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问题中的“天人关系”：关于“敬畏自然”与“以人为本”之争  

  
  
作者：秦 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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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中国舆论界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敬畏自然”还是“以人为本”之争。环保活动家汪永晨以“敬畏自然”来抨击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导致环境破坏，而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则用“以人为本”来批判“绿色原教旨主义者”不讲科学。但有趣的是，这场“天人关系”之争尽管在意识形态上或曰“主义”上似乎针锋相对，但落实到具体案例或曰“问题”上，双方似乎没有什么交锋：汪永晨以谴责三门峡之类“人祸”工程来表明“敬畏自然”的立场，而何祚庥的“以人为本”似乎也不妨碍他同样认为这些工程应该否定。而何一方以“小行星撞地球”之类的假设来证明应该“以人为本”，汪一方也并不因“敬畏自然”就主张放任灾难坐待灭亡。
而实际上谁都清楚：如果说未来人类是否会因为过分“敬畏自然”而坐视小行星撞毁地球，还只是个假设中的问题，那么当年之所以发生三门峡之“人祸”，肯定不是因为那时过分“以人为本”。1950年代世界上尚未出现“绿色潮流”，可是像三门峡那样严重的“人祸”工程在那时的世界上也算极罕见吧。文革时期是个人性泯灭时代，人道主义（即所谓以人为本）不仅实践中被践踏，理论上更被粗暴批判，而比三门峡更甚的“人祸工程”（如昔阳县的“西水东调”等）恰恰在那时泛滥成灾。另一方面，当年勇于抵制“人祸”的先贤们，如“水利良心”黄万里先生等，也并非出于环保理念，更不是出于反对“科学之僭妄”的后现代立场，而恰恰是出于尊重科学、维护人民利益的赤诚不惜得罪权贵的。后来对三峡工程持异议的李锐老等人也是如此。李老反对上三峡，但并不一般地反对水电工程，相反他还是“水主火辅”、水电优先的提倡者。他反对上三峡的理由之一就是该工程占用资金太大会影响上游的水电开发。
当然那时的人们抵制“人祸”主要并非出于环保动机，这并不是说今人就不能从环保生态角度进行这样的抵制。但是不仅那时的“人祸”之损害“人本”绝不亚于损害“自然”，甚至直到今天，汪永晨们为之痛心疾首的无数大坝和大工程得以遍地开花，无视“人本”仍然是主要原因。我国在征地、拆迁、移民等方面具有的体制“优越性”常常为一些“大工程主义者”津津乐道，在“以官为本”体制下为追求政绩而损害“人本”或人民权益的事屡屡发生，土地说圈就圈，人要赶走就赶走。当年三门峡遗留的移民问题至今未了结，今天不少大工程又重蹈覆辙。如果此弊不除，只是意识形态从“以人为本”改成“敬畏自然”，在旧体制下用以前追求“产值政绩”的做法来追求今天的“环保政绩”，只怕是“自然”未必能保，而“人本”反受其害。
更进一步讲，虽然如今有人喜欢说我们古代的“天人合一”学说就是环保思想的来源，其实谁都明白当今的“绿色潮流”是源自西方的。而广义地看，这种潮流实际上是西方人本主义或曰人文精神的新发展。
历史上西方所谓人文精神针对的问题曾经有个大转变：早期，即所谓文艺复兴与启蒙时代，人文主义主要是针对中世纪的“神文主义”而言。针对那时过浓的宗教文化、信仰至上、性灵玄谈对人的束缚，那时的启蒙者提倡世俗主义、理性至上、科学实证。但是到了19世纪后，从工业文明中兴起的理性与世俗化的过分扩张导致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科学异化、物质主义和智性的僭妄成为主要问题。这时所谓的人文精神就反过来带有了浓厚的解构理性、呼唤信仰、重塑心灵、反思“科学”的色彩。“科玄论战”中的所谓玄学（“人生观”之学），汤因比所谓的“回归神性”和当今环保主义者所谓的“敬畏自然”其实都是这新一代人文精神的体现。
从这个角度讲，“敬畏自然”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与时俱进”后的新版本。尽管从表象上看，这好像是向“前现代”的复归——国外有学者就直接称之为“新的中世纪”。在薄伽丘和培根的时代，面对不食人间烟火的修道院气氛和过分“神圣庄严”的生活，饮食男女与“知识就是力量”意味着人文精神。然而到了荣格与汤因比的时代，面对灯红酒绿的曼哈顿气氛和工具理性化的生活，“人文精神”却越来越带有宗教色彩了。正如荣格所说：近代人寻找智慧，现代人寻找灵魂。因此何祚庥、方舟子感到“敬畏自然”之说带有“反科学”、“反启蒙”的味道，并不是没有来由的。不过辩证唯物论者何祚庥先生应该很熟悉“否定之否定规律“：这种表面上的“回归”实质上是“上升的螺旋”，而不是真的要回到过去——至少在西方的背景下它决不是回到过去。“敬畏自然”在这个意义上的确是反思“科学”——也可以表述为反“科学主义”，但决不是“反科学”，更不是回归迷信。它也不是反“人本”，虽然汪永晨女士对“敬畏自然”与“人本”的关系讲述得并不好，但何祚庥要用“武松打虎还是虎吃武松”的诘问来驳倒“自然”的敬畏者，也未免太自以为是。
然而，外来的“主义”面对我们的“问题”都需要重新核对切入点。在最基本的人类价值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科学与信仰都是无国界的。但是，不同的科学家与信仰者面对的问题往往非常不同。人文精神在西方前后所追求的那些价值也是我们所追求的。就此而言，我既赞成“以人为本”也赞成“敬畏自然”。
但是我向来主张“主义可拿来，问题须土产”，“倡言普世价值，慎言普世问题”。就人文精神的发展而言，在西方它面对的先是宗教与神文背景的压抑，后是理性与“科学异化”的束缚。但是在中国，它过去与现在面对的都是另一些问题。
传统中国过去虽也被称为“封建社会”，但并无西方中世纪那样强大的教会和浓郁的宗教传统，压迫人性的主要是世俗的专制权力，而近代中国并未有过发达的工业文明，也谈不上西方意义上的理性扩张与科学异化，压迫人性的实际上还是世俗专制权力。中国人的非宗教传统并没有导致科学精神的发达，相反，不信神的中国人往往特别容易把“恺撒”当成“上帝”来迷信，甚至导致焚书坑儒式的“世俗化宗教裁判”。中国人的非科学传统也没有造成什么真诚的信仰，相反，“敬畏权力”的中国人往往特别喜欢把“科学”变成打人的棍子来砸碎信仰自由，导致“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难得糊涂”的犬儒习气。我不能说这类“传统”比所谓的“西方传统”孰优孰劣，但两者的差异显然存在，而且它会使中国人与西方人在走向现代文明与人道和自然的和谐之路上面临的“问题”十分不同。
因此西方人文主义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的表述方式都不能原文照搬地应用于中国的“问题”。如果说西方中世纪，理性被“信仰”所压抑，科学成为神学的奴婢；而现在，情感又被“理性”所压抑，心灵成为“科学”的仆从。那么在中国，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信仰与理性都没有那么大的权威，而科学与神学同样是世俗皇权的奴婢。如果说在西方，人的解放过去意味着摆脱宗教教条的束缚，现在意味着克服科学和理性的异化，那么在中国，人的解放过去无须如此强烈的反宗教色彩，现在也无须追赶“反科学”的时髦，而无论信仰还是科学，都必须从世俗皇权的压迫下获得解放。舍此我们就既没有爱智求真的真科学也没有爱善求美的真信仰，而在德性与智性都受压抑的情况下，只怕是“自然”破坏易，“人本”弘扬难。
所以，在今天的中国，“敬畏自然”与“以人为本”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矛盾。这当然不是说它们都很容易做到。恰恰相反，在这两者的共同障碍仍然强大的情况下，也许两者都更难实现，更需要我们付出艰巨努力。
在社会经济领域笔者曾经说过：我们面临的并不是“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的问题。如今在“天人关系”上笔者要说：我们也无须在“自然”与“人本”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西方的问题姑且不论，至少在中国，经济上如果说自由不足，并非因为福利太高；而福利保障缺乏也并非因为自由过分。那么同样，今天我们面临的环境破坏并不是由于“人本主义”太多，人本未张也不是过分讲究生态保护之故。我并不认为“天人关系”在一切情况下都能保持和谐。但在今日的中国，尽管技术意义上的人口与资源比例的确十分紧张，制度意义上的“天人冲突”却不宜过分强调。许多人口资源关系比我们更为紧张的发达国家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证明：尽管在终极意义上“天人关系”也许是人类面临的永恒话题，但在人类已经达到的制度安排下，中国人应当能够建设一个足够人道而且天人关系相对和谐的文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