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科学传播研究:理论与问题
刘兵,侯强
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第5期
国内科学传播研究:理论与问题
刘兵 侯强1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北京 100084)
“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价值,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与广度。”
----------弗朗西斯·培根
摘要:近年来,科学传播日益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相关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这些研究更多的是注重传播内容,而忽视了本来就是传播学最重要内容的对传播机制的研究。另一方面,简单地以科学传播替代传统的科普概念也是存在问题的。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科学传播是有意义的。
关键词: 科学传播 科普 公众理解科学
中图分类号:N49 文献标识码:A
一 关于科学传播
虽然科学传播的研究日渐活跃,但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对于科学传播都没有明确的定义,甚至连提法都不太一样。譬如在国内,有使用“科技传播”的,有使用“科学传播”的,也有专门研究“技术传播”的;在国际上,英文中有”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Communication”(STC),有”Science Communication”,还有”Scientific Communication”和”Technical Communication”。[1]国内学者刘华杰认为:“因为我们更强调的是科学观念和科学事实的方面,不更多涉及实用技术的普及,不直接讲“技术传播”或者“科技传播”,只是“科学传播”。但这不妨碍其他任何人或者单位用别的称呼。或者说我们只强调“科技传播”中的一部分,认为科学传播是当前最核心、最重要的。科学与技术有很大区别,科学传播与科学技术传播、技术传播不能混为一谈。我们强调科学的观念方面,即使谈技术的传播问题,也限于观念层面。”[2]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贝尔纳是最早注意到科学传播的科学社会学家之一。在他于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中,第十一章就专门讨论了科学传播的问题(原文是用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中译本翻译为科学交流),主要提出“科学交流的全盘问题,不仅包括科学家之间交流的问题,而且包括向公众交流的问题”。[3]
另一方面,从科学史上看,一般的科学传播活动也有着很长的历史。近三百年来,科学的职业化逐渐固定下来并制度化,由此导致在研究者与一般受教育者之间的“知识鸿沟” 不断扩大。早在1686年就有人认识到科学传播的两个渠道:面向科学家同行和面向受教育的公众。到18世纪末第二条传播途径的对象集中在了特定的受众身上:妇女,当时是无知、善良和好奇的象征。但当时的传播规模比较小,所以还算不上科学的大众传播。
19世纪后半期大规模的科学传播出现,不限定对象,而是面向一般公众。很多人开始写科学方面的小说。作者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进行科学的传播:1,日报,常常描述科学技术中的重大事件,从新发现到地震、实验室的爆炸;2,杂志,有专门的地方介绍科学信息;3,展览,会议,其中涉及如照相术、身体模型等,后来的X射线就是经由这样为公众所了解的。[4]
从现在的研究来看,对于什么是科学传播(science communication)存在不少争论,但英国的威尔卡姆托管会(Wellcome Trust)认为[5],科学传播至少包括在如下部门或群体之间的传播:
? 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包括学术性的和商业性的;
? 科学共同体与媒体;
? 科学共同体与公众;
? 科学共同体与政府可或其他行政或权力机构;
? 科学共同体和政府或其他能影响政策的机构;
? 工商业机构和公众;
? 媒体(包括博物馆和科学中心)与公众;
? 政府和公众。
国内的不少研究者对科学传播下过定义,90年代中期,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科学传播是指科学资料、科学知识、科学情报的交流、传播和共享活动;在当时的某次有关科学传播的学术会议中,不同的学者分别提出,“科技传播是科技信息运动的一种形式,其目的是实现科技信息的交流与共享”。科技传播的广义理解,不仅包括科技信息,还包括传播媒介、传播方式等特质手段。所以科技传播还是一种传播,与其他传播的区别只是传播内容不同。当然,也有研究者提出,科技传播的社会意义,即社会、文化、科技自身的内涵也在此范围内[6]。近年来,比较流行的观点则把科学传播定义为“科技知识信息通过跨越时空的扩散而使不同的个体间实现知识共享的过程”,并明确地按传播渠道把科学传播分为四个:专业交流、科学技教育、科技普及、技术传播。类似地,卞毓麟认为,科学知识最初是少数人的劳动成果,最后则应转化为全社会共享的财富。这种转化过程实际上就是科学传播的过程,并分为科学交流、科学教育、科学普及三个层次。也有学者认为“科学传播”即是用 “多元、平等、开放、互动”的“传播”观念来理解科学、对待科学。在这种看法中,主要注重的是把科学传播的引入看成是一种观念的转变。[7]
在传播学中,传播被认为是一种共享信息的过程(the sharing of experience),在广义上来说,甚至所有活的有机体都有传播行为。而人类传播的独特之处则在于能创造和使用符号。[8]
从上面的各种观点和定义可以看出,科学传播作为一种交流共享的活动,是人类传播的一个类型,只不过是限定到与科学有关的范围之内而已。
从国内外对于科学传播的理解来看,虽然对科学传播没有明确的定义,但却有约定俗成的含义,科学传播的概念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明确和统一,但现有理解也并不妨碍相关的研究。
二 国内科学传播研究发展的二个阶段
科学传播、科学文化、公众理解科学等研究在国内逐渐兴起,但与国外的研究相比,还很不完善,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起步较晚,另一方面,则是对国外的研究成果借鉴不够。
笔者认为,从90年代至今,国内科学传播研究有一个转向,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1995年10月清华大学召开的首届科技传播研讨会为开端。1996年,由孙宝寅主编的会议论文集《科技传播研究》集中体现了当时科学传播研究的成果。关于这一阶段的科学传播研究状况,刘华杰在“整合两大传统:兼谈我们理解的科学传播”一文中做了详细论述2。总体来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其一,研究者认为科学传播是一个“亟待开拓的研究领域”,对科学传播的研究是处在“探讨”和“思考”阶段,很多研究是处于宏观层次,这说明,科学传播正处在起步阶段。其二,科学传播研究是以传播学为背景的,“当时人们以为科技信息自身是明确的,即内容不成问题,而传播界所要做是就是如何多快好省地传播。”[10]
但是,把内容与手段分开处理是成问题的,近两年,以北大科学传播中心的刘华杰、吴国盛等为首的一些学者提出了科学传播的某种新理念,吴国盛认为,国内通常理解的科学传播更多的着眼于“如何传播”,是打科技牌,把“科学技术”当作手段来搞传播。[11]刘华杰则注意到现在科学传播研究“只有基本搞清了该传播什么,才谈得上如何有效地传播。”[12]相应地,我们可以把这种新理念的提出归结为另一次转向:即从科学传播的机制研究到内容研究的转向。
不可否认,科学传播的内容确实值得研究,这是科学传播区别于其他传播类型的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第一阶段的研究实际上只是科学传播作为传播的一个普通分支来研究,忽略了“科学”一词的特殊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转向很有必要。
但转向并不意味着放弃科学传播的机制研究。
首先,第一阶段的科学传播研究是基于传播学理论,但绝大部分只是泛泛而谈,并未深入细致。在当时来说,科学传播是“一个亟待开拓的研究领域”,科学传播的机制问题并没有真正搞清楚。
另一方面,科学传播的内容与机制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部分,忽视任何一方,都会使研究无法进行。“科学”与“传播”应当是并重的。
三 目前国内科学传播研究的若干问题
前面主要是对国内科学传播的一般性问题的讨论。但在具体的工作中,实际上,与科学传播工作和研究相关,还存在如下一些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1 科学传播与科普
在目前讨论的语境中,科学传播与科普的关系,是首先值得注意的问题。中国科普历史比较长,曾有人把科普界的历史界定为是从近代科学传入中国,在中国掀起的新文化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百余年来的历史。其中,“科学大众化”是科普的重要特征。但从近百年的历史来看,科普主要是一种活动,工具或手段,而不是一种理论。
有人(如学者吴国盛)认为,科普、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是科学传播事业的三个历史阶段。传统的科学普及把自己规定成一个科学知识的居高临下的单向传播过程,即由掌握科学知识的人群向没有掌握科学知识的人传播的过程。20世纪以来,公众理解科学则显示出新的特征;而科学传播则是科学普及的一个新形态,是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一个扩展和继续。
也有学者(如刘华杰)认为,科普是一种简单的灌输。公众理解科学除了一阶传播,也强调二阶传播,一阶传播与对象性的科技本身的事实、知识内容有关;二阶传播与元层次的科技之过程、思想、方法、影响有关。后者比前者更强调对科学本性及其社会影响的认识、理解,弱化对科技知识本身的关注。科学传播是指一定社会条件下,科技内容及其元层次分析和探讨在社会各主要行为主体(如科学共同体、媒体、公众、政府及公司和非政府组织)之间双向交流的复杂过程,它指除了科技知识生产之外与科技信息交流、传达和评价有关的所有过程。它包含了科技一阶传播和二阶传播。
无论前者历史阶段论,还是后者提出的二阶传播,科学传播都是作为科普的第三种形式出现的。只是与传统科普相比,后者的内容有了变化,要有人文内涵;或研究重点有了侧重,多了个二阶传播;或是传播主体之间有了互动。其实,也还有人认为科学传播是以公众理解科学的理念为核心的,传播手段、预期受众和目的都不同于科普。
很有意思的是,这种科学传播观得到了不少科普研究者的支持。郭治在《科技传播学引论》中把科学传播与科普联起来:大科普观念中的科普就是科技传播事业,科普工作是一种促进科技传播的行为。申振钰认为科学传播实际上是区别与传统科普的现代科普概念。[13]当然,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在2000年国际科普论坛上,葛霆先生反对科学传播等提法,认为还是原来的“科普”好。刘华杰把他的观点总结为:1)在中国,名词的翻译引起过许多误解和滥用,不宜将communication译成“传播”。在科普领域,虽然传播很重要,还是不要用传播这样的词,叫科普比较好;2)科普就是科学大众化;3)科普内容包括知识科普,也包括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的普及。除科学知识之外,科学家与公众没有明显的差别,处于同等地位。刘华杰对此评论说:科普也可以有狭义(第2条)与广义(第3条)两种。广义的科普等同于科学传播。[14]
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确定地得出结论:国内这些研究认为科学传播是一种广义的科普,涵盖传统科普,并且与之有所不同。
但需要注意的是,从概念上来说,公众理解科学、科学传播研究作为舶来品,在国外的发展并未遵循上述轨迹。科普活动,国外有人称之为前科学传播时期,从17世纪末就了出现,但直到今天,科普仍未消亡,无论在实际中还是理论上都是存在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贝尔纳就提出“科学传播”(scientific communication)的概念,主要指科学家之间及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交流。从《科学的社会功能》的相关论述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科学出版及科普活动已经比较重要。1966年美国科学促进会发表了“公众理解科学”的报告,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的报告“公众理解科学”发表后相关研究开始兴起。从实际活动来看,公众理解科学、科普、科学传播的研究和活动虽然有交叉,但并没有完全归于科学传播,也无层次之分。
科普、公众理解科学、科学传播的区别并非是历史的或是层次的,笔者认为,三者只是侧重不同,无论传统科普还是现代科普,其本质都是科学大众化的实践活动,只不过内容发生了变化。虽然科学传播与之有关系,但绝不会等价于科普,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科学传播的界定自从贝尔纳提出来之后一直是比较明确的,有些学者既承认主体多样性和互动,又提出科学传播即科普,把大众化之外的科学传播活动排除在外,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这三者之间的异同可用下表来总结:
起源
侧重的内容
主要对象
性质
科普
历史最长
科技内容的普及
大众
实践性活动(传播什么)
公众理解科学
为了解决科普中出现的问题
科学与公众的关系
公众(比大众更宽泛)
强调影响(为什么传播)
科学传播
传播学理论对科学活动的研究
传播过程和传播机制等
多主体互动,包括公众但不限于公众,也包括了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交流
强调过程及内在机制(如何传播)
有人认为,讲科学传播更多的讲为什么要传播、传播些什么,科技在这里主要是“内容”,不是手段,要把科学技术的普及当作目的。把这番论述与上表对比,强调为什么要传播、传播什么实际上是公众理解科学、科普的内容,与我们理解的科学传播意义是截然不同的。
从理论研究来看,我们提出科学传播的理由之一是便于与国际接轨,但上面提到的科学传播实质上却是科普,而国外的科普和科学传播是分开的,如果按上述思路研究科学传播的话,我们不是与国际接轨,而是错轨。
2 科学传播的内容与机制
有些研究者提出现在科学传播研究的方向:“从大的方面看,传播什么始终作为一个背景,作为传播工作者的一种理念、大脑中的一个框架在起作用。如果传播者不清楚科学本身是什么,不但可能欲速不达,还可能南辕北辙。”
内容即传播什么的问题,传统科普传播的是具体科学和技术知识的信息。但二战后,科学的负面影响显露出来;人们对科学信念发生变化;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影响要求科学传播有更丰富的内涵,具体说来,即不仅需要传播科学知识,也需要传播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社会文化内容必须进入传播内容之中。同时STS研究、科学社会学和SSK的兴起,也为之提供了理论的支撑。
无可否认,这种变化确实为科学传播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且也很有必要。但如果把科学传播等同于这些内容研究,那肯定是对科学传播的严重误解。作为传播的一个类型,科学传播研究至少要包括如下内容:关于传播主体的“控制分析”;关于传播内容的“内容分析”;关于传播媒介的“媒介分析”;关于传播对象的“受众分析”;关于传播效果的“效果分析”。而目前国内在与科普相关的意义上所谈论的科学传播的内容,只是其中的“内容分析”部分。作为严格的理论研究,仅做其中一部分的工作,称为科学传播是不合适的。
在传统的科学传播研究中,有一个假定: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段,存在完全和限定的科学事实,这些事实能被传达给外部的受众。上述观点把科学传播的内容当成目的,其实也有一个类似的假定: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段,存在完全和限定的科学事实、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等,这些皆能被传达给外部的受众。
刘华杰曾提出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图示,认为科学传播系统是一个动态反馈系统,行为主体自身和之间都有反馈关系(如右图)[15]。在这种观点中,科学传播系统的主体结构是平面化的网络结构。
其实,在实际中的科学传播远比这个图示更为复杂,因为在这个动态反馈系统中,科学传播内容是无法静态、独立存在的,必须与传播机制及传播活动结合在一起。换句话说,科学传播内容不能独立研究,必须与传播机制的探讨结合起来。
从传播理论来看,科学传播内容也不可能脱离传播机制的探讨。格伯纳认为,人类传播过程是主观的、有选择性的、多变的和不可预测的,人类传播系统是开放的系统(见[16])。信源的信息,既使经过最简单的传播模式,编码、信道、译码,加上外界因素的干扰,最后达到受众的内容也是绝然不同于信源信息的,现实中的其实更为复杂。所以这里的科学传播内容本身就是动态的、不确定的,必须放到传播中才可能得到确切的答案。离开了科学传播机制,传播内容也是不存在的。
所以说,在科学传播中对传播内容和传播机制的研究并不仅仅涉及手段和目的的关系。传播内容、传播机制是科学传播的两条腿,缺少任何一条都会使研究陷入困境。
3 科学传播与传播学理论
有些人也尝试用传播学理论分析科学传播,但如果过分简单化地处理和认识,也会使相关研究的价值打折扣。“传播理论的外套+科学传播概念”成为不少文章的格式。如以传播学的5W模式分析科技传播的信息源、传播者、传播媒介、效果、内容等,就属于这类工作。例如,林坚的《科技传播的结构和模式探析》用了几种传播模式和控制论、系统论的观点分析科技传播。[17]其实,如果拿掉这些文章的传播学外套的话,也不会发现内容有什么实质性变化,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深入到传播机制内部去研究,而流于表面化。另一方面,则还是受到传统的科普思路的影响,把科学传播简单化为一个单向过程。国内为数不多的从传播学视角的研究文章大致如此。
另一方面,一些关于科学传播的研究更侧重于宏观。以翟杰全的新著《让科技跨越时空---科技传播和科技传播学》为例,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是科学传播的宏观研究,如科技传播与网络化时代、科技传播与知识经济、国家科技传播体系的建立等。类似的文章有其他一些。可以说,在科学传播还没建制化之前这些工作是很重要的。但如果不把科学传播本身的问题搞清楚的话,这些就成为大而空的高谈阔论。仔细分析。这些内容实际上是“为什么传播”的问题,更接近于公众理解科学,还不是真正的科学传播。
四 小结
综上所述,传播,是一个在逻辑上包括最广的概念,科普,公众理解科学中都存在有科学传播的成分,但科学传播还包括了这两者之外的的许多其它科学信息的传播活动。科学传播涵盖了传统科普和公众理解科学,但由于它还包括了在这两者之外的内容,因而并不能完全等同或替代科普和公众理解科学。即使在现有的试图以科学传播代替科普的尝试中,也有问题:这就是更多的是注重传播内容,而忽视了本来就是传播学最重要内容的对传播机制的研究。
值得庆幸的是,这个问题正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由于媒体重要性的加强,吴国盛指出:“ 在公众科学传播即狭义的科学传播领域,媒体作为科学与公众之间的界面,起着异乎寻常的作用。过去的科学普及重视了科普创作、科技场馆和农村技术推广,但没有考虑到传媒的作用。无论从有效传播的角度看,还是从促进互动的角度看,媒体都是中心和枢纽。”[18]对媒体的重视相应的会引起对“如何有效地传播”的问题的研究。
有趣的对比是,在90年代中后期,科学传播主要是传播界提出的,但当时只是初创性的工作,并没有深入的研究,并且传播学和新闻学学者对于科学传播的研究,从90年代中期直到现在,也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把科技新闻、科技报道等同于科技传播,只重视新闻的具体操作和实务,缺少了理论研究,使科学传播失去了区别与其他传播类型独特性,或者说,现在传播学界的问题在于,对于科学传播的研究忽略了“科学”,而只重传播。
“科学”和“传播”是科学传播的两条腿,既重视科学传播的内容,又了解科学传播的机制,并把两者结合起来,是科学传播研究的应有之义,也应当是我们科学传播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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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丹尼斯·麦奎尔 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M].祝建华 武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9
[17]林坚.科技传播的结构和模式探析[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2001. 18(42):49
[18]吴国盛.科学传播与科学文化再思考[DB/OL].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p?type=2&sid=14721 作者:刘兵(1958- ),辽宁海城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科学史与科学文化传播;侯强(1978- ),山东泰安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2“整合两大传统:兼谈我们理解的科学传播”一文有不同的版本[9],在第一个版本中,刘华杰对90年代中后期的国内科学传播研究做了精彩评述
文章来源: 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