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向思潮在涌动——评析“科学文化人”的科普理念
陈祖甲


注：下面是陈祖甲先生在2004年4月22日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中国无神论学会“科技普及与科教兴国”研讨会上的发言



　　逆向思潮在涌动——评析“科学文化人”的科普理念

　　陈祖甲

　　如果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国的科普界曾经有过不景气现象，而伪科学、迷信却泛滥成灾的话，那么在九十年代后期，即在1994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表关于科学技术普及若干意见之后，科普事业开始复苏。

　　结合反伪科学、反邪教、信息、纳米、生物等现代高新技术的进展、防治非典、神州五号飞船发射成功等典型事件，有关的科普文章、书籍和影视作品像春天的花朵、秋天的果实一样鲜艳、丰硕。2002年中国科协发布了《中国科普报告》，阐述了我国科普事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同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颁布实施，对科学技术普及的内涵、事业性质、领导机构等关键性问题作了法律界定。可以看到，我国的科普事业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科技进步的需要，适应提高人民大众科学文化素质的需要，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可喜趋向。

　　逆向思潮的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科普事业繁荣趋向出现的时刻，有一股反科普、反科学的逆向思潮在涌动。有几个自称为“科学文化人”的学子，又是聚会发表宣言，又是发表论述，连篇累牍地宣扬以“科学传播”“替代”或“取代”科技普及。

　　据笔者看到的资料，最早提出“替代论”的是一家名牌大学的科学传播中心主任吴教授。2000年11月2 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谁应担起科学传播的重任》一文，首先表示：“我主张，用‘科学传播’概念替代传统的‘科学普及’概念。”（需要提请注意的是，在2003年3月吴教授将此文题目改为《用‘科学传播’替代‘科学普及’》，在北大科学传播中心网站再次发表摘录，其主要观点原文一字未改。）同一天，该中心的刘副教授，在同一张报纸上竭力呼吁：《应推广“科学传播”概念》。2002年6月，刘副教授在所在的大学学报发表高见，认为“科学传播”是科普的新阶段，提出整合传统科普与科技新闻两大“科学传播”系统，高喊“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科学传播学派”。（此文还在中国科技新闻学会2002年学术年会上亮相）2002年12月，“科学文化人”在上海聚会，发表“学术宣言”，再次指责传统科普是居高临下地灌输。他们认为：“所谓科学传播是从科学文化自身的要求出发提出的一个超越传统科普的概念。科学传播的核心理念是公众理解科学，强调公众对科学作为一种人类文化活动的理解、欣赏和质疑，而不单是向公众灌输具体的科学知识。”（见《中华读书报》2002年12月25 日）

　　在2003年9月，“科学文化人”再次聚会，虽然没有发表宣言，而他们的领头人吴教授撰写的《科学传播与科学文化再思考》一文，重复了“替代论”的“新理念”，指责“科普笼罩在一种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见2003年10月29日《中华读书报》）好像这些都不够。被赞誉为“科学文化人F4”之一的上海交大江教授于2004年1月9日在上海《文汇报》发文，宣称“近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我们先前传统的‘科普’概念过于狭窄，因而主张以涵义大大拓展了的‘科学传播’或‘科学文化’取而代之。”

　　能够引述的“妙论”还有许许多多，限于篇幅，没有必要多引。不过，仅仅这些也已经足够说明这股逆向思潮有点势头猛烈。对此，我们不得不作剖析，揭开其蒙着的面纱。

　　阻逆为科普正名

　　有逆流，而且来势有点猛劲，理所当然地受到执著地为科普事业发展的科普界人士的反击。资深的老科普作家陶世龙带头，借冠状病毒肆虐神州，轰动世界之际，以实例剖析“科学文化人”的谬论，指明“科学传播”无法替代科学普及。（见2003年5月“五柳村”网站）清华大学教授赵南元撰文《反科学文化人要什么样的科普》，（见“五柳村”网站）仗义执言的斗士方舟子则从更宽的范畴评论“科学文化人”的反科学思潮。（见“新语丝”网站）

　　在科学传播与科学普及（这里也可以称为“科技传播”与“科技普及”）的关系上，有几点是不能不明确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科学文化人”的作为，概念含混、逻辑混乱、否定一切、思维怪诞。

　　既然他们如此处心积虑地竭力倡导“科学传播”，那么他们是怎么界定其内涵的呢？

　　吴教授说：我们倡导“科学传播”“一方面，我们在理论上依托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等科学人文类学科的知识背景，试图深化对科学的理解，弘扬新的科学理念；另一方面，在实践上，深度介入科学与公众的沟通活动，直接从事科学的大众写作和出版等科学普及工作。”（见《科学传播和科学文化再思考》）

　　刘副教授说得隐晦一些。他在2000年表示：“现在科普工作者必须先用理论将自己武装起来。用哪些理论武装呢？主要是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这三种学问综合起来有助于全面揭示科学的本来面目，是从事现代科普工作的前提。”（见《大科学时代的科普理念》《光明日报》2000年11月2日）

　　上海江教授在今年发表的言论最露骨了。他说：“‘科学文化’这个概念不仅可以包容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它也可以包容原先传统的‘科普’。近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我们先前传统的‘科普’概念过于狭窄，因而主张以涵义大大拓展了的‘科学传播’或‘科学文化’取而代之。”（见《文汇报》2004年1月9日）

　　前面引过“学术宣言”的话这里不再重复。

　　其实，简单地说，科学传播就是传播科学技术。那么，按“科学文化人”的说法，岂不是传播的内容仅仅局限于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了吗？而且是“现代科普工作的前提”，不用这些理论“武装”，便做不了科普工作。此论真是高妙。那样，基础科学研究的数理化、天地生到哪里去了?属于现代高新技术的信息技术、纳米技术、航天技术的位置又在哪里呢？难道这些不是科学技术普及的内容吗？向大众普及这么庞大的科学技术知识体系，怎么会变“狭窄”的呢？普及这些科学技术知识以及有关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会妨碍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的传播吗？

　　根据查到的资料，英国的著名物理学家J·D·贝尔纳是较早提出“科学传播”概念的科学家之一。他的专著《科学的社会功能》在1939年出版。（我国商务印书馆在1950年翻译出版该书，名为《科学与社会主义》，到1982年重译出版时，改为现名。——笔者注）书中详细地阐述了“科学的科学”，也即现代所称的科学学问题。“科学传播”（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书中译作“科学交流”）是其中的一章。在这一章中，贝尔纳认为“按照过去关于科学的概念，交流是科学家之间唯一的桥梁。”不过，到贝尔纳写书的时候，形势发生了变化。
“今天我们已经明白科学情报数量之多已使其传播成为巨大问题，现有的机构完全不能应付。”他说：“保证一切新观察到的现象和新发现都能够发表显然已经不够了。……这就需要极为认真地考虑解决科学交流的全盘问题，不仅包括科学家之间交流的问题，而且包括向公众交流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划分为提供专门资料和提供一般资料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涉及科学出版物本身的职能和科学家之间个人联系的其他手段，第二部分涉及科学教育和科普工作。”（见该书第398页）

　　1979年创刊、1994年改名的《Science Communication》是美国出版的科学传播领域的专业杂志之一。它表明杂志涉及三个主题：研究科学共同体内的传播；面向公众的科学技术信息的传播；科学技术传播政策。（参见翟杰全：《再论科学传播》）台湾学者谢灜春对“科学传播”作了如下界定：“科学传播就是研究使科学讯息（指自然科学及工程技术的知识，不包括社会科学）传播得正确、广泛、深入、快速且有效，实现科学知识普及、民智（指对科学的认知）发达的理想境界。”（见《科学新闻的传播——理论与个案》，台湾1991年版，第8页）

　　从上述的引文中可以看到，科学传播是一个大口袋。他既包括科学家之间的多种方式的专业传播，也包括向公众普及性地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科学文化人”也承认科学传播有不同的层面，科普是其中的一部分。然而，两者是不能混同的。科学传播不仅讲究传播的内容，而且研究传播的方式、策略与技术装备等等。而后面这些是科学普及所不能兼容的。为什么要以科学传播替代科学普及呢？我们不妨作个比喻：心脏是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患心脏病，理所当然地找治疗心血管方面的大夫。但是，按照“科学文化人”的逻辑，可以找任何医学界人士。那样，治心脏病可以找泌尿科大夫，治脑中风则去找肛肠科大夫，那样还不闹出胡庸医乱开虎狼药的乱子来？社会上不少见这样的混乱的欺骗事件。然而，真正从事科学技术和科普的工作者不会如此没有头脑的。

　　可以理解，“科学文化人”不论是其中的F4，还是别人，大多从事科学哲学、或科学史工作。他们把这些学科放在第一位，而且企图取代其他内容的科普，岂不显得有点惟我独尊的味道。

　　为科普作家辩白

　　那么“科学文化人”有什么理由再三地宣扬“替代论”呢？那位吴教授是这样指责“传统科普”的：“科普作家对科学一味搞景仰和赞颂的态度，认为科学家都是道德高尚、智力超群的人物，科学总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普通大众唯有坚定地相信科学、自觉地运用科学，才能从愚昧无知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获得幸福的生活。科普笼罩在一种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见《科学传播和科学文化再思考》）作为曾经撰写过科普作品的堂堂大学教授竟如此诋毁科普作家，让我不得不为他们辩白。什么叫“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目前是否存在？因不在本文阐述范围，暂且搁置一边。什么是科学？这个早有界定，无非是科学（专指自然科学）是对自然界物质的结构、生成、成长、功能的规律以及相关现象的定理、定律认识的知识体系。请问“科学文化人”：科学技术普及不传播这些，你们想传播什么？

　　做过科普工作的朋友都明白，无论是提笔写作，还是拍摄和录制影视科普作品，都是把科学工作者发现、发明，并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科学原理、定律和某项技术，用接近不同层次公众水平的通俗、生动的方式传授给公众的。有必要时把对人类不利的一面总是解释清楚的。从来没有把科学技术放在高不可攀的云端，让公众顶礼膜拜。否则，科学还有发展的余地吗？做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又有什么意义呢？除非是骗子、邪教头目才把假冒伪劣的产品带上科学的桂冠，把歪理邪说、歪门邪道吹作至高无上的“科学”来传播，这些哪个属于科普的范围。难道不是这样吗？这里倒想请问“科学文化人”，你们大多是大学的教师，当你们站在讲台上，或在电脑显示器前敲击键盘的时候，你们想过你们写的和讲的是自己不想赞颂的内容吗？我想，你们的答案是，只有丧失道德的人才会把明知错误的东西强行推行给受众的。那么，你们又凭什么根据来指责现在的科普作家和科普工作是在居高临下地“灌输”、“笼罩在一种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呢？哪些科普作家把科学“神圣化”了？在做什么“教化”读物？请拿出证据来！

　　我们不会因为替科普正名，而否认目前的科普工作还有不少地方值得改进的地方，科普作家队伍也需要注入新的血液。但是，为了占领科普的阵地，证明自己的“新理念”站得住脚，竟否定一切，不顾《科普法》的实施，抡起大棒对所谓的“传统科普”胡批乱砍。这种拙劣的手法，大多数科普作家并不是没有尝过滋味。在改革开放，提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今天，“科学文化人”的把戏受到唾弃，也是势所必然的事。奉劝“科学文化人”们，深入细致地了解科普现状与实情，向老一辈的科普界人士请教，借鉴而不是照搬外国的观念，实事求是、
扎扎实实地做一些科普创作和研究吧。

2004.4.2.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