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所做的贡献”。自然，因为他身体“金贵”，一到下午就离开了工地。他以为他“抡起铁锹铲土”，“充其量只能起一点宣传的作用”，除此以外，“我的到来至少能让那数百位干活的人有机会喘口气”。他也肯定，水库的修建完全不必要如此“兴师动众”，“只要两三百个工人使用挖土机和卡车就能比那成千上万的‘热情志愿者’干得又快又省钱”。因为这些义务劳动者得用车接送、安排食宿，而且时间长达数周。“不能因为干了点象征性的体力劳动而耽误了本职工作”，完全的形式主义实在是贻害无穷（第38-39页）。
　　对他所看到与经历的运动，克罗契科也有更深层次的思考。他发现中国领导人通常是通过组织全体或部分民众搞运动的方法来达到其目的。也就是说，每次运动都有领导人的深思熟虑，并不是简单的“胡闹”。当然，他也不会忘记把中国的运动与他的祖国曾经发生的同类事情进行对比分析。与苏联周期性出现的“政治清洗”一样：运动组织者将同一单位的人召集起来，让他们互相撕咬，“挑选出来的牺牲品被迫将他们的罪过来个竹筒倒豆子”。同事们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批判，“这些同事似乎觉得自己对政权的忠诚是与他们提出问题的恶毒程度成正比例似的”。但是也有所不同，在苏联，有罪与否当时当地现场解决，而在中国往往要开好几个会来“处置一个牺牲品”（第65－66页）。
　　当时中国的科研规划随着党的政策朝令夕改，极大地影响了科学研究的正常发展。克罗契科也注意到这一问题，化学所的研究计划与项目，“飘忽不定，以致不到几个月，就彻底转向一次”（第16页）。他自己提出的研究项目，在未与他商量的情况下被改得“驴唇不对马嘴，面目全非”，他的建议亦“踪迹难寻”，而且没有人惋惜已花费的时间与精力，也不用研究那些规划是否还有可资借鉴的东西。“毫不奇怪，既然合情合理的争辩对这些专横跋扈的党官僚不起作用，被整怕了的科学家只好亦步亦趋，闻风而动。”当然，新的规划命运与以前的一样，因为过不了多久，“这些新规划就被宣布为‘不切实际的’”（第84－85 页）。
　　通过痛苦的思索，克罗契科认为妨碍中国科技进步有两大原因，一是正如上面所言，“科研也像其他工作一样，需要时间来显示其效果”。苏联专家对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