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观点是不完善的。科学的落后，以及古代有无科学的问题，并不是解放以后才出现，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性问题。楼主的观点有积极的一面，就是科学家应该成为科学的主人，科学并非为国家社稷服务的工具。这个观点和武汉大学某教授多年前一直推崇的观点不谋而合。但是，这与“根本制度”并没有直接联系，因此不能推论到根本制度的问题上。从科学理性出发，楼主的理论是不严谨的。我国文化历来有技术（工艺）为国家服务，为统治者服务，为生活服务的制约。以天文为例，从诞生到清朝末年，基本上是为统治者特别是皇宫贵族服务的，并不立足于新知的发现和理论的建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最早记录很多现象，却不能最早科学的论证太阳绕地球转（虽然有人在文献中提出过这个猜想，但毕竟是猜想，没有通过实验观测加以验证，所以不能叫做科学。而国外确有严谨的验证方法，甚至有轨道的计算）。又如历法，就有安排农时的实用，因为以前的中国是农业社会。所以并不是有了新中国才有科学为国家社稷服务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无可否认，新中国的科学人才和科学成果确实极少，出名的那几个都是国民党时期培养的，天天鼓吹的那几个成绩，与香农的信息论比起来都仅仅是技术上的顺理成章的提升，抢先一步而已（例如牛胰岛素的合成）。因为这种成绩，在一定基础上只要投入大力气，搞人海战术，多做实验就能做出来，没有根本理论的创新。水稻基因测序，便是一项政治任务。对于一个以水稻为民生之本的地方，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出来，就有很多说不出来的话题了。而当时不但中国在测，日本也在测，测序是个循序渐进的漫长过程。而且国内能够用来测序的仪器的数量是有限的（进口货嘛），所以能不能最先测出来就是问题了。结果呢，日本人下班就回家休息，中国人三班倒轮流做，人休息，仪器不停，终于赶在人家前面做出来了。像这样的成果，其本质是体力活，在科学界是没有什么重量。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不过他的本质不仅是“SHZY”，而是哲学基础，是文化基础，是政治格局。把这些问题通通归结于SHZY并不妥当。
况且我们现在也不是纯粹的SH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