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之后,肯定会有新的问题出现,所以党高瞻远瞩(我党总跟房梁上呆着),提出一国两制,给两岸留出充足时间适应新的制度
初论单一国家型文明的风险
刘虎，创新工程局
本文中，我将提出一堆命题，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如果一种文化完整的处于唯一的国家边界之内，相对于多国共享的文化类型，这种一国文化将缺少内部竞争，从而缺乏改进的内在驱动力，并且难于形成底线共识。
既然是命题，就只是一个说法而已，还没得到证明。我会为这些命题建立简单的逻辑关系，但尚未推及公理，也未列出实证，请读者自己思考。
文化进步的驱动力平行的划分为三类
1、私德驱动
人们从自身体验，即类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自然思想或教化出发，而形成的普遍性的文化进步驱动力。
2、竞争驱动或危机驱动
在遇到自身的或者外部的竞争时，不得不做出学习、改进、创新等，以适应竞争环境。
3、兴趣驱动
人们的好奇心、对新事物、新规则的兴趣，对金钱和事业的追求，对艺术的追逐等的集合所产生的驱动力。
注意这里讲的都是宏观问题，微观上并不统一。文化融合也是文化进步的重要方式，但不属于驱动力。文化融合可以被上述三类驱动力驱动。
世界上的文化大概可以纵向分为四大类，宗教、世俗、艺术、科学技术。以宗教为例，一旦缺乏其中任意两项或三项驱动力，就会很快退回原教旨主义去，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科学技术天然受到危机驱动和兴趣驱动，在发展到搞清楚、能解决一切可兹好奇的终极问题之前，都能保持进步动力。这里没有提到哲学，因为哲学已经拆分到这四项中，并且绝大部分被科学取代。
竞争驱动分为5个范围：
1、人际
2、组织
3、国家
4、跨国
5、跨文化/跨文明
说一下跨文化。首先，宗教和世俗，科学和世俗，科学和宗教等大类之间可以发生竞争。其次，不同的文明之间可以发生竞争，例如，华语世界和英语世界。这里说的文明，是指各种文化依附于地域、人种、语言体系等所形成的集合。目前，跨文化/文明竞争驱动的最激烈战场正发生在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跨文化的竞争，多数结果是推进了文化融合，当然这需要以信息畅通为前提。
除了跨文化竞争之外，对于有一定规模的文化进步来说，最重要的驱动力是同种文明中的跨国竞争。我们常说西方文明，西方文明涵盖了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国家，他们可以在类似的文化背景下竞争，这是他们的自然优势。从承载语言上来看，讲英语的国家也有好几十个，一个国内危机很容易被几十个国家所理解，这就给具体国家带来压力。一个国内的社会反响，很容易被跨国比较与制约。甚至对于“汉奸”、“盗版”等事物，都会建立新的理解。日本比较特殊，它倒向了西方，而语言独树一帜，人种上其实与中国差不太多。所以，他可以遇到跨国竞争，又能得到少许跨文化的竞争。但是，他却不能与中华文明之间形成内部的跨国竞争，在这方面缺乏对中华文明的激励与帮助。
中国就更加“三位一体”，几乎整个中华文明都在一个国家的版图范围之内；中华文明与其它文明界限分明，而且还在向文化闭关主义跑步前进；语言根本不同，除开语言因素以后的跨文明信息流通也不太顺畅。这种情形十分罕见，所以要给他取个名字，叫“单一国家型文明”，其中的具体内容又可以叫“单一国家型文化”。目前除了台湾之外，我们找不到可以横向比较的“对照组”，并且台湾也不算很好的对照组。所以，中国仅仅面临很少一点文明/文化内跨国竞争，如果不算香港、台湾，就基本上没有了。历史上这种竞争是起过进步作用的，比如97年之前的香港，“三通”以后的台湾。和台湾加强互通，必然有利于扩大文化竞争驱动，但是如果完全统一，则中华文明变成铁板一块，有极大的文化停滞风险，恐怕不是好事。
日本侵华以前，军阀割据，在文化竞争方面有一定的好处，形成了繁荣的文化成果，但是其代价也非常大。再往前到春秋时期，文化领袖本来比较少，不过好处是可以在各个国家之间乱窜，后面两千年的文化自此奠基，说不定与跨国竞争有极大关系。
对跨国竞争而言，有着统一标准而又没有隶属关系的内容，唯科学技术一家。科学技术水平又是一个国家发展能力的主要指标。但是我并不是要主张把科学技术作为竞争的武器，相反，我一直认为科学技术首先来源于探索未知、改变世界的兴趣，是典型的兴趣驱动为主，竞争驱动为辅的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因为国家文化的其它优势，特别是有利于兴趣多样化，有利于扩大兴趣的深度和广度（主要是经济基础）等方面的优势，这些优势集合起来，才能带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所以，虽然科学技术本身即是一类文化，但是它更多的是反映其它文化进步水平的标志。我们没有西方世界那种世俗文化的跨国竞争，就好好看护科学技术的跨国竞争吧。
刘虎，创新工程局
本文中，我将提出一堆命题，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如果一种文化完整的处于唯一的国家边界之内，相对于多国共享的文化类型，这种一国文化将缺少内部竞争，从而缺乏改进的内在驱动力，并且难于形成底线共识。
既然是命题，就只是一个说法而已，还没得到证明。我会为这些命题建立简单的逻辑关系，但尚未推及公理，也未列出实证，请读者自己思考。
文化进步的驱动力平行的划分为三类
1、私德驱动
人们从自身体验，即类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自然思想或教化出发，而形成的普遍性的文化进步驱动力。
2、竞争驱动或危机驱动
在遇到自身的或者外部的竞争时，不得不做出学习、改进、创新等，以适应竞争环境。
3、兴趣驱动
人们的好奇心、对新事物、新规则的兴趣，对金钱和事业的追求，对艺术的追逐等的集合所产生的驱动力。
注意这里讲的都是宏观问题，微观上并不统一。文化融合也是文化进步的重要方式，但不属于驱动力。文化融合可以被上述三类驱动力驱动。
世界上的文化大概可以纵向分为四大类，宗教、世俗、艺术、科学技术。以宗教为例，一旦缺乏其中任意两项或三项驱动力，就会很快退回原教旨主义去，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科学技术天然受到危机驱动和兴趣驱动，在发展到搞清楚、能解决一切可兹好奇的终极问题之前，都能保持进步动力。这里没有提到哲学，因为哲学已经拆分到这四项中，并且绝大部分被科学取代。
竞争驱动分为5个范围：
1、人际
2、组织
3、国家
4、跨国
5、跨文化/跨文明
说一下跨文化。首先，宗教和世俗，科学和世俗，科学和宗教等大类之间可以发生竞争。其次，不同的文明之间可以发生竞争，例如，华语世界和英语世界。这里说的文明，是指各种文化依附于地域、人种、语言体系等所形成的集合。目前，跨文化/文明竞争驱动的最激烈战场正发生在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跨文化的竞争，多数结果是推进了文化融合，当然这需要以信息畅通为前提。
除了跨文化竞争之外，对于有一定规模的文化进步来说，最重要的驱动力是同种文明中的跨国竞争。我们常说西方文明，西方文明涵盖了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国家，他们可以在类似的文化背景下竞争，这是他们的自然优势。从承载语言上来看，讲英语的国家也有好几十个，一个国内危机很容易被几十个国家所理解，这就给具体国家带来压力。一个国内的社会反响，很容易被跨国比较与制约。甚至对于“汉奸”、“盗版”等事物，都会建立新的理解。日本比较特殊，它倒向了西方，而语言独树一帜，人种上其实与中国差不太多。所以，他可以遇到跨国竞争，又能得到少许跨文化的竞争。但是，他却不能与中华文明之间形成内部的跨国竞争，在这方面缺乏对中华文明的激励与帮助。
中国就更加“三位一体”，几乎整个中华文明都在一个国家的版图范围之内；中华文明与其它文明界限分明，而且还在向文化闭关主义跑步前进；语言根本不同，除开语言因素以后的跨文明信息流通也不太顺畅。这种情形十分罕见，所以要给他取个名字，叫“单一国家型文明”，其中的具体内容又可以叫“单一国家型文化”。目前除了台湾之外，我们找不到可以横向比较的“对照组”，并且台湾也不算很好的对照组。所以，中国仅仅面临很少一点文明/文化内跨国竞争，如果不算香港、台湾，就基本上没有了。历史上这种竞争是起过进步作用的，比如97年之前的香港，“三通”以后的台湾。和台湾加强互通，必然有利于扩大文化竞争驱动，但是如果完全统一，则中华文明变成铁板一块，有极大的文化停滞风险，恐怕不是好事。
日本侵华以前，军阀割据，在文化竞争方面有一定的好处，形成了繁荣的文化成果，但是其代价也非常大。再往前到春秋时期，文化领袖本来比较少，不过好处是可以在各个国家之间乱窜，后面两千年的文化自此奠基，说不定与跨国竞争有极大关系。
对跨国竞争而言，有着统一标准而又没有隶属关系的内容，唯科学技术一家。科学技术水平又是一个国家发展能力的主要指标。但是我并不是要主张把科学技术作为竞争的武器，相反，我一直认为科学技术首先来源于探索未知、改变世界的兴趣，是典型的兴趣驱动为主，竞争驱动为辅的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因为国家文化的其它优势，特别是有利于兴趣多样化，有利于扩大兴趣的深度和广度（主要是经济基础）等方面的优势，这些优势集合起来，才能带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所以，虽然科学技术本身即是一类文化，但是它更多的是反映其它文化进步水平的标志。我们没有西方世界那种世俗文化的跨国竞争，就好好看护科学技术的跨国竞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