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科普工作应关注的几个问题
朱效民



“中国科技论坛”(2003年第6期，总第110期，第106至109页)

当前我国科普工作应关注的几个问题

朱效民
（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北京 100080）

摘要：本文对当前我国科普工作中面临的若干问题：当代科普与社会的关系，当代科普主体的分化趋势，科普内容与科学素质，科普工作与学校教育，我国科普工作与国外的国情差异等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科普工作；科普主体；科普内容


近年来，科学普及、科学教育、国民科学素质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详的词汇。在科学普及活动中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等等也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随着我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的颁布实施，全国科普工作会议的连续召开以及“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2049计划)的启动，可以肯定我国科普工作又将呈现出一个新的可喜局面。

当前，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国民科学素质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共同关注的议题，但在具体的科普实践活动与方式中，各国又因各自的国情不同而既有共识相同之处，同时又呈现出多元化的差异区别。如何结合自己的实际国情，同时又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从而达到国家科学普及的既定目标，无疑需要深入的探讨和大胆的实践。在我国当前的科普工作中，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关注和思考。

1，当代科普是社会中的科普

应当说，科学普及始终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生和发展，并且二者是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科学技术渗透到社会的哪个地方，科学普及也需要跟进到社会的哪个地方。今天的科学技术是社会中的科学技术，是国家目标和社会工程，同样今天的科学普及也是社会中的科学普及，科普工作不再仅仅是某些个人和团体的业余、自发行为，也一样成为国家的发展目标和社会的系统工程。

许多国家认识到，科学普及作为一项促进公众理解科学、提高国民科学素质的社会教育活动，是保障科学与社会协调进步、持续发展的基础性社会工程，因而带有社会公益事业的性质。今天科普工作的有效开展依赖于政府的主导作用，以及全社会多方位、多层次地配合与协调。在科普工作的发展和建设中，政府已成为重要的支持者、组织者和管理者，政府行为常常起到基础的和主导的作用。如英国政府从立法和资金保障两个方面大力扶持科技馆建设事业。早在１８世纪末英国政府就制定了博物馆法，对包括科技馆在内的博物馆给予法律上的保护，确定其公益法人的地位。英国政府不仅投巨额资金建设科技馆，而且每年为科技馆划拨大量经费，以保证其正常运营。以伦敦科学博物馆为例，每年该馆支出经费总计约２３００万英镑，其中８５％以上为英国政府拨款。

除直接参与外，政府部门还通过建立适宜的社会机制（包括政策、法规等）来动员和引导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支持、参与科学普及工作，充分发掘全社会的资源。一些科普宣传并不一定要花很多钱，效果同样很好，关键在于建立适宜的政策引导机制。美国政府曾明文规定，工厂里的生产机器在报废前必须经过当地博物馆机构的挑选，尔后才能报废。在美国的某些高速公路旁边，路基被切开露出断面以帮助人们了解道路是由什么材料铺成的。这类科普方式并不需要花多少钱，有了相应的措施规定，公司企业也愿意做，并且还有广告宣传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普及工作又常带有一定的文化产业属性，借助市场机制引导和促进科学普及也是一条有效途径。闻名世界的美国科幻片不仅吸引了大批科学爱好者，同时也创造了惊人的票房价值。自有电影以来，创造全球最高票房价值的１０部电影中美国科幻片就占了５席，据首位的《侏罗纪公园》票房价值高达５亿美元。而利用一些特殊的地理地貌等自然景观开展的科普旅游、科普夏令营等活动同样大受欢迎，并且利润可观。可见，在市场机制下科学普及工作的发展也同样前景广阔。

2，当代科普主体的分化问题

长期以来，在国内外对科普活动的认识讨论中，一直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即认为科学家应当承担起科学普及的主体角色。在科学界，这种呼声尤其显得强烈而紧迫。的确，在科学的发展历程中，科学家们常常是义不容辞地扮演着科学普及的主体角色。没有布鲁诺、伽利略的宣扬和普及，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便难以掀起近代科学的革命风暴；没有赫胥黎“斗犬”般的维护和宣传，便不会有达尔文进化论的深入人心；没有相对论热，爱因斯坦及其理论也不可能家喻户晓。正是科学家的这种对真理以及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才使得科学的理性之光不断照耀着普通大众走进人类智慧的殿堂。

然而，随着大众传播手段的发展变化，尤其是电视机、互联网络的出现，以及社会公众对科技发展知情权和参与权的普遍愿望，对今天科学普及的方式、手段和内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在科学知识的生产早已专业化、职业化后，科学知识的普及、传播以及科普创作也日益走上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道路，逐渐呈现出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今天已不难看出科普活动中科学界与新闻媒体之间在合作基础上的分工越来越明显，即科学知识生产者和科学知识传播者二者存在着一种职业上不断分化的趋势。如今在科学普及和传播的过程中，各种媒介的从业人员（主要指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的记者、编辑等）越来越扮演着直接而显著的角色，相应地，越来越“专”的科学家们却更多地在扮演着配角。这是今天的科学传播不同于以往的科学普及，并且也不同于当前一般信息传播的一个新特点。

在今天的科普主体中，“科学知识传播者”已逐渐成为一支职业化的队伍，主要由科技传媒的工作人员、科普创作人员、科技展馆工作人员、科普活动的组织策划人员等更直接面向公众传播科学的专职人员组成，当然也包括一些工作在科普一线的科学家，但大多数早已分身乏术的科学家作为“科学知识生产者”则属于今天科普主体中相对间接的、非职业化的队伍。

显然，这并不是说，今日的科学家可以回避其科普的社会责任。科学家在科学普及传播链中始终扮演着“第一发球员”的角色，是人类认识理解科学的源泉所在。积极参与科普活动、促进公众理解科学仍然是当代社会以及现代科技发展对科学家的时代要求。此外，科学界应建立相应的机制积极协助职业的科学传播者共同推进当代科普事业的发展。如果说科学团体是人类理解科学的必不可少的最终源泉，那么大众传媒就是今天沟通科学家和普通大众的一座桥梁。要想在传播媒介中准确、适宜地反映科学，科学家与传播媒介保持和谐一致的良好合作关系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前提。同时，科技媒体的各类工作人员的职业培训和持证上岗制度，以及科技媒体作品的专家审核制度也应逐步提上议事日程。

3，科普内容与科学素质

国民科学素质对当代国家、民族发展的重要意义各国政府均予以了高度的重视，科普工作如何围绕提高全体国民科学素质这一目标，科普内容如何进行调整同样受到普遍的关注。

自上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陆续开展了对国民科学素质的调查工作。关于科学素质，国际公众科学素质促进中心主任米勒（Jon D. Miller）教授认为，科学素质应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认识和理解一定的科学术语和概念；（2）对科学研究的一般过程和方法要有所了解；（3）理解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广泛影响，能够对个人生活及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科技问题做出合理的反应。米勒教授对科学素质的这一规定已逐步被国际社会所认同，与科学社会学的“三层次说”(即科学是一种理性知识、一种认识活动和一种社会建制)也是较为吻合的。

由此可以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是否具有科学素质可以具体表现为对科学知识的认知能力、对科学方法的运用能力和参与科学技术的社会管理能力这三个层面。相应地，科学普及在内容上也可以在这三个层次上进行展开。

首先，科学是一个系统严密的、逻辑自洽的知识体系。在科学知识方面，科学普及应当促进公众对科学的知识体系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整体的认识，这是理解现代科学事业的基础和前提。主要包括，（1）理解科学的基本术语和概念，认识理解科学知识体系中关于物质世界、生物界、人类机体、人类行为、数学、现代技术等领域里的一些基本的核心概念；（2）理解科学的一些基本的核心理论和观点，如基本的科学原理以及普遍的科学常识。科学知识体系中的科学术语和概念如同砖瓦，科学原理如同骨架，公众掌握了基本的科学知识，就有利于树立起科学的基本的世界观，用科学的观点观察和描述客观世界。

其次，科学不仅是一个静态的知识体系，还是一个动态的研究探索的活动，并在这个探索活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专门的研究方法和职业的行为准则。在科学活动方面，科学普及应当促进公众认识理解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一般过程，通过对科研成果的获取方法以及承认过程的了解增强识别科学与伪科学、假科学的能力；通过了解科学工作中的评审程序和奖惩制度，了解科学家和科学组织的行为规范和职业特点，进而理解人类在科学实践的探索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积极进步的科学精神。

再次，科学不仅是一个纯学术性的研究探索活动，同时还是一项系统复杂的社会性工程，是国家目标、政府事业。科学本身，以及更直接的和技术一起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着空前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在科学技术与社会方面，科学普及应当促进公众理解现代科学技术多方面的社会功能，以及与人类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相互作用。主要包括了解现代科学技术对公众个人生活以及国家、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了解科技体制的功能特点和社会角色，了解基本的科技政策和重要的相关制度(如知识产权保护，专利制度等)，了解参与科技发展的社会管理、监督等方面的机制和渠道，等等。能够理解现代科技的发展既需要全社会的大力支持同时又必须有相应的监督和制约，能够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与科技相关的问题做出合理反应，具备参与科技发展的有关管理与决策的基本能力。

此外，在当前科学普及的内容方面，还应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科学普及更多的是引导公众认识、理解、欣赏科学，而不是一味儿地鼓励普通公众涉足科研前沿，去攻克什么科学难题，创造什么重大理论。近代科学革命以降，人类科学事业经过几百年的突飞猛进到今天早已是壁垒森严，高度专业化、职业化了，从事前沿科学探索工作首先要经过长期严格系统的专业训练。盲目地鼓励社会公众进行所谓科研探索往往会背离科学普及的初衷。没有高等数学理论的背景就去解决哥德巴赫猜想难题，仅仅只有初中化学的知识就要论证水变油的过程，这些现象应当说与我们的某些科普宣传不无关系。面对真诚而执着的民间“科学家”们五花八门的 “成就”和“突破”，职业的科学家曾无奈而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你自行车骑得再快，能上月球吗？”

第二，科学普及应避免使科学神秘化、崇高化，并负载过多的道德使命。科学普及要废除那种科学高高在上作为社会行为向导的权利，使科学工作非神秘化，让科学走下圣坛，更加接近普通公众。实际上，科学事业本身就是魅力无穷的，可以使人类摆脱愚昧、远离无知，值得人们去探索、去创造、去欣赏。正如当代著名的英国科学社会学家约翰•齐曼教授所指出的：“当所有的花言巧语都被揭露无疑时，真理的内核就在这样的见解中出现了：科学是迷人的事业，能够使从事科学的男男女女全力以赴，能够用它的发现扩大和丰富人类的精神财富。”

4，科普工作与学校正规教育

应当说，就提高全体国民的科学素质而言，主渠道、主阵地无疑在于学校的正规教育，科学普及应是学校正规教育的重要补充和社会延伸。为提高普通国民的科学素质，在学校正规教育领域，如何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如何从分门别类的分科教育到全面整体的综合教育(即从学科到科学)进行转变也一样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在这些方面，科普工作与学校正规教育相互之间显然十分有必要进行合作与借鉴。

不过，学校的正规教育教学与社会化的科学普及两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学校教育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有考试、拿文凭的制约，而科普则是非强制性的；学校教育在相对固定的时间范围内针对相对固定的人群，而科学普及则是面对0至99岁各个年龄段的全体社会公民。

由上述不同可以看出，搞好科普工作必须更加重视普及对象的兴趣点和实际需求。科学普及
应是非强制性的，在科普工作中能否抓住普及对象的兴趣点和实际需要就十分关键；科学普及是面对社会上各个年龄段的人群，积极了解不同人群的心理特点和不同需求就显得非常重要。研究统计表明，对于社会大多数的成年公众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科技成果的实际应用价值及其社会影响后果，而非充满艰深学术术语、并且远离人们现实生活的尖端科技知识。因而科普内容不应只盯着科技最前沿，相对于正规教育而言，科普工作更需要关注普通公众在现实生活中的需求及其心理特点和兴趣点，这样才能不断地提高科普内容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而达到提高公众科学素质的目的。例如，一种新式的电视机问世了，普通公众关心它有哪些新的功能、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更甚于关心该电视机的工作原理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技术上有哪些突破。在科普工作中需要更多地尊重并且适应社会公众的这一特点和需求，在此基础上再加以引导和提高，从而更好地达到科学普及的目的。

5，我国科普工作与国外科普工作的国情差异

我国的科普工作与发达国家相比，从国情角度看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参考借鉴国外经验以及制定我国科普政策措施时必须考虑到这些不同点。

首先，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整体水平上我国与发达国家存在着相当的差距，客观上造成我国公众对现代科技的了解和需求也必然存在着相应的差距。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上世纪80年代，我国最畅销的科普书籍是《养鸡500天》，而同一时期美国公众最喜爱的科普图书是卡尔萨根的《宇宙》。我国的普通公众，尤其是广大农村里的公众对科学技术已经给人类带来的巨大恩惠尚未充分感受到，对当代科技运用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更是无从谈起。因而与发达国家的公众比较而言，现阶段我国公众在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上，往往有理解片面、急功近利、追求实用化、盲目乐观等特点。

其次，我国公众受学校正规教育的年限与发达国家公众相比差距较大，公众整体科学素质水平低下，参与科学技术社会管理方面的意识也明显较弱。近年来，国外公众理解科学活动的兴起是与其社会公众普遍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分不开的，试想，公众如果对科学家的研究结果或者其影响后果一无所知的话，他们又怎么可能要求与科学家进行交流对话、平等争论甚至发问质疑呢？而我国公众相对科学素质较低，对科学家的科研工作及其影响知之较少甚至没有感觉，自然难以达到理解沟通的地步。公众对科学家及其工作也多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相应地参与科学事业发展的管理、监督等方面的能力和意识也就大打折扣了。这无疑也要求我国的科普工作很大程度上要承担起一种“补课”的任务，补学校正规教育不足的课。

再次，我国科学家在参与科普活动方面与国外发达国家的科学家们相比，来自社会公众方面的压力要小得多，也没有那么直接。国外科研工作者面对公众舆论的巨大压力常常要三思而后行，甚至延缓、停止或者取消科研计划。这一点只要想一想英国克隆羊“多莉”以及转基因农作物在发达国家所引起的震荡就足以使人深刻体会到这一点。而我国科学家面临社会公众这方面的压力则相对要小得多。如何促进我国科学家更多地参与科普活动，更多地面向普通公众，学会并乐意与社会公众和媒体打交道，就必须考虑到我国的这一实际国情情况。

参考文献

1 刘珺珺著. 科学社会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7—10.
2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课题组. 2001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R]. 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02年. 121--142.
3樊洪业. 科学普及不等于技术培训[N]. 科学时报，2002年9月15日.
4 ［英］约翰•齐曼著，刘珺珺等译. 元科学导论[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273.
5 吴国盛. 从科学普及到科学传播[N]. 科技日报，2000年9月22日，第3版.
6 刘华杰. 整合两大传统：兼谈我们理解的科学传播[J]. 科学新闻，2002年（18）：5—7.

论文英文标题：

Several Topics Concerned Presently in the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in China



文章来源： “中国科技论坛”,2003年第6期，总第110期，第106至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