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反击“科学文化人”掀起的反科学逆流  

  
  
作者：张功耀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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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中后期，几个北京的学者因为组织出版了一些弘扬科学的小丛书，就自认为自己是“中国青年的领袖”。一方面，他们努力地批判四人帮“以哲学代替科学”，另一方面又鼓吹他们自己的“潜科学”和哲学比任何现代科学还伟大，大言不惭地吹嘘他们构造的“宇宙总规律”可以代替全部宇宙学。这种对科学极端不尊重的思潮，被认为是新形势下的“哲学代替科学”，因而遭到了许良英等老一辈科学家、哲学家的严厉批评。
最近几年来，“中国青年的领袖”这样的标榜没有了。但是，却兴起了一批“科学文化人”。他们不但重走80年代“中国青年的领袖”的老路，而且高举所谓“反对科学主义”的旗帜，明目张胆地在所有可能的领域反科学。就连“五四运动”的两面大旗之一“赛先生”和我国政府倡导的“科教兴国”战略，也被他们诬蔑成了“科学主义”。在另一方面，他们却要求学术界“以宽容的态度”“包容多元文化”，要所有人都与他们一样，公然为伪科学张目，为早就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文化糟粕招魂。在他们看来，一切古代“有效”而现代科学又说明不了的，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是需要加以弘扬和保护的“民族文化”。于是，他们公然动员这些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文化渣滓“摆脱现代科学”。一群讨伐科学的“科学文化人”，要我们包容伪科学、迷信和神秘主义，要那些封建性的文化糟粕“摆脱现代科学”,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对于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并不是每一个读者都是十分清楚的。事实上，我国还有许多人，尤其是那些涉世不深的年轻人，至今还被他们“反对科学主义”的旗帜蒙蔽着。因此，这种流毒必须受到彻底揭露和肃清。否则，中华民族的科学精神将被毁灭殆尽。
“科学文化人”近几年来一直以鼓吹“反对科学主义”混淆视听，人为地造成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对立。在他们看来，所谓“科学主义”就是学习科学和在知识的追求方面坚持科学精神。所谓“人文主义”就是学习文科和用中国古代文人那种任意标榜、不求甚解的恶劣学风来对待真理。为此，他们甚至煽动起一些愚昧无知的庸众，对现代科学群起而攻之，把最起码的科学精神都要踩在脚下，以便于他们在迷信、神秘主义和伪科学中鬼混。
“人文主义”（humanism）这个词是从拉丁语的“humanitas”(通常翻译成“人类”)这个概念演变而来的。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最早用“humanitas”表示“人的本质”，以区别于神的本质或其它事物的本质。人文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就是尊重人的本质，尊重人类自身存在的价值，置人的存在价值高于神性或其它存在物之上。当马克思发现人们在神化他的时候，马克思三次公开站出来申明：“我是人，人所具备的一切我都具备”。像马克思这样，强调自身作为人的本质的存在，而不是作为神的本质的存在的思想，就属于人文主义。
自文艺复兴兴起人文主义运动以来，与“人文主义”对立的从来就不是什么“科学主义”。文艺复兴是近代科学刚刚兴起的时期。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那时的科学还要为争取其独立发展进行斗争。在当时，与“人文主义”对立的主要是蔑视人的本质存在的“禁欲主义”，而不是什么“科学主义”。裸体绘画，人体解剖，对教会肮脏内幕的文学揭露和对人性的讴歌与追求，把研究自然界当作理解“上帝的恩典”的事业，就是人文主义运动向泯灭人性的禁欲主义的直接挑战。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人文主义运动的范围有所扩大。它不再局限于文学、绘画、宗教等领域，而是在哲学、政治、科学等一切可能的领域强调尊重人类自身存在的价值。于是，除“禁欲主义”外，最典型的还有“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偏狭的民族主义”和“唯科学主义”，都遭到了人文主义者的激烈抨击。因此，不是像我国的“科学文化人”所歪曲的那样，谁倡导科学谁就是科学主义；谁主张类似于“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文科治国论”谁就是人文主义。
我们必须明确指出，“人文主义”的古典含义和现代含义都是由尊重人的存在价值来确认的。希特勒写的《我的奋斗》，其著作性质属于文科，但它的思想是极端仇视人的存在价值的。因此，这部“文科著作”不属于人文主义。人类社会完全不需要这样的“人文主义”。
当前，我国“科学文化人”反对科学主义的实质是反科学。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科学主义的思想内涵。
为了避免过于冗长的哲学叙述，让我们用些简单的举例解析一下科学主义。
我们经常这样提问：“我凭什么相信你所说的是真的呢？”
不经意的读者以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其实，它蕴含了许多需要哲学家给以回答的认识论问题。其中，最直接也最难以回答的是：“如何判断真理？”假若我们对这样的问题做一些“替换词练习”，这个问题的困难程度马上就暴露出来了。如果我们这样提问：
“我凭什么相信上帝是存在的呢？”
“我凭什么相信你写出的这个方程是一个圆的方程呢？”
“我凭什么相信世界的物质性呢？”
“我凭什么相信你所说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就是废除儒学呢？”
这四个问题分别涉及了宗教、数学、哲学和历史的真理性判断问题。提出这些问题的人当然指望得到一个具有充分说服力的答案，不希望答案本身充满不讲道理的武断。
实证主义者认为，要使每个问题都能得到具有充分说服力的答案，除了采用科学方法之外，没有其它方法。这就是说，对于一个我们想要得到可靠性答案的问题，要么我们通过做实验，要么我们通过逻辑推理，抑或二者兼备，来解决真理性问题。既不做实验，也不讲推理，一切依赖于不可靠的武断，是不可能得到真理，也不能实现公共理解的。所以，对于“我凭什么相信你所说的是真的”这样一个问题，科学主义者的回答是，“我用实验和逻辑证明给你看。”
是不是所有人类文化领域的真理性判断都可以用实验和逻辑来证明呢？哲学命题、宗教命题、历史命题、文化命题，都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吗？对此，科学主义者为我们证明过，至少在以下几个领域采用科学方法的有效性：
—— 孔德和维特根斯坦认为，一切知识真理都可以而且必须由科学方法来判断。这就是知识领域的科学主义。
—— 库德华滋和蒂洛森的理性神学认为，用科学方法和科学结论说明宗教教义是可能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有利于坚定对宗教教义的信仰。这就是宗教领域的科学主义。
—— 孔德的社会物理学（即今之“社会学”），凯特勒的计量统计方法，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共同证明了一点，社会规律可以而且必须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这就是社会问题研究中的科学主义。
—— 狄尔泰的文化解释学认为，历史、文化、习俗都应该而且可以用科学方法来解析它们的真实演变、形成规律、以及它们对于现实生活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这就是人文领域中的科学主义。
用科学方法证明的知识最令人信服；用理性方法证明的宗教更能坚定教徒的信念；用科学方法说明的社会主义理论比空想的社会主义理论具有更充分的逻辑性；经得起文化解释学说明的文化现象和历史现象才是真正可靠的“信史”。科学主义的基本主张不断地在以上领域取得了成功。现在，它也依然在这些领域继续实现其伟大的进军。
除了回答问题要讲科学之外，科学主义者认为，提出问题也要讲科学。如果有人要问：“你头上的角是怎样丧失的？”这样的提问是没有价值的。道理很简单。明眼人很容易看出，求解这个问题的大前提是一个空集。对于一个从来就没有长过角的人来说，讨论他如何丧失了角，显然是毫无意义的。我本人已经指出过，“李约瑟难题”因为没有证明出中国曾经“先前阔”，所以讨论它怎样丧失“先前阔”是不可能有什么答案的。可见，“提出问题不科学”会导致问题本身的荒唐。以不科学的方式提出的，推理的大前提为空的或不确定的问题，属于“伪问题”（Pseudo-Inquiry）。这样的问题没有任何求解价值。科学主义者严格拒绝讨论这样的问题。这难道错了吗？
除了提出问题要科学之外，求解问题还要执行科学推理的基本原则，不能做“佯推理”（sham reasoning）和“赝推理”（fake reasoning）。直言之，科学主义不但不能容忍伪问题，也不能容忍“佯推理”和“赝推理”。这也是完全正确的。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当中存在着许许多多 “佯推理”和“赝推理”。比如说：《老子》中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思维过程“像推理”。其实，它却是一种典型的赝推理。要使这个思维过程成为一个具有真实意义的推理，必须使“道”和后面的“一”“二”“三”保持同质性。这就是说，当“一”“二”“三”被确认为自然数时，“道”也应该被认定为具有对应的同质特征的东西。否则，“一”被理解为自然数，“道”被理解为其它东西，“道生一”的推理就无异于“牛生马”那样滑稽可笑了。此外，“生”在这里是一个公共概念，也必须保持一致性。如果四个“生”字不能赋以相同的含义，推理的一致性立刻就会丧失。到目前为止，“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还不能完成这两个同质性约定，所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一个赝推理。科学主义者反对这样的赝推理，何错之有？
在一切可能的文化领域，依靠科学方法来追求真理和判断真理，这就是所谓的“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所面临的难题是，宗教、哲学和其它文化领域的知识，有没有必要确定一个真理的目标？
众所周知，宗教曾经是至高无上的“唯一真理”。到13世纪，哲学家才为世俗知识追求到与宗教平起平坐的真理的地位，史称“双重真理论”。可是，我们如果在宗教领域放弃其真理价值，只认同宗其信仰价值和启示价值，这样的宗教还有人信么？耶苏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光”。如果放弃了基督教的真理性，耶苏就只是“道路”和“光”了。谁知道这样的“道路”和“光”能不能把信徒引向真理呢？不能把信徒引向真理的“道路”和“光”，又有什么意义呢？可见，要保持宗教的活力，就必须使宗教保持对真理的追求。宗教追求真理不用科学，用什么呢？反科学主义者并没有给出答案。
我本人赞同在所有知识领域贯彻科学主义的原则，但不赞同哲学和宗教领域采取科学主义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算一个半科学主义者。
为什么我们不能用科学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哲学和宗教呢？
首先，哲学不具有知识性。哲学问题不属于知识问题。哲学兼具信仰、启示和方法论的批判工具三个特点。所有哲学陈述都是似真性陈述，不是真理性陈述。对于本不属于知识的哲学，用科学主义去要求它，显然是过高的和不现实的。但是，哲学的似真性应该经得起理论的反驳和实践的检验。因此，哲学必须不断进步。当一种哲学在理论上经不起反驳，在实践中妨碍人们的认识进步的时候，这样的哲学就应该被放弃。
其次，科学是知识，不是信仰；宗教是信仰，不是知识。因此，我们不能用对待知识的态度来对待宗教，也不能用对待宗教的态度来对待知识。因此，在宗教领域贯彻科学主义也是要求过高的。需要顺便说明的是，一切空洞的、缺乏道德内含的信仰，既不是知识，也不是宗教，而是迷信。迷信不是宗教。对于迷信，我们只能用科学主义的原则去做出判断。只有科学才是战胜迷信的最有力的武器。
由于长期的封建意识形态统治，在我国的文化土壤成分中，科学的东西太少，封建迷信的东西太多。如果不对我国的文化进行改造，我国在其它领域的一切“进步”和“成就”，都将是沙堆上建高塔，缺乏坚实的根基。因此，积弊数千年的旧文化必须受到批判和革除。而革除这些旧文化的有力武器，除了科学之外，没有其它东西。遗憾的是，“科学文化人”在缺乏对“科学主义”的全面了解和阐述的情况下，错把倡导科学当成科学主义来反对。他们在反科学主义的旗帜下，丧心病狂地反对五四运动的“赛先生”，反对“科教兴国”战略，反对用科学方法判断知识的真理性，反对用科学揭露迷信，却要我们对伪科学、迷信和神秘主义“讲宽容”。这样的“反科学主义”其实是一股阻碍中国进步，阴谋复辟封建的旧文化的反科学逆流。这样的反科学的逆流能够在21世纪沉渣泛起，是非常触目惊心的。它彻底暴露出了我国科学和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深层次危机。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为了大国崛起，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学者都应该站出来，正视这一场危机，理直气壮地坚决反击“科学文化人”掀起的反科学逆流！


2007年7月22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