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说反对"科学主义"
刘华杰


出处：《科技中国》杂志，2004年12期，第14－15页。本文网络版如下：
也说说反对"科学主义"



龚育之教授原文（《科技中国》2004年第1期）如下：
在当代中国需要反对“科学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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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说反对"科学主义"

刘华杰
（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科技中国》2004年第12期


　　龚育之老师是科学学、自然辩证法等领域的专家，先生近期关于反科学主义有许多有趣的演讲和文章，我认为其中的一些观点还值得深入讨论。

　　在《在当代中国需要反对“科学主义”吗？》[1]（见本刊《中国科技画报》2004年1期）一文中，先生对反科学主义的所谓“时尚”提出了质疑，并指出：（1）“反科学主义这个术语，意义含混，极易引起误解”；（2）“科学主义是学习自然科学的人的‘缺省配置’”这种说法，打击面太宽；（3）“科学主义”的靶子可能是虚构的。

　　这些论断涉及许多复杂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在这里不可能展开讨论，我只想就前两点做一点点说明，为的是寻求沟通，我的认识可能是错误的。

　　应当首先声明的是，我本人过去对“科学主义”的认识很肤浅，也写过颇偏激的小文章，在不断学习过程中我愿意改正原来的认识。当我的阅读范围越扩大时，我就越发感觉到科学主义的问题是颇严重的。正是在这一学习和反省过程中，我才感到开始接近哲学的门槛。

　　在当代中国需要反对“科学主义”吗？我现在的回答是：“需要。”理由是多方面的，既涉及对过去、现状的总结、判断，也涉及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及科学传播学等方面的复杂理论问题。简单讲，第一，科学与科学主义属于不同类型的东西。科学主义体现了一种科学观，它是一种意识形态。反对这种意识形态，不等于反对关于科学的另外一些意识形态，更不等于反科学。在学术上，这些是能够说清楚的。第二，关于科学主义，的确有许多不同的定义，叶闯博士在《科学主义批判与技术社会批判》[2]一书中列出了国际上一些辞书或者学术文献关于此词常见的12种用法（第14－17页）。在这些描述中，“科学”指的是自然科学，科学主义一词基本上是个贬义词。叶闯据此概括出科学主义的三个充分条件，还特别指出：“科学本身并不导致科学主义。”（第19页）索莱尔（Tom Sorell）1991年出版的《科学主义》一书，对科学主义也有详细描述。我认为，反科学主义，通常就是反对“科学主义”，只要稍加界定，在学术上不会引起混乱。反对一种主义，通常就是反省、反思、学术上进行批评。特别是，我们反对科学主义，只限于学术范围，不涉及政治。我不懂政治，也无意讨论政治问题。第三，科学主义背离了科学精神，塑造了与事实出入很大的科学形象，不利于科学创新和科学传播。用霍尔顿（Holton）的话讲，科学主义是一种反科学。而反对一种“反科学”，按照龚先生的理解，是成立的。第四，科学主义在中国现实中确实存在，并且对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在此方面国外学者及国内学者（如范岱年）已有探讨。 当然了，科学主义也并非永远一无是处，历史上它有时确实功劳不小。短期内科学主义也可能有利于中国科学快速发展，但从长期看，问题多多。科学与人文的对话和结合，应当是多进路的，要在身份平等的前提下进行，不能假定一方远远高于另一方，“结合”不应当是指望在绝对主义的思维方式之下达到某种绝对统一。实际上我理解的两方面的结合，应当是复数的科学与复数的人文之间以价值多样性为基础的结合。

　　我的观点是：拥护科学和反对科学主义可以是完全一致的，当然也可以有其他组合。反科学主义“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被理解为反科学”，这种说法没有道理。为“科学主义”这样一种观念辩护或者翻案，需要细致的论证，但我没见到令人满意的论证。说得极端点，为了弘扬科学精神和推动科学的良性发展，反对科学主义是十分必要的，在当前中国条件下也是如此。 中国科学落后，不等于科学主义不发达，实际上也许正好倒过来（中国科协2003年的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数据充分证明了这一判断）。科学主义虽然一定程度上一定时期内能够让人们加快信仰科学、提高科学的公众声望，但它无助于人们理解真实的科学。另外，“反对科学主义”，与“打击”科学主义，是不同的，那恰是科学主义者习惯实施的手段。

　　我们提“科学主义是我们的缺省配置”[3]，请注意，这不同于龚老师的转述。“缺省配置”前面加有“我们”，想表明我们对“科学主义”一词的使用并非总是“口朝外”，指向他人。

　　这句话当然是一句比喻的说法，明确指出我们自己也可能经常落入科学主义的思维巢穴，因此需要时时反省，特别是不要自己总是感觉良好、有一种真理在握的超越感。

　　把部分学者在科学哲学领域或者说一般意义上的学术界之内对科学主义的讨论，泛化、提升到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与更多的“主义”普遍联系起来，令人毛骨悚然。

　　其实，持龚老师观点的，大有人在。在近代，西方科学就是在科学主义的一般气氛下进行传播的（进化论的传播是一个典型），在国外也有类似的情况（包括美国），可以参见考特金（George Cotkin）1984年发表在《教育史季刊》上的一篇文章，学者也早就开始对此进行反省。反省并非要抛弃科学，而是为了科学更具有人性、为了我们的社会健康发展。科学以及社会的未来，并非早就定好了，我们的努力可以影响、塑造它们。

　　对科学和“科学主义”、“反科学主义”，需要有一种认真、理性、彻底的分析，不应当设定禁区，有关部门也没必要开批判会[4]，即使召开也应当有雅量通知被批判者到场聆听。根据SSK（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观点，研究科学主义的发生、发展，也可以是很有意思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主义”现在学术界都可以心平气和地探讨，为什么要对科学主义的探索做出克制以及要“慎言反科学主义”？

　　反省过程中，可能走偏路，即犯错误，但这与单纯的“反科学”是根本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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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详见XXXXXXXXXXXXXXXXXXXXXX/pingtai/XXXXXXXXXXXXXXp
[2]详见《科学主义批判与技术社会批判》（台湾淑馨出版社，1996年），页14-19
[3]详见《对科学文化的若干认识》,《中华读书报》2002年12月25日
[4]有关内容可参见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主办的《科普创作》，2004年第2/3期合刊



在当代中国需要反对“科学主义”吗？

龚育之　(《科技中国》2004年1期)

　　在当代中国，人们正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正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正在贯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并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提倡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的时候。偏偏在这种背景下，近十来年中，反科学主义竟然成了一种时尚！

　　文学家对社会生活、社会思潮的变动，是观察最细致，反映最敏锐的。王蒙发表了一系列“玄思小说”，其中一篇题目叫《线索》。小说中说到一九五九年小说的主人公“老王”家中失窃，但是，没有作案的印迹，没有任何线索。折腾了许久，转而怀疑到“老王”本人：到底真有其事还是谎报案情，干扰专政机关的工作？不然为什么没有线索？“老王”自己也纳闷：难道是狐仙给拿了去了？那年头“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以彻底审查了“老王”的政治态度、历史问题和社会关系，都查清楚了，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失窃的线索还是没有查出来。几十年过去，“老王”老了，醉心于阅读和研究《聊斋志异》。忽然想起：“既然这年头科学不甚吃得开，懂科学的与不懂科学的都在那儿批科学主义，不如干脆研究狐仙。”于是，“老王”悟出来：“早在一九五九年，我的经验里就充满了后现代的气味了，老王有点得意。”从研究狐仙，转而研究狐民俗学，或者径直叫做狐文化，并且成立狐文化研究会……

　　这是用调侃的语言说出来的小说家言。但是，“这年头科学不甚吃得开，懂科学的与不懂科学的都在那儿批科学主义”，不能不说的确反映了中国知识界一部分人中的一种时尚。

　　怎样评价这种时尚？

　　我明确地表示：我不赞成这样泛化地来反科学主义；或者说得留有余地一点：我主张慎言反科学主义。我的理由是，反科学主义这个术语，意义含混，极易引起误解，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被理解为反科学，特别是在中文的语境中。反科学主义，可以理解为反对一种主义，一种叫做“科学主义”的主义。只反这种主义，并不反科学。现在讲反科学主义的人在发表的文章中大都是这样解释的。但是，不管在文章中作了多少说明和辩解，总是难免被理解为另一个意思，即，主张一种主义，这种主义就是反科学，反科学本身成为一种主义，叫做反科学-主义。如果不是意在张扬反科学-主义，那么，与其在极力辩解的情况下去反-科学主义，何不避免用这个术语，而用清楚的语言去反对你所不赞成的具体思想和观点呢？

　　据说，科学主义是学习自然科学的人的“缺省配置”。所谓“缺省配置”，据说就是在不进行自定义的情况下，系统默认的参数或配置。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进行版本的升级，“缺省配置”就决定了学习自然科学的人是天生的科学主义者。这种说法，也许是想说学习自然科学的人，天生不会反科学。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责难学习自然科学的人的天生缺陷，那岂不是说，科学主义成了学习自然科学的人的“原罪”！这样来反科学主义，打击面不是太宽了吗？

　　热心于反科学主义，也许意在呼唤人文精神。呼唤人文精神，很切时要，我很赞成，但是为什么要设立一个“科学主义”的靶子，把人文精神同崇尚科学当作相互排斥、此消彼长的东西呢？它们不正是应该相互结合，相得益彰的吗？

　　　　(龚育之/全国政协常委、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文章来源： 《科技中国》杂志2004年12期第1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