止境的下跌：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不到1.5，也就是说2对夫妇平均生育不到3个小孩。如果未来的总和生育率继续保持在1.5，那么等90后开始生育的时候，中国的出生人口将会只有90后的约75%。如前面所说，90后是中国人口断崖式下跌的一代，那么等未来几年，他们的生育高峰到来之时，中国的出生人口将会出现更严重的断崖式下降，在约10年后，降低到每年只有8-900万左右出生人口的创纪录低点。 

综上所述，60后人口高峰带来了85-95年经济的高速发展。而75后人口低谷，则使得中国经济在90年代末-21世纪初经历低迷。此后80后人口高峰再次将中国经济带出迷茫，走向新的高峰。但是，80后人口高峰之后，又是90后人口的断崖式下跌，由此伴随着的，是2012年后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低谷，并可能会在未来3-4年达到谷底。和此前的谷底有所不同，中国再也没有迎来新的出生人口高峰，相反，则是一个比一个低的人口出生低谷。再也不会有新的人口高峰来帮助中国经济走出低迷。 

难以逆转的出生率：中国的出生率能逆转么？从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来看，可能很难。目前日本总和生育率是1.4，韩国、港澳台、新加坡只有1.1-1.2，属于全球最低的行列。 

一般来说贫穷地区的生育率比富裕地区更高，但是，连泰国这样的人均GDP不如中国的国家，生育率也只有1.5，人均GDP只有中国1/4的越南，生育率也下降到了1.7。从全球各国历史来看，生育率下降后，几乎没有重新回升的例子。中国未来的总和生育率可能会逐步下降到如同中国台湾、韩国、泰国、日本这样的1.2-1.4的超低水准，也就是说每隔一代人，出生人口就打6-7折，三代之后，就只有25%了。 

85后每年出生：2300-2500万 

10后每年出生：1500-1600万——打六五折 

由此推算： 

35后：950-1000万 

60后：600万  

三线以下城市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中国在出生人口不断走低的同时，是城市化率、大城市化率的不断提升。随着年轻人口大量进入大城市，落后地区、三四线城市、县城、农村未来年轻人口的减少速度，会比全国平均来得更加猛烈。 

下面来看部分省市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第五次人口普查0-14岁人口的变化情况，橙色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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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省市0-14岁人口减少情况 

由上表可以看出，较发达的地区，由于有大量年轻人涌入并定居生子，0-14岁人口减少的比例相对较少。而不发达地区，由于大量年轻人流失到沿海发达地区，0-14岁人口减少比例相对较大。特别是对于那些人口流失多、且生育率较低的省市而言，则更加严重。 

仅仅10年时间，部分省市的0-14岁人口就下降了近40%，对于这样的地区而言，其未来经济面临的压力将是极其沉重的。如果再人口下降尚处半山腰的2016年，广大三四线城市就出现了去库存压力，那么，等再过三四年，新增年轻人数量跌入谷底的时候，这些小城市的楼市将会悲惨到什么地步？ 

六、中国人口政策改革的问题，困难和建议 

与韩国、新加坡、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政策转变经历相比，中国的政策调整显然是远远滞后了，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的计划生育从1971年算起已持续44年，从1980年的一胎化迄今也持续了35年。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实施过的节制生育政策，不仅力度要轻得多，时间也短不少。 

东亚其他国家曾经实施过的节育政策，采用的都是非常柔性的措施，主要是政府倡导少生并提供生育健康服务；政府的预期目标一般是每家两个，对违反政策家庭即使有处罚也非常轻微。 

韩国1962年推广小家庭鼓励少生来抑制生育，到1996年试图将生育率稳定至替代水平，抑制政策持续34年；9年后的2005年大力鼓励生育。中国台湾从1964年开始控制人口增长，到1990年提倡“适龄结婚，适量生育”，抑制政策持续26年；15年后的2005年大力鼓励生育，提倡“三个孩子更热闹”。新加坡自1970年宣传每个家庭只生两个孩子，并通过合法堕胎，自愿节育和一系列奖罚措施来抑制生育，到1988年开始鼓励生育，抑制政策持续18年。 

但这些国家在实行鼓励生育政策后，都不能有效地提升生育率至更替水平。<aname="_Hlk517031157">中国的生育限制政策远比这些国家和地区曾经实施的生育抑制政策更严厉，而中国目前的低生育率形势，又远比这些国家和地区当时停止生育抑制时更严重。因此，中国鼓励生育，将比这些国家和地区面临更大的困难。 

全面二孩虽然是进了一步，但远远不够。与单独二孩相比，全面二孩政策是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但还远远不够。这是因为，即使允许所有非独夫妇生育二孩，而不允许三孩，这依然是人类历史上，仅次于过去30多年的“一胎化”的最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这种全面二孩政策也远不足以维持人口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长期实行生育限制政策以及一面倒的宣传，中国社会对维持正常繁衍所需的生育状态的预期已经被严重扭曲。根据性别比和女性年龄别死亡率，中国的生育率更替水平是2.2以上，也就是每对夫妻平均需要生育至少2.2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最终不衰减。但根据人口普查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不到1.4。即使生育率处于1.4，那也意味着每过一代人，中国出生的人口将减少36%。 

可是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极低生育率似乎并不直观。人们往往更关注身边生育三胎甚至更多胎的例子，从而产生“中国生育率依然很高”的错觉。对于这种错觉，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假想的例子加以澄清：假如在所有的夫妻里面，有75%只生育一胎，另外25%生育三胎，那么平均的生育率也只有1.5，明显低于更替水平。但从直观感受来说，大家会发现身边有50%的孩子来自于三胎家庭，到处都是超生家庭的孩子，怎么也不会觉得中国生育率太低。这种错觉是很多人没有认识到的，其背后的原因是来自多胎家庭的孩子有更大的概率出现在人们视野中。 

这个例子还说明，仅仅放开二孩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甚至当周围有一半孩子来自超生家庭时，生育率才仅有1.5，这还未考虑剩男剩女，丁克及不孕不育的人群。中国人口协会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不孕不育患者占育龄人口的比例就达12.5%，而且，随着生育年龄的延迟，这个比例有望继续升高。实际上，一个正常繁衍的社会是需要不少三四胎的孩子才能弥补一些家庭的无子或者一胎。何况，现有大量农村人口按“一孩半”政策本来就可生育二孩，再加上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夫妇也有1100万对，生育政策放宽到普遍允许二孩，对于生育率的提升作用十分有限。 

下一步是全面放开生育并及时鼓励生育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应该保持每年出生人口的大致稳定，并最终使生育率维持到更替水平附近，这样下一代人口与上一代人口才能基本保持均衡。所以，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如果生育率达不到更替水平，就应该立即全面放开生育；如果仍然达不到更替水平，就应该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 

有些人担心，一旦全面放开生育，出生人数会大幅反弹。确实，由于多年被限制的生育意愿得到释放的堆积生育效应，在全面二孩放开后的头几年，出生人数的会出现反弹，但这正是缓解中国未来人口严重老龄化和人口急剧萎缩的一剂良药。 

为了维持民族的正常繁衍，全面二孩是远远不够的。假设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全国的生育状况是这样的：5%的夫妇生三胎或三胎以上（平均四胎），80%的夫妇生二胎，5%的夫妇生一胎，10%的夫妇不孕不育，那么生育率为：5%×4 + 80%x2 + 5%×1 + 10%×0 = 1.85。相对于2.2的生育率，每一代人将依然减少16%。这意味着，但即使全国80%的家庭生育二孩，生育率仍然大大低于更替水平。何况，近年来多次生育意愿调查显示，想生二孩的家庭并没有80%。更何况，即使有些夫妇想生二孩，但考虑到多抚养一个孩子需要付出很多金钱和精力，最终放弃了生二孩。 

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结果更是印证了中国的超低生育意愿。根据国家卫计委提供的数据，自从2014年1月浙江、安徽、江西三省率先启动“单独二孩“政策以来，截至2015年5月底，全国共有145万对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139万对办理了手续。而全国有1100多万对夫妇符合单独二孩政策。也就是说，单独二孩政策在全国实施一年多了，申请率只有13%。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生育意愿实在太低，即使立即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也难以逆转人口颓势。 

2012年10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属下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报告建议：结合中国当前和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调整和完善生育政策应分为三个阶段：近期（2015年）放开二孩，中期（2020年）实现生育自主目标，远期（从2026年起）鼓励生育。 

虽然这份报告对于人口政策改革的方向预测是正确的，但实现生育自主目标和鼓励生育的时间不应拖到2020年和2026年，全面放开生育和鼓励生育越早实施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