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立场何以可能？（上）
田松


公民立场何以可能？（上）
田松

不久前，刘华杰在《论科普的三种不同立场》（《科学时报》2004年2月6日B2版）中提出了一个新问题，的确是“科普新见”，很受启发。我感到，这个问题已经触到了科学传播理论最敏感最核心的穴位。

以往我们（这里的“我们”可以理解为具有相近理念的被媒体称为科学文化人的一部分学者）在谈到我们对于“科学传播”的理解时，常常说：其它的“科学传播”或“科技传播”更多地强调怎样用新的科技手段进行传播——即怎样传播，而“传播什么”则不被认为是一个问题。在传统科普的理念下，就是要传播科学知识。1999年的时候，我曾参加过一项科普政策的草案写作组，有位我一向尊敬的先生提出了一个庞大的公民必须掌握的基本科学知识的大纲，在我看来，这是学校教育的任务，因而不应该成为科普的任务，至少不应该是科普的主要任务。而我提出的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的普及，则被认为太“空”——在他们看来，只有具体的知识才是实的，所谓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只有通过具体的科学知识的普及才能传达，也一定会在具体知识的普及中自然而言地得到体现。而我则认为，科学方法和思想可以超越具体的知识得到传播——因为科学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渗透到所有领域。也就是说，在我（们）看来，传播什么的问题并没有解决。针对当前中国的科普出版以及大众传媒中的科普节目、科普栏目和科普版面的现实状况，我（们）认为，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传播什么”，而不是“怎样传播”。在我们举办的科学传播研究生课程班上，我们也更多地强调了传播什么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都发表过很多文章。然而，有一个问题虽然呼之欲出，却一直没有明确提出来，那就是“为什么”的问题？

为什么传播科学，为什么科学传播？

要解答华杰的立场问题，“为什么”的问题自然浮出水面！

华杰认为，广义的科学普及（说是广义的科学传播也行）经历了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各有立场。传统科普是政府立场，公众理解科学是科学共同体立场，而我们提倡的科学传播是公民立场。然而，公民立场何以可能？凭什么我们可以说自己代表着公民立场？传统科普也可以说自己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为科学本身是好的，科学的普及自然会改善公众的利益；公众理解科学也可以认为自己站在公民立场——因为公众只有掌握了更多的科学知识，才能在这个科学的时代获得更好的生存。因而，当华杰强调我们的公民立场时，实际上意味着一种与前两者不同的对科学的理解，对为什么传播的理解。而华杰可能认为，我们这种理解，是更符合公民利益的。显然，这种解释难以为人接受，因为我们自己不能认定自己比别人更代表公民。

或许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政府也好，科学共同体也好，都是相对明确的利益实体。科普的目的是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素养，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所以说科普是政府立场；科学共同体要求公众理解科学，是为了让公众支持科学，其受益者首先是科学共同体。而学者并不是一个这样的利益实体，无论是他们提出反对科学主义，还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或者是提倡深生态伦理，倡导博物精神，都不能增进他们所属的某个实体的利益，因为这个实体还不存在。按照王小波的说法，学者就是向公众传消息的人。这种消息是能够超越具体的利益集团的，因而更能符合公众的利益。

但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凭什么你的消息就是真的？凭什么你说的就是全面的真实的科学？

这样讨论下去，就会陷入僵局。我先把话题岔开，谈点别的。我们一向认为，科学传播理论一个基础应该是传播学，但是实际上，目前我们所说的科学传播的理论建设中并无传播学界的学者加入，期待中的学术交叉尚未发生。不过我最近读清华大学传播学院李彬教授的《传播学引论（增补版）》，倒是有很多感想。根据李彬的介绍：传播学有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之分，两者分别体现了科学主义的工具理性（李彬教授对科学主义一词的用法与我们不同，这里科学主义并不是一个专有名词，与下文连起来，意思是以科学为主导的或者为代表的工具理性）和人本主义的价值理性。不妨引用一下：

“经验学派着眼于事实判断，目的在于揭示传播活动的事实真相，进而把握其中的运行规律；而批判学派着眼于价值判断，目的在于探究传播活动的意义，从而为传播活动提供一种价值上的提高。”（296）“经验学派只关心把话传出去，传得越远越好，传得越广越好，即传播的效率越高越好。而批判学派则关心这个话的意义、意味与意蕴，即传播的价值越大越好。”（297）

“如果说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是现代社会的驱动系统，好比引擎、车轮等，那么人本主义和价值理性就是其操纵系统，恰似方向盘、刹车等。”（293页）但是，“随着现代化的迅猛发展，特别是随着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如两次世界大战）和自然问题（如生态恶化）日益逼近，这种对现代文明其平衡和制衡作用的思潮也随之发生越来越强劲、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力。”（294）“传播学批判学派，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下，秉承这样一类人文传统及其价值理性而发展起来的。”（295）“批判学派不仅属于传播学的一大流派，同时更属于左右现代文明的一大思潮。”（295）

显然，我们的精神气质和学术视角与批判学派更为接近，在很多时候，我们出发点也是对于科学的、对于我们这个科学时代的文化批判。“科学文化人”这个词现在经常出现在媒体上，其实我更喜欢董光璧先生的命名：“科学人文主义者”。前一段时间虹桥科教论坛一位网友问到我的学术倾向，是偏好科学史还是科学哲学。我大致说：“哲学和历史只是表现形式，从根本上，我关注两个问题：个体的生存和幸福与人类的前途和命运。”这个回答好像是把自己太当回事了，现在说起来有点不大自然。然而，作为科学人文主义者，我想这不但是我个人的想法，也是“我们”的想法。正是由于对人类未来的关注，对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未来的关注，使得我们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关注生态问题；正是对生存意义的关注，使得我们关注幸福问题，价值问题，关注科学与幸福的关系问题。

李彬还说：“从学科的渊源承继看，经验学派托庇于‘科学化’的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统计学等，而批判学派则隶属于‘精神化’的人文科学，如哲学、美学、文艺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如果说经验学派是个‘科学家’，其兴奋点在于传播的规律；那么批判学派就是个‘美学家’，其兴奋点在于传播的意义。换句话说，经验学派注重的是‘如何’（how）传播，批判学派关心的是‘为何’（why）传播。”（308）

在“为什么”这个问题凸显之后，科学传播作为一个学术倾向也好，作为一种学术理论也好，都获得了存在的根据。把科学传播放到一个更大的文化背景之下，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所倡导的“科学传播”没有从传统的科普研究中出现，没有从媒体或者新闻理论中出现，而是从包含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在内的“科学的文化研究”中诞生出来。

2004年2月25日
2004年2月29日
北京 稻香园
（发表于《科学时报》2004年3月5日B2版，这里在文字上略有修正。）

文章来源： 作者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