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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金斯从车站搭公共汽车来我们实验室那是习以为常的事。这次他却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因为这笔开销可以由四个人来分担。况且，在汽车站同罗西一起等公共汽车也实在不是滋味。这样会使原来令人不快的气氛变得更僵。威尔金斯过去对她好心好意讲的话全是白费唇舌。即使现在他们可能面临失败而大丢面子，罗西对他仍然是不理不睬。她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戈斯林身上了。他们到了剑桥后，威尔金斯往实验室里探探头，打了个招呼，示意他们四个是一起来的。碰到这种尴尬的场面，威尔金斯总喜欢先闲聊几分钟，而罗西却不是这样。她去剑桥不是为了摇唇鼓舌的，而是急于想知道事情的究竟。

佩鲁兹和肯德鲁并不想打扰克里克。因为这天正是他表现自己的日子。他们进来跟威尔金斯寒暄以后，就借口工作忙便匆匆忙忙地回自己的办公室去了。在这一行人抵达之前，我和克里克决定分两步介绍我们的工作进展情况。首先由克里克扼要地阐述一下螺旋理论的优越性，然后我们俩一起介绍这个DNA模型的制作过程。尔后，大家去伊尔酒馆吃午饭。空出下午的时间，可以讨论一下解决DNA结构的最后阶段的工作。

演示活动的第一步是按计划进行的。克里克把螺旋理论大吹大擂了一通，并在几分钟内就说明了用贝塞函数获得漂亮答案的方法。然而来访者中却没有人愿意分享他的快乐。威尔金斯不但不想用这种微妙的理论来解决任何问题，反而想强调他的同事斯托克斯的某些计算结果会比这种理论更加高明。斯托克斯不喜欢炫耀自己；他的课题是在夜晚乘火车回家的路上解决的。次日早晨，他把他的结果写在一张纸条上了。

罗西并没有反对首先讨论新创的螺旋理论。但是，当克里克喋喋不休他讲个没完时，她就显得厌烦起来了。其实，这套说教大可不必，因为她根本就不认为有丝毫的证据可以说明DNA结构是呈螺旋状的。结果如何，还有待于X射线工作的证实。现在讨论这个模型，只能增加她的不满。罗西认为克里克讲演的内容根本不值得他如此哇哩哇啦。当他谈到在这个由三条多核苷酸链组成的模型中，磷酸基团之间是由Mg++离子联结时，罗西竟显得那样咄咄逼人。她对这种说法根本不感兴趣，并直截了当地指出，Mg++离子由水分子外壳紧密地包围着，因而它不可能是一个紧凑结构的主要成分。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她的反对并非仅仅出于她的倔强个性。这时，我也发觉我记错了罗西所测的DNA样品的含水量。正确的DNA模型至少应该比我们模型中的水多十倍。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错了，多余的水说不定流进螺旋边缘的空隙中去了。但我们这个理论毕竟还显得软弱无力，这一点也是无法否认的。如果说DNA含有更多的水这一论点站得住脚，那么就可能制作出许多不同式样的DNA模型。

吃午饭时，克里克还是那样侃侃而谈，但已不再象一位殖民地征服者在那些无缘瞻仰文人丰采的不幸儿童面前讲演一样地趾高气扬了。“彩球”抛给了我们。这是人人皆知的。要想解决那天提出的一些难题，最好的办法是对下一轮实验达成协议。首先，要搞清楚DNA结构是否决定于那些用来中和负电性磷酸基的金属离子，只需要花几星期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到了那时，有关Mg++离子重要性的种种疑虑，就会烟消云散了。只有完成了这项工作，才能着手下阶段的模型制作。假如工作一帆风顺的话，我们很可能在圣诞节之前搞出点名堂来。

午饭后，我们穿过国王学院，从后院又到三一（Trinity）学院的庭院内散步。他们还是不改变自己的观点。罗西和戈斯林尤为固执。他们决不因为这次五十英里的长途跋涉的剑桥之行，而改变他们既定的研究计划。与他们相反，威尔金斯和西兹似乎还通情达理，这是否仅仅出于他们要和罗西唱对台戏的缘故，还很难说。

我们回到实验室，大家仍各持己见。克里克并未马上认输，他还在唠叨着制作模型的某些细节。可是，当发觉只有我一个人和他搭讪时，他马上就泄气了。此时此刻，我们俩真是心灰意懒，对模型也不愿意再看上一眼了，觉得它已黯淡失色，那些改制的粗糙磷原子不见得会有什么用处。威尔金斯要赶三点四十分的火车回伦敦去，我们就和他们匆匆告别了。

14

罗西成功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布喇格那里。无数事实表明，克里克如果能少说多做，工作进展会更快一点。对此，布喇格并不想多发表意见。不出所料，这消息还在广为流传。看来，现在该是威尔金斯的上司和布喇格谈谈的时候了。他们应当讨论一下，让克里克和我这个美国人再象金氏学院那个研究小组一样，耗费重金来研究DNA结构是否合适。

布喇格爵士对于克里克这样一再节外生枝，已经司空见惯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克里克还会惹事生非。他在实验室如果还是那样地干下去，又会白白地浪费掉五年的时间，连撰写博士论文所需的资料也收集不起来。要布喇格在他任期的剩余岁月里继续容忍克里克蛮干下去，看来是很困难的。甚至对于任何神经正常的人来说，都是不能接受这种要求的。另外，布喇格教授长期生活在他父亲的显赫声望之下，多数人都错误地认为布喇格定律主要是他父亲的卓越贡献，而他本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正是他享有科学界崇高荣誉的时候，却不得不为一个不得志的天才人物的某些疯癫古怪行为负责。

佩鲁兹也听说了要我和克里克放弃DNA结构的研究。布喇格征求佩鲁兹和肯德鲁的意见时，并没有了解到我们工作中的独到之处。因此他感到问心无愧，认为这样做并不会阻碍科学的发展。在鲍林获得成功之后，一般都认为再继续搞螺旋结构，除了说明头脑简单以外就没有别的什么意思了。不管怎么说，让金氏学院的研究小组首先制作出螺旋模型是对的。这样，克里克就能专心致志于他的博士论文工作，认真研究血红蛋白结晶在不同浓度盐溶液里的收缩情况。再扎扎实实地干上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他或许能搞清楚血红蛋白分子的形状。拿到博士学位后，就可以打发克里克另就高位了。

那时候，我们也不想向布喇格求情。为了不使佩鲁兹和肯德鲁在中间为难，我们决定采取克制态度，没有公开对布喇格的决定表示疑义。否则，大吵大闹起来就会显得布喇格教授对DNA这三个字母到底代表什么，是一无所知的。在他看来，DNA结构的重要性还不及金属结构的百分之一。他曾怀着极大的兴趣制作他的肥皂泡般的模型来研究金属结构。在放映描绘那些肥皂泡相互撞击的电影时，布喇格那股子高兴劲头，真是无法形容。

我们忍气吞声并不是怕和布喇格伤了和气，而是我们以糖和磷酸为核心的模型陷入了困境。我们不管从哪个角度观看它，总觉得有点不是味道！一天，我们参观金氏学院回来，又认真地琢磨了那个命运不济的三条核苷酸链模型和其他一些有关的模型。虽然还不能完全肯定这些模型是错误的，但给人一种印象，把糖和磷酸骨架放在模型中央未免使原子堆集得太紧了，这是不符合化学规律的。在这种模型中摆正一个原子的位置，就会使离它较远的原子拥挤不堪。

要想取得成功，一切还得从头开始。很遗憾，我们觉得如果轻率地和金氏学院的那几位搅在一起，就会使我们新的实验结果的来源枯竭。我们也不想被人邀请去参加有关的学术讨论会。那怕稍微问一问威尔金斯，有人也会怀疑我们又要搞DNA了。尤其糟糕的是，我们洗手不干的工作，金氏学院的那几位是不会就此罢休的。据我们所知，他们至今还没有制作过任何三维分子模型。为了加快研究进程，我们愿意把剑桥的原子模型给他们使用，但他们仍然是半推半就，但威尔金斯曾经说过，几周之内要找人把模型搭起来的。于是，我们决定以后有人到伦敦去，就顺便把这些玩艺儿带到他们实验室去。

由于出现这样的僵局，在大西洋彼岸的英国，任何人要想在圣诞节前解决DNA的结构问题看来都是渺茫的。克里克重操蛋白质旧业仅仅是为了应付布喇格要他完成的博士论文，并非他自己心甘情愿。沉默了几天后，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论起蛋白质α螺旋的超螺旋结构来了。后来只有在吃午饭时，我才能听到他谈上几句DNA的结构问题。好在肯德鲁认为DNA工作虽然中断了，但仍然应该经常考虑一下这方面的问题。他从根本上就不打算再让我对肌红蛋白发生兴趣了。在那些阴冷的日子里，我想尽量多学点理论化学方面的知识，或者翻阅各种杂志，希望能找到点被人遗忘了的有关DNA结构的资料。

那时，我经常阅读的一本书是克里克买的《化学键性质》。克里克为了查找重要键长等某些资料，常常翻阅它。这本书放在肯德鲁给我做实验用的一张台面的角落里。我总希望在鲍林的这本名著中找到一些奥妙之处。于是，克里克又买了一本送给我，这预示着吉祥之兆。他在这本书的扉页上题字“赠给沃森——克里克，51年圣诞节”。以后证明，基督教的这个传统还确是有点灵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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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期间，我没有一直呆在剑桥。米奇森邀请我到金泰尔（Kintyre）海岬的卡罗德尔（Carrodale）他父母家中去度假。米奇森的母亲诺米（Naomi）是一位著名作家。她的兄弟 就是英国最有才华的、性格怪僻的生物学家霍尔丹（J.B.C. Haldane）。米奇森的父亲迪克（Dick）是一位工党议员。非常幸运，在节日期间，他们那间宽敞的客厅里总是高朋满座。我在欧斯敦（Euston）车站见到米奇森和她妹妹瓦尔（Va1）时，把我们在DNA工作中遇到的拦路虎和对来年能否拿到奖学金的担心全忘得一干二净了。在开往哥拉斯哥的火车上，我们通宵都没有找到空着的座位。十个小时的旅途中，我们只好坐在自己的行李上，听瓦尔议论美国人那种呆板的、举止粗鲁的生活习惯。而年年都有越来越多的这种美国人涌向牛津大学。

我在哥拉斯哥见到了我的姐姐伊丽莎白。她是从哥本哈根乘飞机来普雷斯提克（Prestwick）的。两个星期前，她给我写过一封信，说有一个丹麦人正在追求她。我顿时意识到情况不妙，大难临头了。因为那个丹麦人是位成功的演员。我马上要求米奇森能否让伊丽莎白跟我们一道去卡罗德尔，他表示同意。这就使我如释重负。我姐姐如能在卡罗德尔那样古怪的村舍里住上两个星期，她就不会愿意在丹麦安家落户了。

我们乘坐的是开往坎贝尔敦（CampbeIltown）的公共汽车。迪克开小汽车在去卡罗德尔岔道上等候着我们。接到我们以后，他开车越过二十英里的山路，把我们带到一个苏格兰小渔村。这里就是他们老俩口住了20年的地方。庭院里有一条石子铺成的小路，通向餐厅和那间有几座壁橱的贮枪室。我们沿着小路走进餐厅时，宴会正在进行，餐厅里面充斥着激烈的高谈阔论。在座的有米奇森的弟弟，动物学家莫道奇（Murdoch）。他总喜欢引导大家谈细胞是如何分裂的。但是，谈论较多的还是政治问题和某些美国狂人挑起的冷战局面。这些狂人们最好还是回到美国中西部城市的律师事务所去。

第二天早晨，天气很冷。我想要不挨冻，最好是缩在被窝里不起床。这样办不到的话，除非下着倾盆大雨，就可到外边散散步。下午，迪克总要找人同他一起去打野鸽子。我也曾去试过一次，鸽子都飞走了，我才放枪。我就蹲在客厅地板上紧挨着火炉取暖。另外，到图书室打打乒乓球也能暖暖身子。图书室的墙上挂着刘易斯（Wyndham Lewis）画的诺米和她的孩子们严肃的画象。

一个多星期以后，我渐渐领悟到这个思想左倾的家庭竟会由于客人们出席晚宴的衣着打扮而烦恼。在我看来，这是接近暮年的人的反常行为。我的头发式样已逐渐失去美国人的模样，因此，我并不觉得自己的仪表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而引人注目。可是，我到剑桥的第一天，佩鲁兹把我介绍给奥迪尔时，她对我的外表甚为惊讶。后来，她对克里克说，一个美国秃顶佬到实验室来工作了。在我换成剑桥装束以前，要避免这种尴尬场面，最好是留长发。虽然，我姐姐看到我那模样会感到不舒服，但我明白，要想改变她那种对于英国知识分子看法中的一些肤浅的观念，决非一朝一夕之事。卡罗德尔倒是一个使我改头换面的理想地方。没有多久，我脸上就长满了胡须。虽说我并不喜欢我那红的胡子，但用冷水刮掉它也确有点不好受。瓦尔和莫道奇对我的胡须挖苦了一个星期，不用说，我姐姐对我也不满意。于是，我干脆把脸刮得光光的，才去出席晚宴。诺米对我的容貌称赞了一番。这时，我才知道我这样做对了。
晚上，时常有些不得不参加的智力游戏。这些游戏活动可以丰富词汇。每当我照本宣科地读我的淡而无味的作品时，总想躲到椅子后面藏起来，以便避开米氏家族妇女们殷勤的凝视目光。好在宾客众多，轮到我的机会很少。我在巧克力糖木箱旁找了个不显眼的地方坐下，心想这样别人就不会注意到我的节目没有通过了。最愉快的是在楼上黑暗角落里一连几个小时玩一种叫做“杀羊羔”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中，最残忍的“屠夫”要算米奇森的妹妹洛伊斯（Lois)了。她在卡拉奇教了一年书刚刚回来。她还是个伪善的印度素食主义的坚决倡导者。

几乎从我呆在卡罗德尔的头一天起，我就知道我对诺米和迪克的左倾思想结下了难解之缘。但是，终日美酒佳肴足足补得上那里习惯于把大门朝东敞开着而迎来的凛冽寒风的袭击。新年过后三天，我就要离开那里。这是莫道奇给我约定的日期。他已经为我在伦敦实验生物学协会会议上安排了一个讲演。但是，在我即将离开那里的前两天却下了一场大雪。一些光秃秃的荒山被大雪覆盖得宛似南极山脉。我们沿着通往坎贝尔敦的积雪封闭的公路，走了一个下午。这给我们一次极好的机会，我们一边观赏雪景，米奇森一边谈着他的免疫体移植实验的博士论文；而我在想着等我离开时这条路也许不能通车了。真是天不作美，我们一行只好在塔伯特（Tarbert)搭上克莱德号轮船，第二天早上就到伦敦了。

回到剑桥后，我满以为会有关于我的奖学金问题的美国来信。结果连一封官方信件都没有。自从11月份卢里亚写信叫我不要担心此事以来，至今音讯皆无，这似乎有点凶多吉少。显然，他们尚未做出决定，我应该作最坏的打算。拿不到这笔奖学金，充其量也不过使我有点不开心罢了。肯德鲁和佩鲁兹对我说过，如果我经济上真的发生了困难，可以向英国政府申请一小笔款子以解燃眉之急。直到一月下旬，华盛顿寄来了一封信，我心中的悬念才就此了结。我的奖学金取消了。信中引述奖学金条例说，只有在指定的学术机构工作才能享受奖学金待遇，由于我违反该项条款，因此，他们也就爱莫能助了。

这封信的第二段又说要给我另外一笔奖学金。可是，这笔奖学金后来没有按惯例发十二个月，而在五月中旬就停止了。实际上只发了八个月。这并不是因为我长期犹豫不决对我的刁难，而是没有听从奖学金授予团要我去斯德哥尔摩的劝告对我的处罚。这样，我少拿了一千美元。九月份新学年开始以前，显然已不可能再得到任何方面的资助了。于是，我就接受了这笔奖学金。两千美元可不能轻易放掉。

事隔不到一周，从华盛顿又来了一封信，是由同一个人签发的。这次他不是以奖学金授予团头头的名义，他现在的头衔是国家研究委员会主席。信中说他安排了一次会议，要我作关于病毒生长的学术报告，会议定于六月中旬在威廉斯敦（Williamstown）举行。就是说开会的日期在我的第二笔奖学金刚刚期满一个月。当然我根本不想在六月或九月离开剑桥，唯一的问题是找个借口。起初我想以没有料到的经济拮据为理由，继而又想，我不能让他以为，他曾对我的事业产生过影响。于是我找了另外一个借口把信发了出去，告诉他剑桥的学术活动非常活跃，因此，我不打算在六月份去美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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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决定暂时转向对花叶病毒（TMV）的研究。TMV內含右一种叫做核酸的重要成分，因此，拿它作幌子我可以对DNA继续研究下去。当然这种核酸不是DNA，而是另一种核酸即核糖核酸（RNA）。由于威尔金斯不能宣称对RNA的研究只他一家别无分店，DNA和RNA之间的差别就成了对我们有利的因素。一方面，倘若我们能搞清RNA的结构，也可以为解决DNA结构提供重要的线索。另一方面，当时认为TMV的分子量为四千万，乍看起来，它要比分子量小得多的肌红蛋白和血红蛋白分子更加不可思议。肯德鲁和佩鲁兹多年来一直在从事这两种蛋白的研究，那时尚未获得具有生物学意义的结果。

另外，贝纳尔和范库肯（I．FankuChen）曾用X射线观察过TMV。这似乎有些耸人听闻，标新立异。既然鄙人不象贝纳尔那样非凡的头脑，也就不敢奢想那样掌握晶体学理论。战争开始后不久，他们在《普通生理学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大部分我都看不懂。把他们的研究结果发表在这样的杂志上，看来有点奇怪。这大概是由于贝纳尔已专心致志于与战争有关的工作之故吧！范库肯返回美国后，决定在一家杂志上发表他们的研究资料。这家杂志是对病毒感兴趣的人喜欢阅读的。战后，范库肯对病毒就不感兴趣了。虽然贝纳尔有时还对蛋白质X射线晶体学略加研究，但他更关心的是加强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

他们的许多说法尽管缺乏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但仍有许多值得玩味的地方。TMV由大量相同的亚基构成。这些亚基是如何排列的，他们却一点也不知道。再说要他们在1939年就弄明白蛋白质和RNA是由完全不同的成分构成的，这样的要求未免为时过早。但现在，蛋百质有大量亚基这一点是很容易为人们接受的。RNA却恰恰相反。当RNA被分解成很多亚基时，会产生大量多核苷酸链。但这些链太小，以致于不能携带遗传信息。克里克和我都认为，这种信息肯定贮存于病毒整个RNA之中。TMV结构的最佳设想乃是一个位于中心的RNA，以及包围它的大量较小的蛋白质亚基。

事实上，对TMV蛋白质的组分早已有人进行过生化研究。1944年德国人施拉姆（Gerhard schramm）首次发表了他的实验结果。他报道在弱碱中TMV颗粒分解成游离的RNA和大量蛋白质分子。这些蛋白质分子即使不完全相同，也极其相似。除了德国，几乎没有人相信施拉姆的报道是正确的。这种偏见是战争造成的。他们觉得，德国法西斯竟会在战争一败涂地的最后几年，允许按照施拉姆的想法进行这样广泛的实验，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难以置信的。不难想象这项工作直接受到纳粹的支持，而且该实验得到了错误分析的结果。绝大多数生物学家都不愿化费时间去反驳施拉姆。可是，后来我阅读贝纳尔的文章时，突然对施拉姆的实验感兴趣起来。要是他把数据解释错了，为什么他偏偏凑巧得到了正确的答案。

可以想象，再有几张X射线照片就能搞清TMV蛋白质亚基的排列方式。要是这些亚基以螺旋状堆积，则更能说明问题。我兴奋得把贝纳尔和范库肯的文章从哲学图书馆偷偷带到了实验室，好让克里克看看这些TMV的X射线照片。当他看到图中有代表螺旋的空白时，他立即动手，迅速画了TMV的几个可能的螺旋状结构。从此，我知道自己不能再怀疑有关螺旋的理论了。我无须掌握数学，克里克有空会来教我的。可在他外出时，我则束手无策。幸运的是，只要略懂数学就可以明白这张TMV的X射线照片显示的正是一个每23埃绕螺旋轴一圈的螺旋。其规律是如此简单，克里克竟想用《赏鸟者之傅立叶变换公式》为题撰写一篇有关的文章。

这一次克里克并没有真正大干起来，在后来数天里，他又认为TMV螺旋的证据不够有力。在我找到蛋白亚基呈螺旋状排列的原因之前，自然我也心灰意懒了。晚饭后在百无聊赖之际，我阅读了法拉第学会关于“金属结构”的讨论文章。该文阐述了理论家弗兰克（XXXXXXank)关于晶体形成的有独创性的见解。可是，我几次精确的计算都得到了矛盾的结果，并没有发现任何晶体能按所论述的速率形成。弗兰克后来发现，如果晶体不象我们设想的那样有规则，而是包含了一些错位的话，那么这种矛盾的现象就不复存在。这些错位使得微小间隙不断出现，新的分子则被安置在这些微小间隙之中。

几天以后，我在乘公共汽车去牛津的路上，头脑里酿成一种想法：每个TMV颗粒应视为一个微小晶体，如同其它晶体一样，由于具有微小间隙而逐渐生长。产生微小间隙的最简便的方法就是使亚基呈螺旋形排列。这是最重要的条件。道理很简单，这个看法肯定是对的。周未在牛津看到的各种螺旋楼梯更使我坚信其他的生物结构也应具有螺旋形对称。一个多星期以来，我仔细观察了肌肉和胶原纤维的电子显微镜图，想从其中寻找螺旋的蛛丝马迹。然而克里克的态度却始终是不冷不热，处之泰然。在缺乏任何有力证据的情况下，我知道要说服他是徒劳无益的。

这时，赫克斯利帮了我的忙，他教我使用X射线照像机拍摄TMV照片。显示螺旋的方法就是将TMV的样品倾斜，使其与X射线光束保持几个不同的角度。范库肯没有这样做，因为在战前螺旋还不为人们所重视。为此，我到马肯姆处看看是否他手头有多余的TMV。那时马肯姆在莫尔蒂诺（Molteno）研究所工作。这地方与剑桥不同，实验室里暖气很足。这是为了照顾那位“奎克教授””兼所长基林（Davidkeilin）的，因为他患着气喘病。我总是乐于找个借口，在这华氏70度的房间里呆一会儿。在这里马肯姆随时都有可能嘲弄我，说我如果是喝英国啤酒长大的话，就不会象现在这么狼狈了。这次他却一反常态,很爽快地给了我一些病毒样品。想到克里克和我竟然会做起TMV实验来，我们都不禁哑然失笑。

不出所料，我拍的第一张X射线照片，比当时发表的照片模糊得多。即使这张不太象样的照片也化了我一个多月时间。想拍摄几张能够显示出螺旋的照片，则更是难上加难了。由于在工作中遇到了这个难题，所以，拉夫顿（GeoffreyRoughton）在亚当斯路（Adams Road)他父母家里举办的化装舞会，就成了二月间唯一使我感到痛快的事。说来奇怪，尽管有很多趣闻，如拉夫顿认识许多漂亮姑娘，而且据说他还带着一只耳环写诗，克里克还是不愿意去参加这个舞会。但是，奥迪尔不想失去这次机会。于是，我租了一套王政复辟时期的士兵服装和她一同去了。当我们挤进半痴半醉的跳舞人群时，我们觉得这次晚会相当成功，因为约有一半在剑桥的外国女学生都在那儿。

一星期后，又举办了一个“热带晚会”。奥迪尔很想去。一则因为她参加了筹备，再则这个舞会是由黑人发起的。克里克再次表示反对，不过这次做法上较明智些罢了。参加的人不多，舞场一半空着。我在那里痛饮了一阵，但对在众目睽睽之下跳舞并不怎么欣赏。我脑子里想的是鲍林将在五月份来伦敦参加由皇家学会组织的一个有关蛋白质结构的会议。谁也说不上他下一步要干什么，我们最担心的是他会要求参观金氏学院研究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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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鲍林在艾德威尔德（Idlewild）机场时突然被吊销了护照，而不得不取消对伦敦的访问。国务院不想让鲍林这样喜欢惹事生非的人在世界各地跑来跑去，散布关于昔日银行家们的政治丑闻。这些人主张制止信奉无神论的赤色分子四处泛滥。弄得不好，鲍林可能在伦敦就举行记者招待会，大谈其和平共处的论调。即使不让麦卡锡参议员再有机会指责政府用发给护照的办法袒护激进分子，从而使美国生活方式受到影响，国务卿艾奇逊的地位也已经发发可危了。他们当然不愿再自找麻烦，于是，不同意他出国旅行。

当这件丑闻传到皇家学会时，克里克和我已在伦敦了。这消息太使人难以相信了，倒不如我们猜想鲍林在去纽约的飞机上生了病更好些。只有俄国人才会阻止一位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出席丝毫不带政治色彩的会议。因为第一流的俄国科学家可能想叛逃到富裕的西方去，而鲍林却根本不会考虑叛逃的事，因为他和他全家对加州理工学院是完全满意的。

如果他真的想自愿离开，加州理工学院管理委员会的某些人将会感到高兴。每当他们拿起报纸看到世界和平会议发起者名单中有鲍林的名字时，就会勃然大怒。他们总希望设法使加州南部地区摆脱这种有害诱惑力的影响。鲍林对这种来自加州暴发户不可言状的愤怒是很清楚的，这些人的外交常识主要是受《洛杉矾时报》的影响。

在牛津刚参加过普通微生物学会举办的“病毒增殖性质”会议的我们几个人，对那次会议的混乱状况并不感到惊奇。原定主要演说者之一是卢里亚。可是在按计划飞抵伦敦前两周，他得知他将得不到护照。国务院同往常一样，是不会为这种不光彩的做法作出解释的。

卢里亚的缺席给我增加了一项工作——介绍美国噬菌体工作者近来的实验。可并不需要我临阵磨枪拼凑一篇讲话。因为在会议前几天，赫尔希（AI Hershey）从冷泉港（coldSpring Harbor）给我发来一封长信，概述了他们近来完成的实验。他和蔡斯（Martha Chase）通过这些实验，证实了噬菌体感染细菌的基本特征是病毒DNA进入寄主细菌体。尤其重要的是几乎没有什么蛋白质进入细菌体。他们的实验因而再次强有力地证明，DNA是基本的遗传物质。

尽管如此，当我宣读赫尔希的长信时，四百多位与会的细菌学者几乎没有人感到兴趣。勒夫（Andre Lwoff）、本兹（Seymour Benzer）及斯坦特显然是例外。他们由巴黎到牛津短期逗留。他们知道赫尔希的实验非同小可，并且认识到从那时起大家都会更加重视DNA了。然而，对绝大多数的旁观者来说，赫尔希的名字无足轻重。而且，在知道我是美国人时，大家会从我的蓬乱长发联想到我的科学判断力也可能早同样的荒诞。

英国植物病毒学者鲍登（XXXXXXwden）及皮里（N. W.Pirie）操纵着这次会议。鲍登学识渊博，皮里信奉虚无主义。在这两方面，会议的其它参加者，都望尘莫及。鲍，皮二氏根本不相信噬菌体有尾，TMV具有固定长度这种看法。我企图用施拉姆的实验来给皮里出出难题，他干脆说这些实验应停止进行。这也许是因为施拉姆是纳粹统治下的德国科学家，因此我们没继续争论下去。于是，我转向没有政治成见的问题：许多TMV粒子长度为3000埃是否具有重要的生物意义？答案是简单的。但是这种见解没有引起皮里的兴趣，因为他认为病毒是如此之大，尚难将其结构阐述清楚。

要是勒夫不出席，那么这次会议可能会以失败告终。勒夫颇热衷于研究二价金属离子在噬菌体增殖中的作用。他的想法和我的想法一拍即合，都认为金属离子对核酸结构至关重要。尤其使人感到有趣的是，在精确复制大分于或看两个相似染色体相互吸引中，他预见到某些特定离子可能起关键作用。然而，除非罗西从她完全信赖的X射线衍射技术的立场上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否则我们这种设想无法得到检验。

在那次皇家学会会议上没有迹象表明，自从十二月初同克里克和我发生争论以来，金氏学院的任何人曾提到过金属离子。后来我询问了威尔金斯，方才知道自从分子模型的装配架运到他的实验室以来，还没有使用过。现在要强迫罗西和戈斯林建造分子模型也还不是时候。如果说有什么事的话，那就是威尔金斯和罗西之间的口角比他们访问剑桥前有增无减。现在她坚持说她的数据证明DNA不是螺旋。与其说她愿意听任威尔金斯的指挥来制作螺旋模型，还不如说她可能会把铜丝模型缠在威尔金斯的脖子上。

当威尔金斯问我们回到剑桥后是否需要模具时，我们假意回答说需要，同时向他暗示我们需要较多的碳原子，为的是制造模型以表明多肽链是怎样转弯的。使我放心的是威尔金斯对于那些与他们金氏学院无关的事，总是开诚布公的。他觉得我正在认真地从事TMV的X射线研究工作，这使他确信我不会很快对DNA发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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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金斯深信，我很快就会得到所需的X射线图谱，证明TMV是一种螺旋。卡文迪什实验室刚安装好一台大功率可旋正极X射线管。我使用这台仪器获得了意外成功的结果。这种先进设备使我拍片的速度比使用普通设备快二十倍。因此，一星期内我拍摄TMV照片的数量成倍增长。

卡文迪什实验室通常晚上十点钟锁门。看门人就住在隔壁，但锁门以后，就没人再去打搅他了。户瑟福不主张学生开夜车。他认为在夏季傍晚打打网球倒更合适些。即便在他去世十五年后，为那些加班加点的人也只准备了一把钥匙。这把钥匙现由赫克斯利掌管。他坚持说肌肉纤维是活的，因此不能按照物理学家的常规办事。必要时，他会把钥匙借给我或亲自走下楼来，帮我打开那扇通向富丽斯库街（Free SchoolLane）的沉重大门。

仲夏六月的一个深夜，赫克斯利不在实验室。我回去关掉X光管并且冲洗了一张TMV新样品的照片。这张照片是将样品倾斜25度左右拍摄的。如果走运的话，我就可能发现螺旋反射。我把还潮湿的底片对着映片灯一看，就知道我们成功了。那些显示螺旋状的图迹是不会弄错的。现在找可以使卢里亚和德尔布吕克相信，我在剑桥并不是一事无成的。尽管已是午夜时分，我却丝毫不想回到网球场路我的房间。我兴致勃勃地沿着后街徘徊了一个多小时。

第二大早晨，我焦急地等待着克里克的到来，以便请他证实底片中确实有螺旋存在。他只化了十秒钟，就指出了那意义重大的螺旋反射，这样我的一切疑虑也就不复存在了。可是我还想跟克里克开个玩笑，使他相信这张X射线图片实际上并不十分重要，真正有举足轻重意义的倒是必须搞清楚那些微小间隙。我刚随便他说出这些恬，克里克就当真的了。他总是那样心直口快，并且认为我也同他一样，有啥说啥。在剑桥的辩论中要想取胜，常常得说些荒谬的话来哗众取宠，可克里克用不着来这一套。即使在气氛沉静的剑桥夜晚，谈论一、二分钟外国姑娘这一迷人的话题，称得上是一帖提神良药。

我们下一步该干些什么，当然是再清楚不过的事了。我知道对TMV的研究，在短期内不会再有什么突破。为了进一步详尽地了解它的结构，需要更加专门的知识，而这是我力不能及的。更何况就算竭尽全力，能否在几年内搞清RNA的结构，还很难说。而TMV对于DNA结构的研究也不会起多大作用。

因此，现在还是应该认真考虑一下DNA的那些奇妙的化学特征。这是奥地利出生的生物化学家查戈夫（Erwin Chargaff）在哥伦比亚大学首次发现的。二次大战以来，查戈夫和他的学生们一直致力于分析各种DNA样品，研究其嘌呤和嘧啶碱基的相对比例。在他们测定的所有DNA样品中，腺嘌呤（A）分子的数目和胸腺嘧啶（T）分子的数目非常相似，而鸟嘌呤（G）分子数和胞嘧啶（C）分子数又极其接近。并且，腺嘌呤与胸腺嘧啶的比例又因不同的生物来源而有所不同。某些生物体的DNA具有较多的（A-T）而另一些则具有较多的（G-C）查戈夫认为这引人注目的现象具有重大意义。这就是著名的查戈夫规律。可他当时并没有对此做出解释。我第一次向克里克介绍这一规律时，他置若罔闻，继续思考着其它的问题。

时隔不久，在和一位年轻理论化学家格里菲思（JohnGriffith）交谈几次以后，他又觉得这种规律可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一天晚上，听了天文学家戈尔德（Tommy Gold）作的关于“完善的宇宙法则”的报告后，他们喝啤酒去了。戈尔德能言善辩的口才，使克里克联想到是否也可以提出一个“完善的生物学法则”。他知道格里菲思对基因复制的理论很感兴趣，于是就开门见山地提出所谓完善的生物学法则就是基因的自我复制。换句话说，也就是在细胞分裂和染色体数目倍增时，基因准确复制的能力。格里菲思并没有随声附和他的意见。几个月来，他倒是主张基因复制是在互补表面交替形成的基础上进行的。

其实，格里菲思的这种想法并非新鲜玩艺儿。近三十年来。它一直在那些对基因复制感兴趣的理论遗传学家中间流传着。这种理论认为基因复制需要生成一个补体（负本），其形贸状原体（正本）的表面相吻合，如同一把锁和一把钥匙的关系。在一个新的正本合成时，这个互补的负本就会起到模板的作用。然而有少数遗传学家对此持犹豫态度，缪勒（H. XXXXller)就是一个代表人物。他受某些有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尤其是乔丹（Pascual Jordan）的影响较深。这些人认为同类物体相互吸引的力量是存在的。而鲍林却不赞同这种观点。他尤其反对量子力学支持这种理论的说法。二次大战前夕，他曾和德尔布吕克（他使鲍林注意到乔丹的文章）联名给《科学》杂志写了一篇短文，郑重声明量子力学是赞同合成互补体的基因复制机理的。

那天晚上，看来老调重弹并不能使克里克或格里菲思感到怎么满足。他们知道，现在重要的是要搞清楚这种吸引力的实质。克里克固执地认为，问题的答案并不在于特别的氢键。他觉得氢键不能确切他说明具体的专一性，因为化学界的一些朋友曾多次告诉我们，嘌呤和嘧啶碱基中的氢原子，可以无规律地从一处移到另一处，并没有固定的位置。克里克倒是主张DNA的复制与碱基平面之间的特殊吸引力有关。

幸运的是，格里菲思会计算这种引力。如果DNA复制的互补结构的设想是正确的，他大约能够算出不同碱基之间的引力。而且，如果直接复制确实存在，他也能计算出相同碱基之间的吸引力。这样，在分手时，他们都同意由格里菲思先试试这样的计算是否可行。几天后，当他们在卡文迪什茶室的人群中突然相遇时，克里克才知道，一些粗略的计算结果显示，腺嘌呤和胸腺嘧啶的平面应该是粘在一起的。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解释鸟嘌呤和胞嘧啶之间的吸引力。

克里克立即就明白了他的意思。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这也就是查戈夫以前指出过的等量碱基对规律。他激动地告诉格里菲思，我最近曾对他嘀咕过查戈夫的一些古怪的实验结果。此刻，他还不能断定螺旋是否也与碱基对有关。但这些资料一经核实，他会立即把结果告诉格里菲思的。

午饭时，我进一步证实了克里克确实弄清了查戈夫的实验结果。他一边在阅读着格里菲思的量子力学论文，但并没有表现出过分的热情。因为，一方面，他知道格里菲思在受到压力时就不想再有力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为了使计算得以进行，必要的时候他也可能忽视了许多可变因素。另一方面，尽管每个碱基都有两个平面，可是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个。另外，也不能排除查戈夫提出的规律可能与遗传编码有关。特定的核苷酸组必然以某种方式为特定的氨基酸编码。可以设想，腺嘌呤和胸腺嘧啶数量相当，也可能与一种决定碱基排列顺序的尚未发现的规律有关。除此之外，马肯姆断言，如果查戈夫认为鸟嘌呤和胞嘧啶数量相当，他可以同样有把握地否认这种现象。在他看来，查戈夫的实验方法必然过低地测量了胞嘧啶的实际数量。

然而，克里克还不打算抛弃格里菲思的设想。七月初的一天，肯德鲁来到我们的新办公室，对我们说查戈夫最近要到剑桥来呆一个晚上。肯德鲁已为他在彼得豪斯（Peter-house）旅馆安排好了晚餐。肯德鲁邀请我和克里克在晚些时候到他屋里去一起喝几杯。席间，肯德鲁总把话扯离重要的课题，只略微透露了一点克里克和我可能想通过建造模型来探索DNA结构。查戈夫是一位世界闻名的DNA专家。开始时，他对我们这些无名之辈想搞点什么名堂并没有多大兴趣。只是在肯德鲁提到我并不是个一般的美国人时，他才觉得他遇到的可能是个不好对付的人。他瞄了我一下，就更证实了他的感觉是对的。很快，他开始嘲弄起我的发型和口音。既然我来自芝加哥，我的言谈举止只能如此。我彬彬有礼地告诉他，我留长发是为了避免和美国空军人员混淆。当然，我的解释也证明了我在那样的场合下，人情世故还很不成熟。

当克里克不得不承认自己忘记了四个碱基之间的化学差异时，查戈夫对我们的轻视可算到了顶点。只是在克里克提到格里菲思的计算时，气氛才逐渐缓和下来。因为记不清究竟哪种碱基含有氨基，所以，他要求查戈夫写出它们的结构式来，才能定性地描述量子力学理论。克里克后来反驳说，他随时可以查到这些资料。然而，查戈夫仍然不相信我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或者怎样达到我们的目的。

不管查戈夫是怎样嘲弄和轻视我们，总得有人去解释他的实验结果。因此，第二天下午，克里克匆匆跑到格里菲思在三一学院的住处，以便弄清碱基对的计算结果。听到里面说“请进”时，他就推开门进去了，却发现格里菲思正和一位姑娘呆在屋里。他马上意识到现在不是谈论学问的时候。他请格里菲思把计算得到的碱基对数据再介绍一遍之后，就自觉没趣地退了出来。他把格里菲思的话记在一个信封上，就离开了。因为我于那天早晨动身前往欧洲大陆去了，克里克只好独个儿到哲学图书馆去查找资料，以消除对查戈夫的结果还存在的一些疑虑。掌握了这两方面的资料之后，他起初还打算第二天再去格里菲思那儿，但转念一想，他觉得格里菲思的兴趣并不在此。，而女人和科学显然不能二者兼顾的。
19

两周后，我和查戈夫在巴黎又见面了。我们俩都在那里出席国际生物化学会议。经过巴黎大学撒尔·瑞琪留（SalleRichelieu）大厅外的庭院时，他略带嘲弄地冷冷一笑，算是和我认识的唯一表示。那天，我老是盯着德尔布吕克。在我离开哥本哈根去剑桥前，他曾为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找了一个研究员职位，并为我安排了1952年9月开始由小儿麻痹症基金会（Polio Fundation）提供的奖学金。这年三月，我曾给德尔布吕克写信，要求在剑桥再呆一年。他就毫不迟疑答应把我的奖学金转至卡文迪什。德尔布吕克如此令人高兴的爽快，是由于他对按鲍林那种方式进行结构研究是否真有价值，还捉摸不透。

现在我随身带着TMV螺旋的照片。这一回我愈发相信, 德尔布吕克最终会完全理解我为什么如此热爱剑桥。和德尔布吕克短短的一席谈话，并没有看出他的观点有重大改变。我提纲挚领他说明了TMV是如何构成一个整体的，对此他几乎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我又急急忙忙地叙述了我们试图通过制作模型研究DNA结构的情况，他还是显得毫不在意。只是在我提到克里克才智超人时，他才有所触动。糟糕的是，后来我把克里克的思想方法和鲍林的等同起来。而在德尔布吕克看来，没有一种化学见解能与遗传杂交相媲美。那天夜里已很晚了，遗传学家伊弗留西（Boris Ephrussi）突然提到我在剑桥的风流韵事，德尔布吕克就非常厌恶地连连摆手。

后来，鲍林突然光临，引起国际生化会议全场轰动。这可能是因为他去伦敦的护照被吊销一事曾被报刊大肆渲染，从而使国务院改变了主意，允许他来炫耀一下α螺旋的。于是，在佩鲁兹演讲的会议上很快为鲍林安排了一个报告。这个消息是在他报告前不久匆匆发出的，可是会场还是被挤得水泄不通，人人都想优先获得新的启示。然而，鲍林的讲演尽是些旧调重弹，只不过略带幽默感罢了。他的话里没有惊人的新见解，也看不出他到底想些什么。尽管如此，除了看过他近来文章的我们寥寥几个以外，全场的人都听得津津有味。演讲结束后，崇拜者蜂拥而上将他团团围住，而我却没有勇气挤到鲍林和他的夫人海伦（Ava Helen）面前，而回到附近的特里亚农（Trianon）旅馆去了。

威尔金斯在外边徘徊着，显得愁眉不展不是滋味。他是赴巴西途中路过巴黎参加会议的。他将在巴西讲授一个月的生物物理学。他出席这次会议使我感到惊愕，因为这与他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他看不惯约两千名碌碌无为的生化学者在灯光昏暗的雕梁画栋的演讲厅进进出出。我们一边聊天，一边走向鹅卵石小路，他问我是否也感到会上某些演讲冗长乏味。象莫诺德（Jacques Monod）和施皮格尔曼（Sol Spiegelman）几位学者，倒是些热情奔放的演说家。但是，一般他说其他的演讲普遍显得枯燥乏味。即使演讲中有点他要归纳整理的新东西，他发觉那些演说也实在难以使他打起精神。

为了使威尔金斯振作起来，我陪他去罗尔蒙寺院（Abbayeat Rovaumont）参加为期一周的噬菌体会议。这个会议是在生化会议以后举行的。因为要去里约热内卢，威尔金斯只能在此呆一个晚上，可他还是愿意同那些做过DNA巧妙的生物实验的人见见面。在开往罗尔蒙的火车上，他脸色苍白，既无心思浏览《泰晤士报》也没兴致听我闲聊噬菌体小组的事。当我们在整修过的希斯特辛（Cistercian）寺院的大房间里安顿好以后，我就去找一些自从离开美国就一直未见过面的朋友叙谈。我以为威尔金斯会来找我，可是后来他连晚饭也没有去吃。于是我就跑到他的房间，打开灯以后竟发现他府卧在床上，头扭向一边避开昏暗的灯光。他说在巴黎吃的东西不易消化、稍有不适，要我不用为他担心。翌日早晨，我收到他的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他已康复，但要赶去巴黎的早班车，并就给我添的麻烦表示歉意。

中午时分，勒夫提到鲍林第二天要来这儿呆几个小时。我立即动脑筋想在那天午餐时坐在鲍林旁边。然而他的来访与科学毫不沾边。魏曼（Jeffries Wyman）是美国派驻巴黎的科学专员。也是鲍林的至交。他认为鲍林和海伦会对十三世纪质朴而又富于魅力的建筑物感到兴趣，才安排了他们夫妇到那里观光。上午休会期间，在寻找勒夫时，我看到了魏曼消瘦而富有贵族气质的面庞。鲍林夫妇也在场。他们很快开始和德尔布吕克夫妇交谈起来。在德尔布吕克提到一年后我将去加州理工学院时，我才有机会和鲍林简短地谈了一会。话题一直围绕着我将在帕萨迪纳继续利用X射线研究病毒的可能性，实际上却只字未提DNA。当我把金氏学院拍的X光照片拿出来时，鲍林却认为他的同事们做的关于氨基酸的精确的X射线工作，对我们最终了解核酸是必不可少的。

我和海伦的相处则随便得多。当她知道我明年仍在剑桥时，她对我谈起了她的儿子彼得.鲍林。我知道布喇格已经同意让彼得跟肯德鲁攻读博士学位。尽管他患过长期的单核细胞增多症，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学业还算是很差的。但是，肯德鲁并不想拒绝鲍林把儿子放在他身边的愿望，特别在想到彼得和他的金发妹妹时常举办迷人的舞会时，则更希望彼得能和他一道工作。这样，如果林达（Linda）去看望她的哥哥彼得、他们肯定会给剑桥的风光增添色彩。事实上，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几乎每个学者梦寐以求的就是娶林达为妻，以此来抬高自己的身价。至于彼得的风流轶事，有许多流言蜚语，传得使人真假难辨。但现在海伦却把彼得说成是一个极好的小伙子。她说，每个人都会象她那样乐于和彼得相处。而我对此却保持沉默，不相信彼得会象林达那样使我们的实验室变得生气蓬勃。在鲍林招呼他们该走的时候，我对海伦说，我一定尽力帮助她儿子适应剑桥研究生的那种受约束的生活。

在德罗思柴尔德（Edmond de Rothschild）男爵夫人的乡村别墅桑.苏西（Sans Souci)举行了一次花园聚会，并以此结束了这次噬菌体会议。参加聚会的衣着对我来说成了大问题。国际生化会议前夕，我在火车车厢里睡觉时，我的行李物品全被偷光了。现在我手头上仅有一些在军用消费合作社买的衣服，这是准备游览意大利阿尔卑斯山时穿的。我曾穿着短裤讲演TMV，觉得这样很舒服。所以法国代表团担心我可能会穿着同样的装束到桑·苏西去。后来，我借来了一套西装，还有领带。穿起来照样使我在那座高大的乡村别墅前下车时，显得潇洒大方。

我和施皮格尔曼径直朝一个手里拿着熏桂鱼和香槟酒的男仆走去。不久，我们就领受到了贵族阶层的社交方式。就在我们离开那里要上汽车前，我溜进一间挂有哈尔斯（Hals)和鲁滨斯（Rubens）的画的客厅。男爵夫人正对几位客人说，象他们这样的贵宾能够光临, 使她感到由衷的高兴。可她对剑桥那位鲁莽英国人决定不来活跃这儿的气氛，深表遗憾。她说的是什么意思，在那一瞬之间曾使我感到迷惑不解。这时，勒夫认为应当告诉男爵夫人，请她谅解一位不修边幅的客人，这个人的脾气有点古怪。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初次和贵族打交道的经验告诉我，如果我和其他人一样穿着打扮的话，就可能不会受到邀请。

20

暑假结束了。我还没有集中精力研究DNA结构，这使克里克感到失望。我把注意力放在性的研究上去了，但不是一种需要受到鼓励的性。当时，大家都觉得细菌交配习惯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在克里克和奥迪尔那帮人中没有任何人能想到细菌还会有性生活。至于细菌怎样进行交配这类问题，最好留给小人物去研究。在罗尔蒙会议期间，就流传着细菌分雌雄性别的说法。但是直到九月初：我在帕兰扎（Pallanza）参加一个关于微生物遗传小型会议时，才通过可靠渠道得悉这方面的实际情况。会上斯佛扎（Cavalli-Sforza）和海斯(Bill Hayes)介绍了他们的实验结果。他们和利德伯格（Joshua Lederberg）一起，用实验证实了细菌具有两种不同的性别。

在三天会议期间，海斯一鸣惊人，爆了个大冷门。在他做报告前，除了斯佛扎，谁也不知道世上还有这么一个人。可是，他刚作完那篇措词谦虚的报告，会场的听众都意识到，利德伯格的实验室里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1946年，年仅20岁的利德伯格由于宣布细菌交配并证实了遗传重组，一举轰动了整个生物学界。从那时起，他进行了无数次奇妙的实验、结果，除斯佛扎外，再没有什么人敢于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凡是听过利德伯格那些拉伯雷式演说——他一开口就滔滔不绝，不是三个钟点就是五个钟点——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夸夸其谈，无所顾忌的人。非但如此，还有一种超人的本领，这几年竟然法螺越吹越大，颇有誉满天下之势。

尽管利德伯格有着非凡的头脑，细菌遗传学却是一年比一年混乱。只有利德伯格本人对他那些玄妙莫测的近作自我陶醉。偶尔我想看上一篇，可总是不忍卒读，只好改日再说。发现细菌具有性别之差，细菌的遗传分析也就可能很快变成轻而易举的事。这一点本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同斯佛扎谈了几次之后，我才稍有所闻，利德伯格并不愿意把事情想得那么简单。他依然偏爱正统的遗传假设；尽管根据这种假设而作出的分析非常复杂，他仍认为雄性和雌性细菌提供了数量相等的遗传物质。与此相反，海斯的推论，其基础却是这样一种听上去好似有点武断的假设：只有部分雄性染色体物质进入雌性细胞。倘若这个假设能够成立，进一步的推论肯定就会简单多了。

我一回到剑桥，就抄近路赶到图书馆。那里有一本杂志刊载着利德伯格近来研究结果的文章。使我高兴的是，我弄懂了以前几乎所有迷惑不解的遗传杂交问题。可是有些交配依然令人费解。尽管如此，一旦将这些大量资料理出一个头绪之后，我开始相信我们的路子是对头的。特别使人宽慰的是，利德伯格可能会拘泥于正统的思想方法，而我则有可能取而代之，完成一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业——那就是对他的实验结果作出正确的解释。

我想把利德伯格的实验奥秘搞个水落石出，使克里克打了一个寒颤。他觉得发现细菌有雌雄性别之分虽然是件有趣的事，但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几乎整个夏天，他为他的博士论文收集了一些迂腐的资料。现在，他又醉心于思考其他一些重要的问题。究竟细菌有一个、两个或是三个染色体，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对我们研究DNA结构毫无益处，只要我留心DNA结构的有关文献，我们想得到的东西就可能在茶余饭后的谈话中突然出现。要是我转向纯生物学的研究，那么我们稍稍领先于鲍林的优势就会顷刻之间消失殆尽。

那时，克里克仍然固执地认为查戈夫规律是真正的关键。在我去阿尔卑斯山时，他曾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想通过实验来证明腺瞟呤与胸腺嘧啶以及鸟嘌呤与胞嘧啶在水溶液中相互之间存在的吸引力。然而他的努力毫无结果。另外，他同格里菲思根本就话不投机。他俩的想法总是那样格格不入。就是在克里克向他详细叙述某些假设的优点后，也常常出现令人难堪的冷场。然而，没有理由不把腺嘌呤和胸腺嘧啶以及鸟嘌呤和胞嘧啶之间相互吸引这一现象告诉威尔金斯。因为克里克十月下旬要去伦敦，他就给威尔金斯写了封信，说他要到金氏学院去看一下。威尔金斯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说到时候要请克里克同他一起吃午饭。这样，克里克也就期望着能就DNA结构问题同威尔金斯进行一次实质性的讨论。

可是午餐时，威尔金斯却圆滑地谈论起蛋白质来了，故意显出一副对DNA不太感兴趣的神情。午餐的大部分时间就这样消磨掉了。接着他又把话题扯到罗西身上，唠唠叨叨地说她缺乏合作精神。与此同时，克里克心里一直牵挂着的却是别的有趣的问题。直到吃完午饭时，他才想起两点半还有个约会，于是便匆匆离开了。他急促地离开大楼，到了大街上。这时，他才想到还没有把格里菲思的计算结果与查戈夫的实验资料相吻合一事告诉威尔金斯。可是再回去未免有点尴尬，他还是走了。他在当夭晚上就回到了剑桥。次日早晨，克里克对我说昨天午餐时的讨论徒劳无益。但是，他还准备同威尔金斯再次讨论DNA结构问题。

第二次关于DNA结构的讨论对我也是毫无意义的。没有什么新的发现能够补救我们去年冬天的失败。圣诞节前，在含有DNA的噬菌体T4的二价金属离子含量方面，我们倒还可能得到点新的结果。如果含量较高，就能有力地说明Mg++是和DNA结合的。有了这方面的证据，至少我或许能迫使金氏学院的研究小组去分析他们的DNA样品。可是，要想很快就拿到过硬的数据，希望仍然渺茫。首先，马勒的同事杰尼（Nils Jerne）得从哥本哈根寄来噬菌体。此外，我还得去安排准确地测量二价金属离子和DNA的含量。最后，还必须推动罗西参加此项工作。

幸运的是，在研究DNA结构的竞争中，鲍林看来还不致于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彼德带来的内部消息可以说明这一点。他说他父亲正热衷于研究头发蛋白即角蛋白α螺旋问题。对克里克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好消息。为了考虑α螺旋如何在超螺旋中盘绕，在几乎一年时间里，他时而兴奋，时而烦恼。糟糕的是，他的数学根本就没有过关。在遇到困难时，他就会承认自己的论点之中尚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目前，他正面对这样一种局面，那就是鲍林的解释虽然不怎么高明，但他仍有可能夺取超螺旋问题的冠军。

克里克停止了博士论文的实验工作，以便全力以赴解决超螺旋的方程式问题。终于，他正确地解决了方程式问题，这部分地应归功于克瑞赛的帮助；他正好来剑桥和克里克共度周末。他们给《自然》杂志的信很快就写好了，并交给了布喇格，请他转给那儿的编辑。信中还附了一张便条，希望尽快予以发表。如果告诉编辑说英国人写的某篇文章具有相当水平的话，他们几乎立刻就会发表。也该克里克走运，他的这篇文章即便不能提前，至少也能和鲍林的文章同时发表。

于是，剑桥内外的人们就越加认为克里克是位天才了。然而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觉得他不过起了一种可笑的留声机的作用。可是，他判断问题的能力确实明察秋毫。那年初秋，哈克（David Harker）邀请他去布鲁克林（Brooklyn）工作一年。这说明他的名声在与日俱增。哈克已筹集了一百万美元，想解决核糖核酸酶的结构问题，他为此正四处招聘贤才。年薪六千美元，在奥迪尔看来已是相当可观的了。可是正如所料，克里克的心情却是非常矛盾的。关于布鲁克林实验室有许多风言风语，也不会是没有原因的。可是，另一方面对他这个从未去过美国的人说来，接受这份工作就意味着能有一个良好的落脚点，以便今后能去参观一些更为理想的地方。而且，如果布喇格知道了这件事，他就会更加赞同佩鲁兹和肯德鲁的要求，即同意克里克写完博士论文以后再继续工作三年。不管怎样，看来明智的作法是暂时接受这个邀请。于是，克里克于十月中旬给哈克写了封回信，答应明年秋天去布鲁克林。

秋去冬来，细菌交配问题把我迷住了。我常去伦敦，在哈默史密斯（Hammersmith)医院的实验室和海斯交谈。有几次黄昏时分，在回剑桥的路上，我把威尔金斯拉去一起去吃晚饭，这时，DNA结构问题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有几个下午，威尔金斯常常悄悄溜出去。实验室的人还以为他可能有了一位女朋友。后来终于真相大白，原来他是在午后到体育馆里练习击剑去了。

他和罗西的关系仍同往常一样糟糕。威尔金斯刚从巴西回来，就得到了一种肯定没错的印象：罗西认为难以再同威尔金斯合作下去。为了缓和矛盾，他换了一项工作，即采用干涉显微镜来探索测量染色体的方法。给罗西重新安排工作的事已经告诉了他的上司兰德尔，可是，要解决问题最快也得等上一年。单单因为她的尖刻而立即解雇她是行不通的。况且，这时罗西的X射线照片也拍得越来越出色了。不过，仍然没有迹象表明她对螺旋的兴趣有所增长。另外，罗西认为有证据说明糖和磷酸骨架是在分子的外部。判断这一论点是否有科学根据还是不容易的。当克里克和我尚未掌握实验数据时，最好还是虚心一点。于是，我又把精力集中到细菌性别的研究上去了。
21

这时，我住在克莱尔（c1are）学院。我一到卡文迪什，佩鲁兹就把我当作研究生塞进了克莱尔。要我再拿个博士学位当然是件荒唐事。可是有了这个借口，我才能在学院有个栖身之地。这一安排，使我感到既诧异又高兴。这不仅是因为它位于剑桥，院内有个精致的花园，而且它为美国人想得特别周到。这是我以后才知道的。

原来安排我去克莱尔学院之前，我差一点进入基督（Jesus)学院而无法脱身。当时佩鲁兹和肯德鲁认为我无法等待多久就有可能被一所规模较小的学院接受为研究生。因为相对说来，这类学院的研究生要比声望高的三一学院、国王学院等学院少。于是佩鲁兹去询问物理学家威尔金森（Denis Wilkinson），他所在的这个学院是否有空缺收留学生。他当时是基督学院的成员。次日，威尔金森来告诉我说，基督学院愿意接收我，还说我应约定个时间去了解一下入学手续。

然而，我后来与这个学院的学监谈了一次话，我就决定另找门路了。他们之所以只有为数很少的研究生是与它那令人生畏的名声分不开的。这个学院不收住宿研究生，我要是作为这个学院的一个成员，唯一可以预见的结果就是交付学费，但是为此而破费的博士学位我却是永远也不会得到。而克莱尔学院古典学派的指导教师哈蒙德（Nick Hammond）却为外国研究生们描绘了一幅更为绚丽多彩的前景，说我从第二学年起，就可以搬到该学院居住。此外，我还有可能在克莱尔学院遇到几位美国研究生。

不过，在剑桥的头一年，我和肯德鲁夫妇一块住在网球场路，其实并没有领略到多少学院生活。到克莱尔学院以后，我在餐厅吃了几顿饭，才发现几乎每天晚上供应的都是一些难以下咽的褐色浆汤，多筋的肉丁和味重的腊肠一类的食物。把这份饭菜强咽下肚要十到十二分钟，在此期间，整个餐厅里几乎很难和谁会面交谈。在剑桥的第二年，当我迁入克莱尔学院纪念广场的R号楼梯间宿舍时，我仍不愿在学院吃饭。惠姆（whim）饭店早餐营业时间要比学院食堂晚得多。只需化上三先令六辨士，我就能拣上一个还算暖和的座位阅读《泰晤士报》。而这时，往往有许多戴着平顶帽的三一学院学生，也在那里随便翻阅《每日电讯》或《新闻年鉴》。

在镇上吃一顿称心的晚餐可就更加麻烦了。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我才去阿茨（Asts）或巴斯（Bath）旅馆就餐。如果奥迪尔或伊丽莎白·肯德鲁不邀请我去吃晚饭，我只好去当地印度人或塞浦路斯人经营的饭店, 吞下他们给我端上来的好似毒药般的饭菜。

到了十一月初，我的肠胃终于无法忍耐，几乎每晚都要剧烈地疼痛起来。用发酵苏打和牛奶交替治疗也无济于事。尽管伊丽莎白安慰我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我还是到阴冷的三圣街当地一家私人诊所去看看病。我欣赏了一会儿诊所内墙上挂着的器官模型，接着就被一张开有一种饭后服用的白色药水的处方打发走了。我差不多服用了两个星期，药水服完后，我怕自己患了胃溃疡，于是又去那家诊所。可是，我这么一个外国人持久的胃痛并没有博得医生的同情，结果只好再次带着同样的处方去三圣街配那种白色的药水。

前不久，克里克夫妇的住处已从“碧斋”迁到了“葡萄牙地”（portugal place）附近一处较大的寓所。底下几层那些令人沉闷的墙纸已经剥落。一天晚上，我来到他们新购置的那幢房子里，希望和奥迪尔聊聊天来减轻我的胃痛。奥迪尔正在为一个房间赶制帘子。这个房间很大，可以隔出一个浴室，她给我端来一杯热牛奶。起先，我们谈起彼得如何垂青于佩鲁兹的女管家——一个名叫尼娜（Nina）的丹麦姑娘的趣闻，接着又扯到了我如何才能和在斯克鲁普巷八号开高级旅馆的那位普莱尔（Camille Prior）老妈拉上关系的事。其实，她那儿的伙食并不比学院食堂的好多少，可是那些来剑桥进修英语的法国姑娘却又是另外一回事。

在“老妈”那儿吃晚饭的要求是不能直截了当地提出的，奥迪尔和克里克都认为要想在她那里谋一席之地最好的借口是提出跟她学习法语。她过世的丈夫在战前一直是法语教授。要是她对我中意的话，她就可能邀请我去参加一次酒会，并同那些法国姑娘们见见面。奥迪尔答应替我打电话联系，看是否可以安排我去学习法语。我骑车回学院的路上，满心希望我的胃痛从此会好起来。

回到卧室后，我知道上床之前，这房间是不会暖和的，就点起了火炉。我的手冻得捏不住笔，只得挤在壁炉边上取暖；幻想着怎样才能把几条DNA链以一种完美而又科学的方式折叠在一起。但是，没有多久，我就不想在分子水平上打圈子了。我想做点省力的事。于是，我就阅读起有关DNA、RM和蛋白质合成之间相互关系的生化方面的文章来了。

实际上，当时所有的证据都使我相信，DNA是一个模板，RNA链就是在它上面合成的。而RNA链又可能作为合成蛋白质的模板的理想候补者。另外，利用海胆作实验也得到一些含糊的资料，据说DNA可以转化为RNA。可是我却宁愿相信另外一些实验。这些实验证眀DNA分子一旦合成，则是非常稳定的。基因永存的想法听来似乎有理。因此，我在书桌上方的墙上贴了一幅条幅，上面书写着“DNA->RNA->蛋白质”。在这里，箭头并不表示化学转化，而只表明遗传信息从DNA、分子的核苷酸顺序流向蛋白质分子的氨基酸顺序。

我进入睡梦的时候，沾沾自喜地觉得已搞清了核酸和蛋白质合成之间的关系。可是起床穿衣时，一阵寒冷袭来又使我头脑清醒过来。标语式的口号不能替代DNA结构。我们要是解决不了DNA结构，在附近的一家小酒店里遇到的那些生化学家们就会认为，克里克和我永远不可能懂得生物学复杂性的根本意义。更加糟糕的是，尽管克里克不再考虑蛋白质超螺旋结构了，我也不再研究细菌遗传学了，我们仍然在一年以前的原地踏步不前。在伊尔饭店吃饭时，大家都绝口不谈DNA问题，只是饭后在后院散步时我们还偶尔提到基因问题。

有几次散步时又谈到了DNA，我们的热情又高涨起来。一回到办公室，我们竞又忍不住地摆弄起模型来。但是克里克几乎立刻发现，曾经引起我们一线希望的那种推论其实仍旧无济于事。他于是又回过头去钻研血红蛋白质X射线的图谱，因为他的博士论文是离不开这些图谱的。我独自常常坚持工作半小时或更长的时间，但没有克里克喋喋不休的议论和鼓励，我显然是不能解决DNA的三维结构问题的。

鉴于上述情况，我和当时住在彼得豪斯宿舍的肯德鲁的研究生彼得合用一间办公室，也就并不感到有什么不愉快的。当研究工作不得进展时，有彼得在场，我们也就能够对英国、欧洲大陆和加州的女孩子的操行大加评论，进行一番比较。十二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彼得悠然走进办公室，他脚搁在桌子上，脸上竟流露出一种和他那张动人的脸庞一点也不相称的龇牙咧嘴的笑容。他手里拿着一封美国来信，这封信是在他回彼得豪斯吃午饭的路上收到的。

信是他父亲写的，除写了一些家庭琐事外，信中有一条是我们长期以来害怕听到的消息。那就是鲍林已经搞出了一种DNA结构。至于详细情况，信中却一点也没透露；因此这封信在我和克里克手中传来传去的时候，我们越看越泄劲。克里克在房间里自言自语地走来走去，希望凭借着一种智慧的灵感，把鲍林已经完成的事情一一想象出来。鲍林并没有把他的结果告诉我们。这样，要是我们和他同时宣布发现了DNA结构，我们也就可以和他享受同样的荣誉。

可是，一直到我们上楼吃点心，告诉了佩鲁兹和肯德鲁这一消息时，我们依然是一无所获。布喇格也来呆了一会儿。我们谁也不想出“风头”，告诉他英国实验室可能又要在美国人面前丢脸了。我们嚼着巧克力饼干，肯德鲁还想给我们鼓气，说鲍林的发现也有可能是错误的，因为他毕竟没有看见过威尔金斯和罗西的X射线照片。但是我们内心里却有一种感觉，事情恐怕正好相反。

22
圣诞节前，从帕萨迪纳没有传来什么新的消息。如果鲍林确实找到了令人振奋的答案，那就不可能长期保守秘密。他的研究生中总有人知道他搞的模型是个什么样子。如果他的模型有重要生物学意义的话，消息很快就会传到我们这里。就算鲍林的模型在某些方面与DNA的正确结构非常相似，但在探索基因复制的奥秘方面，看来他仍处于劣势，因此，我们又逐渐地振作起来。此外，我们对DNA的化学性质研究得越多，就越发不相信象鲍林这样一个对金氏学院研究小组的工作一无所知的人，居然能够攻克DNA结构这一难题。

我经伦敦去瑞士，准备到那里滑雪度过圣诞节的假期。这时，威尔金斯听说鲍林正在他的牧场上消闲。我原来指望鲍林全力研究DNA，会使威尔金斯产生一种紧迫感，从而向克里克和我求援。但是，即使威尔金斯担心鲍林可能夺走诺贝尔奖金，他至少表面上并无丝毫的流露。更为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罗西在金氏学院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她已经告诉威尔金斯，想在不久就转到伯克贝克学院贝纳尔实验室去。然而，使威尔金斯惊喜交集的，还是罗西表示她将不再把DNA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她在这儿的最后几个月里，想把她目己的研究成果整理成文，以供发表。这样，由于罗西不再碍手碍脚，威尔金斯就能全力以赴地对DNA结构进行研究了。

一月中旬，我回到剑桥后就马上找到彼得，间他最近的家信中都讲了些什么。他说，信中除了有一则关于DNA的简略消息以外，其余都是一些家庭琐事。这仅有的一条消息并不能使人放心。实际上，鲍林的一份有关DNA结构的手稿已经完成，不久就会将副本寄给彼得。不过，他的模型究竟是什么样子，至今一点也没有透露出来。在等待这份手稿的日子里，为了松弛一下神经，我着手起草了一篇有关细菌性行为的文章。我在瑞士策尔马特（Zermatt）滑雪度假后，曾对住在米兰的斯佛扎进行过短暂的拜访。这次访问使我相信，我关于细菌如何交配的推测看来是正确的。我怕利德伯格也会很快发现这种现象，于是就想和海斯联名发表文章，尽快把这一事实报道出去。可是在二月份的头一个星期，我们的手稿还没有定稿，鲍林关于DNA结构的文章却已经寄到了大西洋彼岸。

确切他说，两个副本是寄到剑桥的，一份是寄给了布喇格爵土，另一份寄给了彼得。布喇格收到后，即把它搁置一旁。他并不知道彼得也有一本，所以，他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将他收到的手稿送到佩鲁兹的办公室去。如果送去，克里克肯定会看见，那他准会又要去干他的那些白费力气的工作。根据现在的日程计算，如果克里克的论文能按期完成，那么布喇格忍受他的笑声只不过剩下八个多月的时间了。然后，克里克将远在布鲁克林工作，他就会有一年时间的绝对安宁。

就在布喇格爵士考虑是否应该去冒此风险，惹得克里克不安心他的论文工作时，我和克里克却在仔细研究着彼得午饭后拿来的那份副本。彼得进门时，脸上流露出有要事相告的神色。我的心一沉，唯恐他会告诉我们说一切都完了。他见我俩都显得急不可待，就马上告诉我们：那个模型是一个糖和磷酸骨架为中心的三条链的螺旋。听他这么一说，我不禁觉得这个模型和我们去年中断那个如此相象，要不是布喇格爵士阻拦的话，也许我们早就因此项伟大发现而扬名天下了。没等克里克提出想看看那个副本，我就抢先从彼得的外衣口袋里把它抽了出来，急切地翻阅起来。摘要和前言我是一瞥而过，目光随即就停留在那些显示基本原子位置的图表上了。

我很快就觉察到他的模型有点不对头，可又指不出错在哪里。我又仔细地把示意图研究了一番，才恍然大悟。原来鲍林的模型里的磷酸基团没有离子化，而每一个羟基都含有一个相连的氢原子，因此就没有净电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鲍林的核酸根本就不是一种酸。而且，不带电荷的磷酸也不是无足轻重的偶然现象。模型中三条相互盘绕的多核苷酸链是由氢键相连的，而氢则是氢键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氢原子，多核苷酸链就会立刻松散开来，结构也就不复存在了。

我的核酸化学知识表明，磷酸基团决不会含有相连的氢 原子。迄今为止，对DNA是一种中等强度的酸的说法，没有人表示过疑问。因此，在生理条件下，总有些钠和镁之类正电离子中和它们附近带负电的磷酸基团。要是氢原子同磷酸紧密相连的话，那么，我们关于由二价离子把多核苷酸链联在一起的推测就失去了意义。可是鲍林——这位世界上公认的最敏锐的化学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当克里克也同样对鲍林古怪的化学知识感到惊愕时，我开始松了一口气。那时我知道，鹿死谁手，依然难以逆料。至于鲍林为什么会误入歧途，我们一无所知。假如一个学生犯了同样的错误，人们肯定会认为他根本不配在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学习。因此，我们也就不得不担忧起来，鲍林是否对大分子的酸碱性质进行了革命性的重新估价，并据此制作了这样的模型。可是，这篇文章的腔调又与化学理论中这方面的进展背道而驰。对第一流的理论性突破保密是毫无理由的。相反的，要是鲍林真有了这种突破，那他早就该撰写两篇论文了；一篇报道他的新理论，另一篇介绍如何应用这种新理论来解决DNA结构问题的。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样的谬误要想保密是办不到的。我马上直奔马肯姆的实验室，一方面是要赶快报告这个新闻，另一方面也是想进一步证实鲍林的这个化学理论确实古怪反常。一个大人物居然也会忘记化学基本常识，对此，他和我预料的一样，也感到好笑。他不禁又讲起剑桥另一位显赫学者也同样丢丑的笑话。接着，我又跑到有机化学家那儿，他们告诉我，DNA当然是一种酸，这使我再次感到宽慰。

用茶点时，我回到卡文迪什。克里克正在和肯德鲁及佩鲁兹说话。他说，大西洋这边（英国）的人再也不能浪费时间了。一旦鲍林觉察自己的错误，他是不会轻易罢休的。他一定会重整旗鼓，直到搞出正确的结构为止。目前我们迫切希望的是，鲍林的同事只顾得比以前更加敬佩他的才能，而不去对他的模型细节仔细地进行探讨。鲍林的手稿已经投寄《美国科学院院报》。所以，最迟在三月中旬，鲍林的文章就会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因此，他的错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了。这样，等鲍林回过头来再全力研究DNA结构时，我们已争取到了六个多星期的时间。

按理说这件事应该提醒一下威尔金斯，可是我们没有立刻给他打电话。因为克里克的话讲得太快，在尚未听到鲍林的谬误被彻底揭露，威尔金斯就会中断谈话。既然几天后我要去伦敦会晤海斯，那么由我亲自把文稿带给威尔金斯和罗西，岂不更好！那天连续几小时的紧张情绪，使我们无法继续工作下去，克里克和我于是索性前往伊尔饭店。那儿晚餐刚开始供应，我们就坐下来为鲍林的失败干了几杯。我还一反常态，没有点雪利酒，而是让克里克替我要了杯威士忌。尽管我们成功的希望不大，但鲍林毕竟还没有获得诺贝尔奖金。

23

快到四点了，我走进威尔金斯的实验室，告诉他鲍林的模型原来是个彻头彻尾的错误。这时威尔金斯正在忙碌着。于是，我穿过走廊朝罗西的实验室走去，希望能找到她。实验室的门虚掩着，我推开门迳自走了进去。这时，罗西伏在映片箱上，正在全神贯注地测量放在上面的一张X射线照片。我闯进来吓了她一跳，但马上又镇定下来，她直盯着我，好象在责备我这个不速之客应该讲点礼貌：先敲一下门才对。我连忙对她说威尔金斯正忙得不亦乐乎。没等她出言不逊，我马上又问她愿不愿看看彼得带来的他父亲手稿的副本。我很想试试罗西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发现其中的错误，可她才不愿和我耍着玩呢。于是，我只得立刻告诉她鲍林的模型在哪儿出了岔子。同时，我不禁讲起鲍林的三链螺旋同我和克里克一年零三个月之前给她看的那个模型是何等相似。鲍林关于对称的推论并不比我们一年前的努力高明多少，起先我还以为这一点会使罗西感到有趣。可是，出乎我的意料，由于我一再提起螺旋结构，她显得非常恼火。她不客气地指出，无论是鲍林或其他什么人，都没有任何根据认为DNA具有螺旋结构。我讲的全是白费口舌。其实我刚一提到螺旋，她就认定鲍林是错了。我打断了她滔滔不绝的高谈阔论。我坚持说，任何有规律的聚合分子，其最简单的形式就是螺旋。我想她可能会反驳我说DNA的碱基顺序就没有规律嘛！我继续强调说，因为DNA分子形成晶体，所以核苷酸顺序决不会影响总的结构。这时，罗西按捺不住胸中怒火，提高嗓门注着我嚷了起来。她说我的话都是无稽之谈，只要闲话少说去看一下她的X射线照片的证据，一切就都明白了。

她不知道我对她的那些资料其实了解得非常清楚。因为早在几个月之前，威尔金斯就把她的所谓“反螺旋”实验结果的详细情况告诉了我。克里克肯定地对我说过，那些结果毫无意义。于是，我决定捅一下她的“马蜂窝”。我毫不迟疑地向她暗示，她根本就没有本领解释她的X射线照片。她只要稍为懂点理论知识，也就能明白，她设想的那些“反螺旋”特性，不过是DNA经过微小变形而产生的；只要有了这种微小变形，有规律的螺旋也就能够纳于晶格之中。

这时，罗西突然从那张把我们分开的工作台后面冲着我走了过来。我怕她在气头上会动手打人，于是赶快抓起鲍林的手稿，向门口溜去。正巧被探头进来找我的威尔金斯挡住了。他们俩相互瞅了一会，又看看我那种有气无力的样子。我结结巴巴地对威尔金斯说，我和罗西的谈话已经结束，而且我在茶室找过他。我一边说着，一边从他们俩当中溜了出来，让威尔金斯和罗西站在那里，面面相觑。处于这样的僵局，我真担心威尔金斯由于不能即刻脱身，他会出于礼貌邀请罗西和我们一块喝茶。可是她却转过身子，砰的一声关上了门。这下子我们倒省事了。

在过道上，我对威尔金斯说，幸亏他及时赶到，否则我可能遭到罗西的突然袭击了。他慢条斯理然而肯定地回答说，这种事完全可能发生。几个月前，罗西也同样对他发过一次脾气。那次在他的房间里辩论时，他们差点动起武来。当他想逃跑时，罗西堵住了门口，直到最后，罗西才算放了他。但是，那一次可没有第三人在场。

同罗西的这次接触使我对威尔金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现在，我自己的亲身体验足以使我理解他在过去两年里所遭受的精神上的拆磨。他现在完全可以把我当成一个亲密伙伴，而不再觉得只是点头之交。过分的信任只会造成令人头痛的误解。使我吃惊的是他向我透露，他在助手威尔逊（Wils- On）的协助下，一直在悄悄地重复罗西和戈斯林的某些X射线工作。这样，威尔金斯要全面开展研究工作，就不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了。而且，他还透露了一个更加重要的秘密：自仲夏以来，罗西就已证实DNA具有一个新三维构型。当DNA分子被大量水包围时就出现这种构型。我问这种结构究竟是什么样子。威尔金斯就从隔壁房间里拿出一张称为“B型”照片的副本给我看。

我一看照片，立刻目瞪口呆，心跳也加快了。无疑，这种图象比以前得到的“A型”要简单得多。而且，只有螺旋结构才会呈现在照片上是那种醒目的交叉形的黑色反射线条。用“A型”来解释螺旋结构得不到满意的答案。而且，究竟存在哪一种螺旋对称，也是含糊不清的。但是，只要稍稍看一下“B型”的X射线照片，就能得到不少有价值的螺旋参数。可以想象，只要简单计算一下，就能确定分子内多核苷酸链的数目了。我追问威尔金斯，他们利用“B型“照片到底做了些什么工作。他告诉我说，他的同事弗雷泽（XXXXXXXXaser）很早就一直在认真地研究三条链的模型，但迄今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威尔金斯也承认有关螺旋的证据现在是无容置疑的——斯托克斯-考基兰-克里克理论明确指出：螺旋肯定是存在的——但这一点对他说来并没有很大的意义。以前他也认为是会出现螺旋的。真正的问题在于还缺少关于螺旋结构的具体设想。一旦有了这种设想，他们就能把碱基有规律地安排在螺旋内部。当然，这也证明罗西把碱基放在中心，而把骨架放在外面的设想是对的。威尔金斯对我说过，在这一点上他深信罗西是正确的。而我仍然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我和克里克都还没有看到她的证据。

在去苏号饭店吃晚饭的路上，我又谈起了鲍林的手稿，并且强调说过份嘲笑他的错误是很危险的。最多只能认为鲍林仅仅是犯了错误，而不能认为他象个傻瓜，这样才是一种更加保险的态度。就算他现在尚未发现自己的错误，他很快将会日以继夜地追究起来。如果他再派一个助手拍摄DNA照片。就更危险了。在帕萨迪纳同样会发现DNA的“B型”结构。这样，最迟一个星期，鲍林就会把DNA结构搞出来的。

威尔金斯并不愿为此事过分操心。而我这样唠唠叨叨一再强调DNA结构随时都有可能迎刃而解，倒同克里克前一时期差不多了，以前有度时期，他也曾为此有失常态。多年来，克里克就一直试图告诫威尔金斯什么工作才是重要的。可是，威尔金斯在冷静地回顾了自己的经历后，清楚地知道他凭自己的预感行事是明智的。饭店跑堂弯腰站在威尔金斯身后，等待着我们点菜，威尔金斯这时竭力要我懂得，如果我们对于科学发展的方向都持相同看法的话，那岂不是样样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了，那时我们也不必再费周折，个个去当工程师和医生也就行了。 上菜以后，我想把话题转到多核苷酸链的数目上来。我认为测量一下位于第一、二层线上的深部反射可能会马上把我们引上正轨。可是，威尔金斯吞吞吐吐的回答根本就文不对题，弄得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说金氏学院没有人对这些反射进行过测量，还是他只是想趁热把饭菜咽下肚去。我勉强地吃着饭，心里盘算着等喝完咖啡，陪他回公寓的路上，或许能从他嘴里得到一点详细情况。可是，饭前我们要的那瓶法国白葡萄酒却使我对这些枯燥的事实热情大减。在我们离开苏号饭店穿过牛津大街时，他只对我说，想在某个比较安静的地段找一套不那么幽暗的房间。
然后，我在那阴冷的、几乎没有暖气的车箱里，凭着记忆在报纸的空白边缘上画起“B型”结构图来。我力图在双链和三链模型之间作出选择。目前就我所知，金氏学院小组之所以对双链不感兴趣，原因不是很简单的。这取决于DNA样品的合水量，他们也承认这个数值可能有很大的误差。下了火车，我骑自行车回到学院并且从后门爬了进去。这时，我才决定要制作一个双链模型。克里克也不得不同意。虽然他是个物理学家，他懂得重要的生物体都是成对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