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他，我将永远保持敬意。

　　回顾我的学生时代，当年的高考独木桥更加狭窄，然而我的老师们少有像今天这样拼命灌压学生，挤占学生业余时间的。我高中的语文教师，和我讨论《尤利西斯》，历史教师和我讨论《万历十五年》――我将一辈子感激他们。

　　随着高校扩招，现在高考的竞争激烈程度相对而言应该是趋于缓和。然而反常的是，如今的教师却更加变本加厉的以填鸭式手法对待学生。我们不禁要问：何至于此？

　　一个最根本的变化是，当年虽然也有升学压力，然而由于录取名额少，录取率相对固定，教师的压力反倒不如今天这么巨大。不少有抱负的教师，在看开一时的利益得失之后，完全有时间有条件实施一些教学的新设想新办法；加上社会转型比较缓慢，师生之间的文化背景基本同一，和学生沟通困难并不大。作为学生，基本上可以确定自己能不能考上大学，所以目标也比较明确，无望者相反可以尝试其他出路――当年我听说不少乡村的普通初中也开设职业技能课，便是例子。

　　而如今，高考录取虽然名额增多，但是相对来说录取率每年的变化就比较大，大多数的教师和大多数的学生都处于一种既有希望又不知希望几何的煎熬中。而在学校方面基本已经把教师的待遇和考试成绩、录取率等挂钩――原因前面已经说了。当然，这样做可以节省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但同时也把教师们逼进了一条没有退路和岔路的羊肠小道上――因为除了分数，他们此外做的一切将不再有任何意义；除了可以安慰自己的良心，得不到任何人的认同――不管学校、学生还是家长。然而人不能永远只活在精神高地上，衣食住行，赡养抚育，都是摆在眼前的具体问题。更何况不少地方已经开始用下岗的杀手锏来对付最后那些最倔强和最无所谓的教师――和福利待遇奖金相比，失业的威胁性简直不可以道里计。如今百业不兴，普通人谋生尤为艰难。教师每月几百到千元左右的收入，确实不是绝大多数人可以说不要就不要的。

　　于是，我们的教师和学生，就只能这样无休无止的相互折磨。我们知道需要改变，但是从谁开始改变呢？对于一个互动的闭合系统来说，这个问题恰若鸡与蛋孰先孰后。老实说，我看不见改变的门户在哪里。

其三，教师职业恶评如潮，媒体教委难辞其咎

　　经常看报看新闻的人都知道，近年来的新闻里面，隔三岔五的出现关于教育行业的负面报道。比如教师强奸学生，乱收费乱摊派，招生黑幕，教师殴打学生，等等。以至于假如长时间没有这样的报道，我都怀疑新闻工作者们是否有渎职的嫌疑。自然的，这些东西都是应该报道的，违法的有行政法规来处理，犯罪的有刑法来伺候，倒也无甚废话之处。

　　只是，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没有红忠白奸那么简单直接。新闻看多了，自然会得到这样的印象：现在的教师们简直不配做教师，甚至不配做人。然而事实呢？

　　就以学校强奸案作为例子。多的我不说，只说一点：每年全国究竟有多少这样的案件？这个数量是否非常巨大？和处处可见的官员恶霸黑帮的欺男霸女相比，哪个数量多？哪个是偶在事件哪个是必然事件？哪个的社会危害大？哪个的性质更加恶劣？假如你说是前者，我无话可说；假如你承认是后者，那么，为何新闻媒体要不约而同的把目光的焦点对准教师呢？况且，强奸案以外，学校黑幕这些，和教师个体又有什么关系呢？在我看来，其原因有二。一是前面说过的泛道德主义的惯性思维。二是现实的利益和力量考量。

　　我支持新闻媒体行使监督的权利，但是我坚决反对他们进行选择性的监督。更何况，不少新闻部门为了迎合民众口味，故意甚至恶意编造不实新闻甚至假新闻。

　　以前我曾经激动的说过记者是中国当下最势利眼的职业之一。当然，那时情绪比较失控。其实，我可以理解他们。你要报道官场黑幕？那你准是不想继续干了。你要报道黑恶势力？那么先把老婆孩子送深山里吧。你要报道下岗职工和失地农民？得了，领导说了，那样会影响党和人民政府的光辉形象。你要报道在国外媒体发言的被逐知识分子？好家伙，你有几个胆子，国安的茶那么好喝？

　　那么，你还能报道什么呢――除了娱乐八卦和坊间闲事？

　　教师行业正是最好的对象。除了在经济上比最底层略显优势，在话语权上，都是一样沉默的失语者。教师天然的在社会权力分配中处于一种相对弱势的地位。民间这些年来积聚的怨气，对外可以有日本美国这样的民族主义宣泄口，对内则可以找到无良教师这样的道德主义活靶子。而记者们在痛快的口诛笔伐，进行正义的意淫时，决不用担心事后可能招致什么报复；即便对象是教育界的某位达官显贵，那又怎么样？你虽然是公仆，但不是实权部门，无冕之王们会*你才是怪事。出了这个圈子，你不过一介草民。就是要揭你批你，谁叫你啥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