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发布于《智族GQ》2018年10月刊
采访、撰文 / 刘敏，编辑 / 何瑫，摄影 / 张博然Eric，视觉 / 张楠，海报设计 / 张永，微信编辑 / 尹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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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子（可以移动的）”
马萌利面前出现一张欧洲户外咖啡馆的照片。她移动鼠标，绿色的画框浮现在照片上，显示备注“椅子”，她迅速在一瓶花束上补了一个绿框，标上“花（放在容器中）”。
下一张，一个日本花卉市场，几排密密麻麻的绿植中，马萌利检查了每一个标出的“花盆”。
下一张，一个美国孩子的卧室，“椅子”、“桌子”……她飞速删掉了“梯子”的画框——客户要求是能移动的梯子，这种高低床上已经焊死的梯子就不能算。
下一张、下一张、下一张，不管眼前是什么场景，马萌利手速不变，依次圈出“梯子”、“茶几”、“地毯”、“沙发”。
“梯子”、“茶几”、“地毯”、“沙发”。“梯子”、“茶几”、“地毯”、“沙发”……如此周而复始，不停重复循环。马萌利每天的工作从早晨8点钟开始，坐到工位，打开电脑，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移动鼠标开始标记，日复一日，每天持续9个小时。
屏幕上的图片很模糊，这些都是从全球社交网络上抓取的，角度混乱，像素也不高。那张韩国泡菜摊的照片，很明显来自一个角落里的摄像头。马萌利放大图片，在路人的脚边，圈出一个糊成一团的轮廓：“垃圾桶”。
旁边工位有人打开了音箱，活泼的流行歌响了起来：“燃烧我的卡路里！”
房间里有几百个屏幕，闪动着颜色不一的图片，每个人都在框选同样的内容：垃圾桶、梯子、茶几、地毯……这是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一家叫千机数据的公司，房间看起来像一个网吧，在网络神曲伴奏下，年轻的员工们窝在柔软的沙发里，不停地拉框。马萌利是最后的审核员，她和同事要检查所有人拉的框，以保证每个画框都严丝合缝地贴着目标的边缘，图片里所有目标都要被框出来，不能有任何遗漏。
马萌利每天要检查至少1000张图。手头这个单子已经干了两个月，同事们标注了上万个垃圾桶、梯子、茶几、地毯……29岁的马萌利知道，这些标好框的图片汇总后，将发回北京一家AI独角兽公司，变成人工智能的学习材料。
她不知道的是，这几万个“梯子（可以移动的）”标注，展示了梯子的无数个样子，再经过深度学习算法加工，最终让计算机认识，这就是梯子，可以移动的那种。
她日复一日标注的数据来自百度、京东、阿里、旷视、Momenta等大公司，全部应用于人工智能训练。一种行业说法是，任何人类能在5岁之后做的事，对机器人来说都很简单，但是5岁之前，人类用本能就能理解的实际信息，计算机要用最笨的办法学习。这时候，就需要数以万计的马萌利们为人工智能提供标注服务了。
计算机认识沙发、梯子又有什么用？
马萌利回答不了这个问题，转头去问老板刘洋锋。刘洋锋今年31岁，是他去北京竞标抢到的这批活儿。他搔了搔头发，想起甲方提过一次，9月8号他们要去国外参加一场世界级人工智能比赛。“这些是给那场比赛用的？”他不太确定。再往下说，他也不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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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AI服务
我来郏县的第一顿饭，刘洋锋和合伙人刘磊带我去吃了本地一家网红饸饹面，面馆有位漂亮的女主播，靠拍餐厅各种日常，在一家短视频平台上有88万粉丝。中午，餐厅两层楼坐得满满当当，一半是食客，一半是慕名而来的粉丝。
我们正好遇到女孩做直播，我发现，主播本人跟视频不一样：屏幕上她皮肤变好了，眼睛大大的，下巴更尖，苹果肌更圆。
是短视频软件的滤镜把她变美了。跟自拍软件一样，直播平台的滤镜靠的是人工智能，可以实时瘦脸、大眼并磨皮。APP之所以能识别哪儿是眼睛、哪儿是下巴，正是此前有AI数据标注工人标记了那些人脸的五官。
一直到我们离开，女孩仍一刻不停地招呼新进直播间的观众，对着镜头羞涩地笑：“我是单身，没有男朋友。”
“她是那家老板的儿媳妇呀。”说起女主播，马萌利一边对着一张俄罗斯餐厅图片拉框，一边哈哈大笑。郏县很小，藏不住什么秘密。她比画了一下公司的员工们：“生拉硬扯，我们都能扯上关系。”
同在一个县城，几年前，马萌利和女主播的处境差别不大。但技术后来将她们塑造成了两类人：马萌利成了每天为AI打工的人，而女主播运用AI提供的便利赚钱致富。
马萌利今年29岁，一见面就热情地笑，问什么说什么。初中毕业她就出门打工，在制衣厂做过缝纫，也进过富士康，做了4年线外流动员：流水线制造惠普电脑屏幕，她要随时给人做替补，前面做组装，把显示器的面板、外壳、支架都装好。后面做测试，用数据线测屏幕上有没有亮点，往屏幕上贴标签。
回乡后，她开过网吧，做过超市收银员。去年，她应聘了这份“电脑操作员”，每个月收入3~4千，比收银员高，比富士康低。她觉得工作环境不错：坐着用电脑，有空调，下班早，晚上回家还能陪孩子玩一会儿。而且，3个老板都是熟人，“我们村子都挨着，打小就认识”。
过去一年里，马萌利见过各种稀奇古怪的图片，她给人体标注过关节点，从头顶、脖子、膝盖到脚踝，一共打17个关节点；给道路图里的汽车、摩托车、自行车拉过边框，黑夜里的照片要比白天难一倍；她还录过一下午音，对着手机，念了300句话，有的短，就两个字、五个字，有的是十几二十几个字，具体内容，公司不让往外说。
2012年，谷歌大脑做了一个著名的实验：1000台计算机组成了超过10亿个“突触”连接的神经网络，研究者输入了1000万个静态图像，通过3天的密集寻找重复出现的模式后，谷歌大脑终于可以识别出一些特定的重复类别：人类面孔和人类身体，或者是一只猫。
马萌利这样的AI数据标注工人，就是给计算机输入图像，为人工智能提供学习材料的人。他们用的是最原始的办法，一张图接一张图地手动标记。他们在人脸上标注几百个记号点，让计算机知道哪里是内眼角、外眼角，瞬间扩出大眼睛；他们录入的语音信息，被拆分标注后，能让智能音箱懂得“关机”和“十分钟后给我老公打电话”是什么意思。未来，自动驾驶的车辆之所以能在路口停下，就是因为工人们标注过红灯、斑马线和一帧一帧移动的行人。
关于这项技术，最为人所熟知的一个例子是，在张学友南昌、赣州、嘉兴、金华4场巡回演唱会上，警方用安检时的人脸识别系统，一共抓获了5名在逃犯人。
我一提到这个新闻，刘洋锋立刻讲出了背后公司的名字。虽然没合作过，但知道他们是如何运转的：当逃犯们兴冲冲地拿着票走过摄像头时，他们的面部信息已经被抽取，实时传到云端，与后端数据库飞快地做比对。
这是一种无差别的信息比对，如果用传统人工，在几万人的演唱会安检现场找到一名在逃犯，需要成百上千名安防人员。现在，只要几秒钟，比对完成，系统发出警告，警察按图索骥，拿下案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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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简单了，就跟QQ截图差不多
千机数据公司只有一年历史，从设想到成立，一共才花了3天时间。
第一天，刘洋锋和另外两名创始人聚在一起，琢磨以后要干点儿什么。他翻出一个文件，一家江苏的数据标注公司在转卖一个单子，提到一个新鲜的概念：数据标注。
刘洋锋试验了一下软件，在一张马路的照片上，他给一个行人圈了一个框——太简单了，就跟QQ截图差不多。
第二天，三个人就去买了网线，去平顶山买了20个格子间卡位，旧货市场买的，90块钱一个。
第三天，面试。刘洋锋有个开手机店的老表，在乡镇里混了七八年了，“他有微信群，认识的人多，一发朋友圈就有人来。”招工唯一的要求是，年龄不要太大。招20个，去掉几个四十多岁的应聘者，正好招满。
2007年，普林斯顿大学助理教授、计算机视觉专家李飞飞第一次试验做数据标注时，她以10美元/小时的价格，雇佣了一批普林斯顿的本科生。10年后，这项试验已经演变成产业，在郏县这种中国的三、四线城市，以工厂、车间、质检员的形式落地生根。
刘洋锋的公司是在县城郊区一个农民楼里成立的。第一批员工是初中刚毕业的学生、三十多岁在家带孩子的妇女、前手机店店员和前服装店的销售员们。已经经过了江苏来的业务一道盘剥，算下来每拉一个框3分2厘钱，公司再抽成，到员工手里，变成了2分5。
一个星期之后，所有人都已经能熟练地在电脑上操作，这份工作的门槛几乎为零。电脑从20台扩充到40台、100台，一年后，已经到了500多台。员工都是本地人，马萌利的村子今年来了7个人，她骑电瓶车载我回了一趟家，10公里的村路，她小时候骑自行车，碾着泥坑，一上午都骑不到，现在变成水泥路，20分钟就到家了。马萌利家刚贷款买了一台哈弗SUV，下雨天就拉着村里人一起去上班。
夏末天气变凉，晚风吹过小河和玉米地，叶子窸窸窣窣作响。家里7岁的儿子马上要开学，趴在空调房里看恐怖片，一见马萌利回来，跳起来扑到了妈妈身上。
刘洋锋最近天天忙到后半夜，直接在办公室里睡了，一觉醒来，想起又忘了给儿子买书皮，顿时懊悔起来。他1987年出生，中专读了一半就不念了，他学的电脑专业，讲了3年，才从电脑的起源讲到怎么配置服务器。
2005年，刘洋锋跑到重庆的工地上开挖掘机，一个月就能赚五千多块钱。他买了个二手IBM ThinkPad，拿着一个蛇皮袋子装计算机教材、软件杂志，走到哪儿带到哪儿，晚上在宿舍里自学。此后，他在全国跑过饮料瓶推销，在云南红河卖过进口高档葡萄化肥，还去智利待了一个月。当时有老板想把深圳华强北的山寨机推销到南美去，让他先学了一个月西班牙语，手机生意黄了，他唯一的收获是记住了hola （你好）和gracias（谢谢）。
刘洋锋回郏县之前，还在珠海做过一段单片机，用上了自己的计算机知识。小公司攒出来一台自动化设备，能精确地拿起来、放下，专门给手机做WiFi、主板测试，这正是马萌利过去在流水线做的活儿。
单片机速度快，24小时不眠不休，花几万块买一台，一个10人的流水线小组就全被替代掉了。而大公司做AI标注的结果，也会是大规模替代人力。李开复曾撰文表达过对AI技术快速发展的担忧，认为这将导致社会结构的洗牌，贫富分化加剧，很多人将面临阶层坠落的风险，进而丧失尊严：
“这种转变将为开发人工智能以及运用人工智能的企业带来大量利润……我们由此将面临两种无法和谐共存的新情况：大量财富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大批人员失业。”
但处于产业链末端的人，不思考这些问题。这离他们太遥远了。北京一位AI数据标注公司老板告诉我，“工人只是打开人家的网页，用人家的软件，在上面把人家的数据，按人家的格式给人家处理好，交给人家，公司接触不了人工智能任何东西，这个数据自己也保留不了。”“我们没有研发能力，纯粹也就是一个（代工的）富士康。”
在郏县，这还是个新兴产物，今年8月，刘洋锋在“郏县之窗”公众号上发了一篇招聘广告，文章把AI标注员的工作捧得很高：“在这个岗位上，其实你的一些想法就代表了人工智能的想法，人工智能会根据你加工的数据进行深度学习，从而实现智能化。”宣传的月薪是3000~8000元（上不封顶，多劳多得）。
“这都是噱头。”刘洋锋很诚实，“没有人能拿到8000，干得最好的能拿到4000多。”跟郏县遍地“2500~3000元”的招工广告相比，这已经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这个广告是刘洋锋请朋友来写的，微信号头条的刊例价是3000块，关系好，没要钱。
前几天，县里有领导来公司参观，饶有兴致地读起墙上的海报：“千机数据服务于百度公司、阿里巴巴、京东、腾讯、滴滴等世界500强及行业独角兽企业。”领导赞不绝口：你们这是高科技产业啊！人工智能！
刘洋锋当面也没解释，他觉得不解释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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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包揽冠军
6亿美元，这是国内一家AI独角兽公司最近的C轮融资数额。国内AI市场这几年一直在风口上，所有你能想到的互联网巨头都在AI行业布局。李开复形容，这是经济上“有史以来最大的、难以打破的垄断”。
数据标注工厂，是人工智能产业体系里最末端的毛细血管，类似千机数据这样的小公司都是在巨头的夹缝里生活。刘洋锋这一年跟巨头们直接合作，现在拉一个框，员工收入6分起，最高能到1毛钱。具体价格取决于刘洋锋竞标的报价。过去几年里，行业默认百度的活儿最好：结款快，1号发过去，15号可能钱就到账了，很多小公司都把人押在百度上。
今年夏天，百度的任务突然大规模缩减，北京昌平一家公司的老板告诉我，他好不容易培养了60多名成熟工人，手最快的男孩23天就赚了一万块钱。结果涌进来的同行太多，价格缩水，到今年任务突然少了，“一个月就10天有活儿，要给人开30天的工资，最后只能倒贴钱。”昌平老板彻底不做了。
刘洋锋留了个心眼，最早合作的Momenta、旷视等公司，他都没中断过，一直把员工分散在不同项目上，度过了这个危机。这包括忍耐一家账期极长的知名公司，三四个月都回不来款，“你每次去问，对接的人都换了，人家管财务的人心情不好，还要训你两句。”只能忍着，几十万的工资现在是创始人们自己垫付，刘洋锋不让我提这家公司的名字：“这篇稿子宁可你把我写死，也别得罪人家。”
在北京的两家公司，我看到员工们一直严肃地对着屏幕，手上噼里啪啦一刻不停，上厕所要严格地在时间表上做暂停，以便当月计算工作效率。北京公司招人，月薪至少四五千元，其中一家公司专门去山东的职业学校招聘，要求学生每分钟能打100字，一个班40多人考试，第一场就筛到20人。招聘老师在学校待了一周时间，发现一位成绩排到前五的男生人很顽皮，每次打闹都能看见他。临走之前，老师在名单里把他划掉了：这份工作不能要性格太活泼的人。
在郏县，刘洋锋的公司看起来就像个大网吧，没有考试，只有3天试用期，办公室至少有三台音箱此起彼伏地放歌。实际上所有的电脑、沙发，就是从网吧二手收购过来的，这种沙发坐久了腰不酸，中午还能放平了睡一觉，沙发原价400多，刘洋锋去买的二手，还不到100块。
刘洋锋办公室的沙发上总有员工跑过去睡觉。公司不用富士康那套标准，刘洋锋觉得反正租金和工资都比北京便宜，每人少干点儿，多招几个人，也行。“北京用20个人完成的，我用25个也行，人少精神压力大，出错率高，返工成本更高。”
北京公司招人，月薪至少四五千元，老板们喜欢中专、大专生，“素质高”，能保证效率。而郏县公司员工大多是初中、高中学历，3个创始人也都没读过大学。“中专生有傲骨，最多待三个月自己就觉得屈才了。”刘洋锋说，就拉框本身来讲，“众生皆平等。”
这一年里，刘洋锋频繁接待从北京来的项目总监、研究员们，其中很多都是清华、北大等名校毕业生。他们住在公司附近的宾馆，前几次，说好了9点见面，另一位创始人刘磊8点半就热情地等到大堂，打电话要带他们去吃饸饹面，结果听出人家一肚子火，才意识到，这些总监们还没起床。“你们北京来的时间观念强，约好几点是几点”，现在他都改成了8点55再出现。
年轻的总监们也不爱吃肉喝酒。公司招待去本地最著名的羊肉锅，刘磊介绍，这是本地市领导最喜欢的餐厅。结果对着一桌子肉菜，有瘦削的理工男面露难色：我说的清淡，是吃点儿素菜就行了。
这些名校研究员们，都是AI行业市场争夺的人才，职位最低的工程师年薪也在30万~50万。刘洋锋每次去甲方公司，满眼都是年轻的理工男。他觉得学历没那么重要，“他们最厉害的是实习生，有大学生， 有些还是高中生。”提起几位研发员，“你说他们一年能挣100万吗？”这个问题超出了大家的想象力。
9月9日，2018常见物体图像识别竞赛（COCO）在德国慕尼黑宣布结果，中国几家团队包揽了所有冠军。
其中一项比赛是，“COCO的注释包括80个类别对象的实例分割，91个类别的物品分割，人物实例的关键点检测，以及每个图像都有5个图像标题（image captions）”。翻译过来，就是考验计算机能否识别那些“垃圾桶”、“地毯”、“梯子（可以移动）”，千机数据的甲方公司拿到了第一名。
刘洋锋转发了这条消息，配文是：“祝贺……”
从去年开始，刘洋锋每个月都要跑趟北京，去中关村、五道口谈业务。今年他有一天突然想去清华大学转转，背着双肩包，一个人走到清华南门口，结果被拦下来了，保安看他不像学生，要求他出示身份证。
刘洋锋没掏，转头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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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像换豆油
“通知：年龄在18~50周岁的，请前往薛店镇三苏路口南50米路西，免费领取价值58元5升食用油一瓶，或10斤精品大米一袋！”
雄浑的男中音从音箱里传出，在劲爆的背景音里反复召唤，15秒就重复一次。
今年夏天，刘洋锋的公司开始做人像数据采集。我去公司时，外面大厅摆了几组摄像头，任何时间都能看见有人对着摄像头，从左到右地摆脑袋。
人像采集，也是给人工智能的训练搜集素材。今年，国内AI产业突然增大了人像采集的需求，大公司开始收集中国人在不同光线下的人像视频——这些视频相当于眼下被标注的图片，只不过是动态的，它们也是未来被标注的素材。
这变成了新商机，刘洋锋说，河南、云南，还有其他省的几家公司，都在抢这个活儿。这样的人像采集在一、二线城市几乎无法操作——录一个人至少要45分钟，公司采购价为100元，刨去运营成本，根本吸引不到志愿者。
在郏县，这是另一套玩法：刘洋锋的公司在县城下面的薛店镇也有个分公司，今天门口堆满了成箱成箱的大米、豆油和卫生纸，以免费赠送的名义，吸引镇上居民来做人像采集。
看到门口的豆油，有位快五十的寸头大叔走了进来。
“这是弄啥咧？”
“过来拍一下人像，就送大米，油也行。”
“干啥用的？”
“做智能门禁，你看有的写字楼、学校、高档社区，人一过去门就刷开了。有的光线不足就刷不开，人家想解决这个问题。”
一说到门禁，大叔点点头，表示明白了，一听要四十多分钟，又有点儿犹豫。
“转一圈，个把小时，领桶油多美咧？”“噫……”大叔觉得是这个理，领走了一张二维码。
刘洋锋、刘磊和另一位创始人李亚沛，对这一套农村地推模式已经极熟悉了。
2015年，一家金融APP急速融资，急需注册用户，那半年时间，他们各自都在做地推团队，疯狂地薅了互联网金融一大笔羊毛。
刘洋锋当时跑农村，找镇上的移动公司，以每条0.5分钱的价格群发短信，通知农民们第二天去领免费洗衣粉——注册一个用户送一包5斤装洗衣粉，如果去镇上，居民要求高，就变成一桶洗衣液。洗衣粉大多是“太渍”，真的汰渍5斤装要三四十块钱，这种山寨货一车一车地进货，平均一包成本只要6块钱，山寨的蓝月亮洗衣液比“太渍”再贵1块。
用这个办法，几个人跑过河南、安徽、山东，他们不去省会城市，也不去地级市，都是在县城和村镇做推广。“其实（洗衣粉）农民也都知道是假的，他们不在乎。这事儿确实放在城里，给出去10袋，也不一定办得成。”
那也是几个人第一次接触到人脸识别。地推员工自带智能手机能刷机，连上WiFi，把手机关机一下，再开机，此前的信息全部清空，系统里显示的手机型号就全变了。农民输入自己的身份证号，对着手机摄像头拍了照，算确认成功。注册成功一个用户，地推团队就能赚60块钱奖金。“那时候利润很高啊，一天随便做做就是几百人，多的时候一天能上万啊。”
相比之下，现在的人像录入不需要姓名和身份证，只要拍头像视频，要求简单很多，但是刘洋锋们能挣的钱也少了：100块收购价，去掉给农民的奖励、自己的员工支出，平均每人身上只能赚20。每天最多只能拍50个人，跟APP地推相比，这简直是桩苦差事。
此时此刻，在薛店镇这家分公司，一楼、二楼的每个房间都在拍着视频。农民们对着摄像头，听着员工的指令，“左——”“右——”“转头——”，摆动自己的脑袋。接着还要“摘下眼镜”、“戴墨镜”、“涂上口红”……中年发福的妇女配合地戴上一个哈利波特式的圆框眼镜，显得格外滑稽。
每个人要在强光、弱光等不同场景下拍摄，排队等待时，有大妈直接在房间门口织起毛衣。他们的孩子们在楼下奔跑，下午开始人多了，加上15秒重复一次的“通知！”公司里嘈杂得像一个市场。
40多分钟后，寸头大叔拍完了。他先领了一袋大米，又问，你这洗衣液咋领呢？
得知是拉一个人，送一瓶洗衣液后，不到20分钟，大叔又回来了，带了俩四十多岁的大姐。他兴致勃勃地带大姐们学动作，对着员工一起转起脖子来。“哎哟，我不行。”一个大姐有颈椎病，转到一半转不动了。
大姐悻悻地站到一边，白跑一趟，她不太高兴。
前几天在郏县县城里拍摄，每个录入者能拿50块钱现金。在薛店镇，50块变成了价格更低的油和米，刘洋锋的解释是，直接给钱，农民会认为他们是骗子。两天后，他又告诉我一个原因：在镇上他们有个合作伙伴要分成，对方负责拉人：“他在当地熟人多，跟很多村长、村支书都认识，人家能用大喇叭广播，帮我们找人。”
千机数据成立时，3个创始人预估，这个公司也许只能开三五年，5年，就是想象中最长的限度了，但起码现在能活下去。媒体上，每个人都在讨论AI代替人工的可能性，在郏县，短期内，拉框的工作还不会被机器替代。刘洋锋说，他们除了人脸、车辆、3D云图、语音，还在录入各种不同的样本，在这些样本里，“雨天、雪天、黑天、多云都不一样，做无人驾驶的， 在不同地方的市政建设也不一样。”
现在这些被采集的动态人像，未来怎么标注、由谁标注，刘洋锋也不知道。他们永远是任务的被动承接方，那些发过来的图片包，信息都是被抽乱、打散的，千机数据的每台电脑都没有硬盘，整个办公室连着一块服务器，标注好直接上传，没法用U盘等拷贝出来。
最后一天采访时，摄影师想让刘洋锋的脸出现在屏幕上，也让员工上去点几个点。但被告知办不到：所有的图片都是打包从北京发过来的，他没有权限在里面插入新图片。
这一天，薛店镇分公司只采集了37个人像，女的20个，男的17个，并不算多。
最后几个录入者临走时，被一名员工叫住：微信帮我们发点儿广告吧，来人了就给洗衣液。
被叫住的大叔愣住了，他不知道怎么发。员工拿过他的手机，加微信好友，直接把广告词发过去。打开他的朋友圈，粘贴在了里面：
“重要通知，××公司近期在薛店镇进行人脸采集活动。参与即可获得5升品牌食用油或10斤精品大米一袋。用途：采集数据均为科研使用，智能门锁、小区门禁等。注：本活动不涉及个人隐私，不用真实姓名，不用身份证，请各位朋友放心大胆前来。名额、时间有限，先到先得！……”
大叔的手机字号调成了最大，满满一屏幕的字，成了他的第一条朋友圈。
他拿回手机，看了一眼，并没在乎内容是什么，抱起一桶豆油，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