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理性与人文关怀  

  
  
作者：唐钧
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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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汉语中，“科学”一词实际上包括了两层含义：其一，是“实证主义”或“经验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通常是一种规范的学术意义上的表达，是英语中“科学”———“Science”的本意；其二，在汉语中，“科学”一词的内涵已经升华。当我们说某某事物是“很科学”时，除了从其“实证”的内涵中引申出来的“实事求是”的含义之外，很可能还常常被赋予了“真理”或“正确”的含义。而且在许多时候，这两层意思是有可能被混为一谈的。



　　从理论上说，迄今为止人类所掌握的知识常常被分成两大类，一类称作“科学”，一类称作“人文”；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现象及其规律，后者的研究对象则是与“人与社会”相关的一切事物。有时候，科学理性与人文关怀实际上是有矛盾冲突的，从这个视角出发，“科学”和“人文”常被看成是一对矛盾的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

　　两会期间，有位女孩希望人大代表帮她递交“安乐死”议案的消息，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当一个人“活着”已经完全没有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时，选择无痛苦地死去从而摆脱病魔的折磨，从“科学”的角度看无疑是合适的（郑重声明：这位女孩的境况其实还远没有到如此地步）。但是，从人文的角度看却不可接受。其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无法判断接受安乐死是否符合本人的意愿，尤其是当一个人已经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愿时。另外，人对死的态度是很微妙的，很可能会发生变化。从对“自杀未遂”的人的调查中得知，相当一部分人在临死时往往会后悔。但是，一旦实施安乐死可能就无法挽回。所以，这个“科学”的举措常常与“谋杀”难以区分。

　　用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在运用“科学”这个词时，一定要谨慎。在我们讨论问题时，常常遇到一种情况，就是当提出论点的人自以为很“科学”时，人文精神就被抛诸脑后。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种逻辑中，“科学理性”扼杀了“人文关怀”。

　　譬如所谓“住房自有率”的问题，当去年有关部门拿出这个数据作为“政绩”夸耀时，遭到社会舆论的强力抨击，以后便销声匿迹了一段。但遗憾的是，在今年的两会上，却又被再次郑重提出。按国际惯例，所谓住房，是有一定的标准的，不是随便有个窝就是住房了。中国的情况实在有点特殊，拜“福利分房”所赐，城市居民家家户户好歹都有个小窝可容安身。到房改时，便都买下了当时住着的蜗居。其中，能与国际标准接轨的究竟有几何，大家心里也清楚。但是，“自有率”确实上去了，还把欧美各国都比下去了。这不能不是个“国际玩笑”：要是这样比“科学”的话，有些发展中国家城市边缘漫山遍野的棚屋，那可能也是“自有”的（政府划出一块公地让贫民自己搭建），说不定，又把我们给比下去了呢。所以，有些统计数字看起来很科学，实际上却由于忽视了数字中隐含的人文内涵的缺失，是很蒙人的。

　　科学理性，包括经济理性，一定要与人文关怀同在，只考虑一个方面是不行的。这使我们想到，为什么在中国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经济学蔚成显学的背景下，却出不了像印度经济学家阿玛提亚·森、孟加拉经济学家穆罕默德·优努斯那样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或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很多拥有话语权的学者缺乏人文关怀恐怕是一个根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