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缔火箭团体

布劳恩在库默斯多夫工作两个月后，希特勒上台。1933年1月10日，希特勒以纳粹党领袖身份出任联合内阁总理。内阁被旧贵族占据，包括普鲁士地主、军官、银行家和重工业代表。布劳恩的父亲在新政府组阁过程中出局，尽管他个人表态，还愿意为希特勒内阁工作。老布劳恩并不是纳粹支持者，但和大部分同事一样，他们有个灾难性的错觉：利用纳粹巨大的群众基础，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右翼政权，是他们唯一的选择。随后的几个月内，希特勒的手下粗鲁地解散了其他政党，竭力降低纳粹党内旧贵族的势力。在政治干扰的情况下，陆军仍然保住了一定的自主权，并且纳粹政权联合和多头的特性也在继续。铁板一块的极权主义国家，尽管这是第三帝国给世界的印象，但实际上其更接近于敌对官僚的联合体，随之而来的政治斗争影响了火箭计划以及佩内明德的走向。

法西斯政府对德国重整军备以及消除内部异议的强硬，让军械局有机会取缔业余火箭团体。在1933年前，贝克尔及其手下就试图保持火箭技术的秘密性，以保留对列强出其不意的效果。但是根据魏玛宪法，陆军并不能随心所欲地控制业余火箭团体，更无法惩罚内贝尔泄漏了与国防部的合同的行为。当然1932年年中以前，军械局还是希望在团体或者公司的框架下，液体火箭技术能够取得进展，毕竟他们除了固体火箭项目外没有经费。但是随着纳粹掌权，自己的项目上马后，军械局马上着手禁止火箭技术的公开讨论和试验。

军械局最初行动的具体情况仍然不详，第一个受害者可能是罗尔夫•恩格尔（Rolf Engel），恩格尔是个火箭爱好者，与布劳恩同龄，活跃于柏林团队。1932年，他成为温克勒的首席助手，参与建造改进型火箭。年底，火箭失败，资金枯竭，恩格尔在德绍组织了一个政府财政支持的救济项目，旨在帮助失业的工程师，这些人大多来自温克勒的老东家：容克飞机制造公司。纳粹掌权后，恩格尔甚至接收了著名的包豪斯（Bauhaus）建筑设计学院的办公室，因为学院的原工作人员逃离了德国。但是1933年4月4日，恩格尔的计划戛然而止，他本人及一位同事被政治警察逮捕。他们被控 “玩忽职守和叛国”，证据是与国外著名火箭研究者的通信。罪名被撤销前，恩格尔被关了六周。因为纳粹接管政权后，监狱人满为患，条件恶劣，他感染了黄疸，并且稍后就生病了。

根据恩格尔自己的说法，贝克尔和冯•霍斯蒂希秘密策划了他的入狱，并且他们也计划这样对付内贝尔和莱因哈特•蒂林（Reinhard Tiling）（温克勒不在名单是因为他33年返回容克并且秘密工作）。蒂林是一个在北海海岸进行固体火箭实验的科学家，他在海军中有朋友；而内贝尔则与弗朗茨•泽尔特（Franz Seldte）有高层次的政治联系。泽尔特是钢盔的领导人，还担任希特勒联合内阁的劳工部长。内贝尔的后台是泽尔特，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是恩格尔提到：1933年春，军械局无情地试图取缔所有业余团体（作为参照，这一行动一年后才正式施行）。这个说法并没有得到现存资料的印证。恩格尔的观点基本上来自于一些据称是针对他的表态，包括1930年纳粹领导人以及1950年多恩伯格的声明。当然，恩格尔的陈述，特别是关于他自己入狱原因的那部分，还是能够站住脚的。在他入狱期间，秘密警察没收了德绍团队所有的技术资料，尽管这些资料与他被捕的字面上的罪名毫无关系，军械局的行动应该是想迫使德绍团队停止活动。

贝克尔希望1933年春能够取缔内贝尔的火箭发射场团队，这确实有可能。在1932年末，内贝尔已经发现筹集资金极其困难，但1933年6月，内贝尔还是发动了一拨新的宣传攻势，因为他新接了一项匪夷所思的工程：“马格德堡试验火箭”。1932年8月，工程师弗朗茨•门格林（Franz Mengering）出现在火箭发射场，他来自德国北部城市马格德堡，信奉一个狂想的理论（别人臆想出的）：即宇宙的外观形态是一个假象，地球实际是在一个球体的内部，通过研发一枚大型火箭可以证实此理论。尽管内贝尔、里德尔和布劳恩都断然拒绝相信此理论，但是内贝尔并没有赶走门格林。相反，他从这个理论中看到了商机。通过门格林，他从城市官员和当地商业机构处成功借到了35000马克，用来在1933年五旬节(Pentecost)假期发射第一枚载人火箭，火箭将配置鼻式驱动引擎，推力超过750公斤。在这项疯狂的特技表演中，一名志愿者将搭乘火箭升空，然后用降落伞返回。内贝尔可能从开始就知道，他不可能按时造出那么大推力的引擎。不管怎样，火箭发射场团队不得不开始研制200公斤推力的引擎，这也是柏林团队制造的最大推力引擎。

当年6月，内贝尔和他的助手使用这个引擎，数次尝试在马格德堡发射一个稍小型号的不载人火箭。结果是一系列令人尴尬的失败，火箭也在最后一次发射中解体。不管怎样，发射活动还是被媒体报道，包括一些受欢迎的报纸和新闻影片。军械局对此表示震怒。后来遗留的柏林团队成员将火箭引擎和残片收集起来，重新组装成“四稳定杆的Repulsor”，1933年夏，这些人在柏林周边的湖泊中进行了几次发射，最后一次的发射日期是9月19日。

1933年7月21日，柏林Lindwerder岛，马格德堡火箭的先期型号（“四稳定杆Repulsor”）发射前。

引擎推力: 250kp (设计) 150-200kp (实际) 高度: 2.50m (约) 净重: 70kg (约) 起飞重量: 100kg (约) 燃料: 液氧 + 酒精 50L (大致) 飞行时间: 4sec (大致) 最大飞行高度: 25-30m 飞行距离: 20m (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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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内贝尔又开始筹款，这是他无尽筹款事业的新一轮尝试。他给航空部长赫尔曼•戈林的副官写信，论证火箭的潜在军事用途，并且强调他自1930年以来联系纳粹高层的所有努力。他显然是试图通过航空部来规避陆军的敌意，航空部刚刚组建，负责重建被凡尔赛和约禁止的德国空军。内贝尔的努力没有奏效，因为这些信件被转到了军械局，军械局动用一切力量阻止他从政府获得支持。

不久形势愈加严峻。内贝尔写往英格兰的信中提到了他先前和国防部的接触。十月中旬，施耐德接到举报，他给盖世太保打电话，盖世太保答复：内贝尔已经被约谈，并被警告以后不得再提及类似的接触。内贝尔的通信此时应该已经被监控。这个事件可能导致了盖世太保对火箭发射场的突击搜查，维利•莱亲眼目睹了这次搜查。盖世太保还为内贝尔的事联系了航空部新闻发言人。施耐德给航空部打电话，告诉新闻发言人，“不让所有这些消息见报是理想的选择”，如果做不到，至少也得消除所有关于军事应用和新技术发展的讨论。这是第一次有资料表明军械局希望火箭技术完全保密。

同时内贝尔陷在同事和国家带来的更深的麻烦中。9月末，维利•莱和已经退役的汉斯•沃尔夫•冯•迪克胡特•哈拉赫（Hans-Wolf von Dickhuth-Harrach）少校，后者自1930年起担任VfR主席，向国家检察官起诉内贝尔的欺诈，并将内贝尔开除出协会。VfR和火箭发射场团队一直处在一种不和谐的共生关系中，尽管内贝尔是VfR的秘书长，协会官方还是与内贝尔的一些毫无把握的项目保持了距离，比如马格德堡火箭项目。但是检察官认为这些指控并无事实根据，维利•莱将此归结为内贝尔与纳粹的联系，但是报告显示内贝尔并未违法，也可以说是证据含糊不清，不足以推断出任何结论。这也没有影响克劳斯•里德尔继续为内贝尔行动辩护。此次不和谐冲突，因资金问题和内贝尔个人品格而起，基本宣告了VfR和火箭发射场团队关系的解体。

作为应对，内贝尔试图把火箭发射场注册为自己掌控下的协会。但是柏林团队还面临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1933年7月，火箭发射场三年的租约到期，进入这个老旧的军火库愈发困难。据VfR成员赫伯特•拉伯（Herbert Raabe）回忆，他在这年夏末或者初秋访问火箭发射场，守场的士兵却不让他进去。租约到期后，陆军管理员甚至拿出了一张水费账单，据称是因为水龙头漏水逐渐累积造成的。军械局拒绝为账单负责，而且还在12月介入并否决了内贝尔的协会注册申请。

与此同时，罗尔夫•恩格尔回到柏林，与遗留的业余火箭科学家合作，试图抢救火箭项目遗产。恩格尔两年前退出柏林团队，因为他认为内贝尔挪用项目资金，但根据恩格尔的说法，内贝尔还是同意合作。他们联系布劳恩，然后见到了贝克尔。1933年，贝克尔已经晋升少将，成为军械局测试部的负责人。恩格尔回忆，因为贝克尔只接受他们在军械局控制下秘密工作，其他一切免谈，会议演变成了争吵。克劳斯•里德尔也曾数次联系布劳恩，安排军械局和内贝尔之间的和解。1934年7月，盖世太保询问布劳恩，要求他回答与内贝尔的联系，布劳恩说他拒接了里德尔的电话。事实上，布劳恩与里德尔见面五次，并警告他“如果内贝尔继续与军械局作对，会有很严重的后果”，内贝尔会进监狱。

1934年初，VfR解散。遗留成员转入隐蔽的“渐进传输技术注册协会”。1934-37年，这些人只是在内部通讯中发表了几篇航天文章。三十年代后期，还成立了一个航天协会，同样也发行了刊物，但是讨论只在一小部分爱好者中展开。由于强制审查的施行，在公众看来，火箭技术在1934年直接就消失了。在正式的出版控制之前，军方就已经致力于消除火箭议题的出版物。在一封1933年年末起草的信函中，施耐德写道：“近来，测试部数次强制介入了内贝尔的不当宣传和出版行为。”1934年4月6日，在让军械局恼怒的延迟后，戈培尔的宣传部终于签署法令，禁止一切火箭技术讨论提及军用或者技术细节。

鲁道夫•内贝尔是真正令人称奇的老练幸存者，所有的骚扰和困难都没能阻止他的脚步。他有效地利用了与劳工部长和钢盔领导人泽尔特的关系。1933年中期，钢盔已经被“招安”，成为纳粹的老兵组织，接受冲锋队或者说褐衫队的监管。褐衫队是纳粹的准军事组织，为街头暴动和攫取政权提供人员。尽管冲锋队和钢盔之间因为强制合并而关系紧张，内贝尔有机会从冲锋队与陆军之间日益增加的敌视中获益。在恩斯特•罗姆的领导下，冲锋队凭借巨大的数量，宣称将取代旧式军队。冲锋队鼓吹“二次革命”，认为希特勒对资本家做了太多妥协，并且不太热衷于立即对付犹太人。

内贝尔与冲锋队联系的全部细节已经无法考证，这些内容他在回忆录中只字未提。没有证据表明泽尔特帮他与罗姆取得了联系，但是内贝尔把自己形容成一个可怜的被军方迫害的发明家，得到了某个崇拜者的认同。通过这个崇拜者的求情，汉堡的纳粹地方长官确实安排了内贝尔与冲锋队领导人的会面。罗姆没有出现，但是冯•克赖泽中将接受了内贝尔的辩护，并承诺会转达给罗姆。恩格尔在1933年10月加入冲锋队，稍后变成了纳粹学生领袖和党卫队军官，根据恩格尔的说法，他也曾见过冯•克赖泽，并且在另一个场合中见过罗姆本人。

同时，内贝尔接到了波兰华沙的一个科研机构的信函，单纯地咨询关于建造平流层火箭的可能性。他立即写信给希特勒、戈培尔、外交部长以及其他实权人士，希望利用他们对波兰的仇恨来获得支持。1934年2月23日，在接到帝国总理府的电话后，施耐德写了一个备忘，暗示他阻止了内贝尔的企图。备忘同样显示了冲锋队领导人不久前为了内贝尔与陆军交涉。

3月10日，施耐德致函罗姆，解释陆军封杀内贝尔的原因，信函由陆军总司令以及国防部长转交，信中辩护的口气反应了陆军和纳粹互动中的紧张关系。信函中还提到：1933年9月29日，希特勒、戈林和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已经在库默斯多夫看过了火箭技术展示；1934年2月8日，副元首赫斯以及“很多冲锋队高级领导人”也看了同一展示。陆军想通过给冲锋队高层一个全景，即在陆军主导下，库默斯多夫进行的工作要系统的多，来消除“现存明显的不信任”。通过不同的渠道，陆军应对内贝尔行为的解释也同步发出。

这些应急手段似乎暂时奏效了，但是内贝尔没有放弃。5月，泽尔特给帝国邮政部长写信，询问是否支持内贝尔为民用目的发展邮政火箭。弹道军需处及时挫败了这一企图。冯•霍斯蒂希继任贝克尔任一处处长，他曾在3月请求逮捕内贝尔，但盖世太保一直不为所动。内贝尔可能因为与泽尔特的关系逃过了逮捕。

6月初,军械局苦等的机会终于来了，因为一本叫“火箭鱼雷”的宣传册，内贝尔被约谈，册子中讨论了基于火箭技术的防空武器、弹道导弹和毒气攻击。施耐德和冯•霍斯蒂希申请立即用泄密罪逮捕内贝尔。逮捕没有立即进行，因为内贝尔将他的小册送交冲锋队领导人后，6月21日，冲锋队又一次为内贝尔出头了。一周后，钢盔领导层的代表给军械局打电话，神秘地要求立即召开一次关于内贝尔的秘密会议，会上施耐德和冯•霍斯蒂希需要让代表相信陆军的立场是公正的。

但是内贝尔的时间选择极其糟糕，陆军和冲锋队的关系已经在危机的边缘，将军们给希特勒施压要求采取行动。戈林以及此时实力尚弱的党卫队头目希姆莱利用局势为自己牟利，他们散布谣言，让希特勒相信冲锋队密谋政变。1934年6月30开始， 在慕尼黑以及别的城市，党卫队的执行队射杀了很多冲锋队领导人，包括罗姆和冯•克赖泽，史称“长刀之夜”（Night of the Long Knives）。陆军单位在幕后支持并提供后勤保障。内贝尔在柏林被逮捕，关押在党卫队/盖世太保的柏林总部。根据内贝尔的说法：因为被一位经常造访火箭发射场的警官认出来，他摆脱了潜在的悲惨命运。这是内贝尔的典型特质，他立即得到了优待，并且很快出狱。他返回火箭发射场，发现他的设备和汽车都已经被军械局没收。根据租约条款，他被勒令迁出。据猜测他先前没被赶出去还是因为泽尔特的关系。

令人震惊的是，内贝尔仍然没有放弃。1934年秋，他试图与大型工程公司莱茵金属（Rheinmetall-Borsig）达成某种协议。他数次尝试恢复火箭项目，但每次都被军械局的人断然阻止。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战友还有同样激烈反对陆军的恩格尔。1934年末，恩格尔领导一个学生团体在柏林北部的西门子城（Siemensstadt）建设了试验架，用于业余火箭实验。但是这个团体没几个月就消失了。

党卫队的清洗行动，让陆军有效地垄断了火箭技术，军械局拥有了扼杀每次挑衅的能力。维尔纳•布吕格尔（Werner Brügel）是一个年轻的航天爱好者，他想用电台谈话的形式，讨论用火箭探测平流层，一处立刻禁止了所有关于这个话题的电台讨论，并把幼稚的布吕格尔请到办公室喝咖啡。施耐德关于此次会面的记录，还反应出德国日渐严重的反犹倾向，他写道：布吕格尔有令人不快的犹太腔。随后盖世太保来到布吕格尔在法兰克福的家中，将他暂时逮捕，没收了他的家当。

陆军谋求垄断火箭技术的另一手段是拉拢，这用了在亚瑟•鲁道夫身上。1930-31年，鲁道夫为瓦里尔-海兰特的引擎项目工作，1932年中期，因为大萧条的影响，他失去工作。在失业办公室，他遇到了老上司阿尔方斯•皮奇。他们想再次从火箭技术开始，于是向当地冲锋队领导人求助。据称，因鲁道夫的反共倾向，他在1931年中期就加入了纳粹党和冲锋队预备队，在佩内明德的主要工程师中，他是最资深的纳粹党员。1932年，冲锋队拒绝了鲁道夫和皮奇，但是1933年5月，他们拿到了军械局秘密研发引擎的小合同，皮奇卷走了大部分款项，鲁道夫不得不一个人完成项目。1934年8月，他来到库默斯多夫展示引擎的时候，多恩伯格告诉他：要么为我们工作，要么就停止工作。作为雇佣条件的一部分，鲁道夫必须脱离冲锋队，但可以保留纳粹党员身份。

至少还有一个隐秘的汉诺威团体逃过了军方的清扫行动，这个团体直到1936年才被取缔。1934-37年中，火箭“发明家”们不断涌现，浪费着军械局军官和工程师的时间。大部分人是骗子或者是毫无能力，这其中相对可信的是赫尔曼•奥伯特。1934年，他重出江湖，从罗马尼亚递交了一份导弹提案。在1941年之前，因为外国公民的身份以及不随和的个性，他一直被排除在所有火箭计划之外。清除火箭团体，驱逐不受欢迎者，军械局双管齐下，一心想在1933-34年间达成目标，即：利用陆军和纳粹极权国家的体制，消除一切泄密隐患，专心在库默斯多夫用自己的团队研发火箭技术。在取缔行动进行的同时，陆军团队也在冯•布劳恩的领导下，在液体火箭技术实用化的道路上大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