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大战”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
刘兵


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4年第5期


我们可以看到那场“科学大战”的战火已有烧到我们这里的迹象。在我们这里，有些人也许在字面上不一定明确地提及“科学大战”这个词，但在内心里，战争的思维模式却也同样鲜明地体现在有关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及其两者间冲突的讨论中。例如，对于有关科学主义的讨论，我们不是已经看到了一些人面对不同的观点，采用甚至带有某种“文革”遗风（而且是上纲上线，关起门来并不想面对被批判者也不想给他们以发言机会）批判会的方式，试图用非学术性的批判来代替学术讨论吗？


“科学大战”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

刘　兵

　　科学大战（Science War），这个词汇在西方被用了几年之后，近来随着国内有关科学主义的争论的讨论的展开，也开始频频地出现于国内的种种学术、准学术和大众媒体上。当然，人们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最初是从其国外对这场其实本是学术争论的形象化的描述用法直译而来。在此之后，虽然人们依然主要是用这个称呼来指那场本来爆发于西方（但近来似乎战火也有燃烧到国内的苗头）的激烈争论，或者说学术（甚至也自然地带有某种政治意味）上的“战争”，但在使用这一概念的过程中，大多数人却恐怕还是对这种本是隐喻性的称呼背后所隐含着的寓意未加深究。

　　关于“科学大战”这一提法最初的起源，本人未加考证。但从这一提法被人们广泛地使用，以及这种提法在国内有关科学主义争论的语境中被使用的情况来看，显然它代表了争论者们的某种心态，代表了人们对于科学与人文之间冲突的某种理解以及有关如何解决这种冲突的某种倾向。这正如《“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与人文的冲突》一书的中文版编者所言，随着“索卡尔事件”的出现，“就立即触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由科学家、持实证主义立场的哲学家组成的科学卫士与后现代思想家之间的‘科学大战’”。“这是一场真正的科学与人文的大论战，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出现过涉及面如此广泛的论战，它几乎涉及到人类文化的各个领域，吸引着全球如此众多的科学家、哲学家和人文学科的研究者的介入，而且这场论战已经进入到了大众传播媒介，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1]

　　“科学大战”中的“战”字，当然是指战争，或者战斗，是一种隐喻的用法。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战斗一词，一是指“敌对双方所进行的武装冲突，是达到战争目的的主要手段”，一是泛指斗争。而战争一词，则是指“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或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的武装斗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流血的政治，是解决政治矛盾的最高的斗争形式”。显而易见，按照上述释义，即使在隐喻的意义上，这种隐喻也是充满了暴力，充满了硝烟味，意味着流血，是一种冲突的最高级的形式。相应地，当人们使用战争这一隐喻时，带给人们的联想，则是对立的双方在战场上的你死我活，最终，也许一方会凭借着强大的实力战胜另一方，也许是两败俱伤，也许，而且更有可能，将是一场给战斗的双方以及战场之外的人都带来无尽伤痛的持久战。

　　那么，为什么人们要用这样一个词，或者更准确地说，用这样一种隐喻来形容那场在一部分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之间，或在相当地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在科学主义与反对科学主义的人文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呢？

　　其实，从打响了这场“大战”的“第一枪”的始作蛹者索卡尔本人的说法中，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线索的。索卡尔说：“首先，我们不想要一种‘科学大战’；那么，我们是否想要一种和平相处？不，我们两者都不要。因为，对于学术讨论而言，大战与和平不是一种恰当的分类。在‘和平对话’中，势必造成一种谈判：一种相互之间的妥协。但真理问题是不可以通过这种谈判来解决的。事实上，采纳这种‘教条的’讨论术语，将是对相对主义哲学的极大妥协。这种妥协意味着：学术讨论无非是一种权力斗争，其中汇聚着说服、利诱与谈判的混合。而这一点，正是我们极力批判和反对的。”[2]

　　在索卡尔的第一点立场上，也即并不想要大战，这当然是很好的。但他也明确地表示并不想要什么和平。如果考虑到他后面所说的内容，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他是相信真理恰恰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隐含地假定了真理必定是一元的，惟一的。因而，他不会愿意与其对立者进行什么妥协（其实在这里讲妥协已经意味着自认为是绝对正确的一方的某种退让）。这样一来，无论他愿意与否，一场大战是不可能不打起来的。

　　从科学大战后期战事全面展开的情况来看，索卡尔本人在他那场“恶作剧”中以嘲弄后现代人文学者对物理学的无知作为开端，他主要反对的是他所谓的相对主义哲学，以及他所理解中的社会建构论，但战争一旦全面爆发，对立的双方所涉及的冲突就远远不止索卡尔最初的关注了。但无论在局部的冲突中双方表现出来的分歧具体何在，从总体上讲，这场战争背后最本质的冲突，仍然是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及其带来的矛盾。而这种矛盾的存在，已经有了很长的时间。从斯诺明确注意到两种文化的分裂问题，并呼吁沟通两者算起，半个世纪以来，尽管在局部，在一些特定的领域中其矛盾有所缓解（而且这种努力更多地来是来自人文学者），但在整体上，这两种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却从来没有被真正地解决过。而且，由于科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西方科学）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越来越大的影响，科学主义也随之强大，与人文的对立愈发尖锐。就像美国纽约大学的罗斯教授对《高级迷信》一书的作者格罗斯和莱维特的倾向的形象描述那样：他们“加强了一种超自然的前哥白尼主义，它把整个社会领域看成是围绕着科学家而旋转的，而且认为这个宇宙中所有的天体都沿着显示出反科学倾向的轻微偏心轨道运动。”[3]

　　在这样的立场中，当把整个社会领域都看作是围绕科学家而旋转，认为世界上只有一元的真理，而且这种真理就掌握在科学家手中，那些与科学主义者标准的观点哪怕是稍有不同的新见解，自然就会被视为伪科学或反科学的。有了这样的信念，对于那些被贴上了伪科学或反科学标签（其实也包括了众多同样严肃地对科学本身进行研究的人文学者在内）的“异端”，进行“圣战”当然就成了一种“正义”的举动。

　　但问题在于，这样的信念，以及基于这样的信念而发动的“战争”真的就是理想的、合理的、惟一可行的、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吗？在科学与人文的学术争论之外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的世界里，虽然自古以来战争一直没有间断过，但当今呼吁和平反对战争的倾向显然已经成为主流的倾向。当然，在学术领域中，与学术领域之外的世界有所不同，但那种长期以来在人们的意识深处存在着的战争模式，却在科学与人文的对立中鲜明地体现出来。这难道不值得我们警惕和深思吗？

　　如前所述，从形势的发展来说，我们可以看到那场“科学大战”的战火已有烧到我们这里的迹象。在我们这里，有些人也许在字面上不一定明确地提及“科学大战”这个词，但在内心里，战争的思维模式却也同样鲜明地体现在有关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及其两者间冲突的讨论中。例如，对于有关科学主义的讨论，我们不是已经看到了一些人面对不同的观点，采用甚至带有某种“文革”遗风（而且是上纲上线，关起门来并不想面对被批判者也不想给他们以发言机会）批判会的方式，试图用非学术性的批判来代替学术讨论吗？

　　如果换一种思路，放弃那种暴力的、你死我活的、以消灭对方为目的的战争思维模式，采用一种和平的、求同存异的、百花齐放的、多元平等的立场，面对也许在短时间内无法最终解决的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矛盾，努力去沟通两者，而不是用战争的方式将对方消灭，也许是一种更为可取的做法。

　　差异总会存在，争论依然将持续下去，世界本是多样的，但和平却总是人类的理想。

　　所谓大战，其中的“大”字，本非英文原意，而是在翻译过程中加上的。

[1] 索卡尔 德里达 罗蒂等. “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 蔡仲 邢冬梅等译.江苏: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7-8.
[2]同上，页64.
[3]罗斯主编.科学大战. 夏侯炳. 郭伦娜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15.


　


文章来源： 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