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与科学的态度：“老中医绝食”事件的二阶考察
刘华杰，田松


本文摘要发表于《中国中医药报》2005年1月20日, 以下为对话的原稿：

激情与科学的态度：“老中医绝食”事件的二阶考察

A：刘华杰，B：田松

A：中国科学院朱效民先生传来《北京科技报》的一则消息“2004中国十大科技骗局，老中医绝食49天居首”（《北京科技报》，2005年1月5日）。这件事2004年年初就有报导。类似的故事以前听过许多了，因而大脑不再有特殊的反应（我不对绝食事件本身的真假作判断）。倒是一些所谓科技“专家”的言论引起了我的注意，令我想起1979年陈祖甲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对“耳朵认字”的批评。我在《中国类科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一书中曾指出，陈先生的基本观点或者信念我是同意的，但他的论证是不合格的。这一回，“专家”们的评论更是激情多于证据，似乎也没有体现他们一再宣扬的基本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甚至还不如当年的陈先生。

捍卫科学，揭露虚伪，维护正义，这些听起来都堂堂正正，但是对于某些“扛大旗”的“天然正确”的行动，似乎也应当进行批判性的考察，这样才能更好地坚持科学精神。

“老中医”（陈建民如果真是50岁的话，还算不上“老”）事件是讨论科学检验、科学划界、科学态度、科学精神、科技伦理、科技的社会运作的好材料、好案例。深入讨论这类事件，有助于大家搞清楚什么是科学和科学精神，什么是假冒的科学和“伪科学精神”。



B：每年开头结尾的时候，都会有五花八门的“十大”在媒体上泛滥，吸引眼球。所谓的“十大科技骗局”无非是其中之一。从网上找到了《北京科技报》的文章，其余九大是这样的： 发现成吉思汗墓；干细胞美容；软体飞机；人体增高；永动机神话；中国人获诺贝尔贡献奖；中学课本《悲壮的两小时》；重庆“衣物百慕大”；“太空蚂蚁”。文章里没有说明这十大的标准是什么，怎么评出来的。“科技骗局”，这四个字拿出来是挺能蒙人的，不过什么是“科技”，什么是“骗局”，都没有界定和说明。所谓骗局，而且是大骗局，总要能蒙住一些人，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不过这十大，有很多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比如发现成吉思汗陵那个，是一个考古方面的事件，硬说是“科技”，也能挨上边。可撑死了也不过是个虚假报道，算不上什么骗局。那个软体飞机也不过如此。比不上永动机，还能骗南街村2000万。干细胞美容那个，还有增高那个，如果说是骗局，首先是个商业骗局。在这样的骗局里面，它们两个未必是最大的，比如比那个什么钙更大。不过，有一点我倒是注意到了，在几乎每个“骗局”背后，都有一行说明：相关报道见本报某某日。也就是说，《北京科技报》是没有被骗过的。如此看来，这些骗局还真说不上大。

不过，老中医这个，倒是可以单说一说。虽然这件事一直充满了争议，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权威机构认定，这里面存在欺骗行为。那怕是坚决不信的司马南，也没有斩钉截铁地说这件事儿就是假的，只是设想了种种造假的可能性。所谓捉贼捉脏，事情已经过了将近一年，现场早已不复存在，《北京科技报》忽然断定是个骗局，如你所说，有诽谤之嫌。而一个在我们看来“不严肃”的事情，《北京科技报》却做得理直气壮。这种观念的差异，大有可议之处。



A：看起来，绝食的表演与20多年前进行的各种特异功能表演有某种类似。但是我注意到，这回好像没有声称是特异功能，也没有说是高科技。如果某种东西自身没有声称是科学，也没有明确打着科学的旗号，别人也就不好说是伪科学之类。司马南是个有正义感的东北汉子，做了许多不错的工作，我非常佩服。在这件事上，他也比较慎重，他也许应当更慎重些。熟话讲，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特别是对于否定某个“事实判断”。我们可能不相信许多事情，但是其中的一些事情确实可能是存在的。就绝食这件事而言，逻辑上人绝食10天、20天、49天等是可能的（反之亦然），逻辑上甚至人不吃饭也是可能的，这本身并不荒唐，问题是在经验上，这是否能够确实地实现。逻辑上地球明天就可能不转了，当然我们都不大相信，或者说根本不相信，但这样讲并没有逻辑矛盾。这个命题到明天就可以证明或者证伪，当然结果通常是或者一定是：“明天”地球照转。



B：“通常是、一定是”，我们可以在逻辑上推导一个结果，而在现实中相信另一个结果。无论是谁，都希望获得某种确定性的承诺，这种确定性的承诺甚至是我们生存的基础。否则的话，我们就是寝食难安。所以明天太阳是否一定升起这样的问题，早就被我们排除在思考之外，成为我们的生存背景。甚至我们能够给出2005年每一天里太阳升起的时间，精确到秒以下。对于这个时间表，我们是逻辑上地相信，还是经验地相信呢？美国物理学家基普•索恩写了一本《黑洞与时间弯曲——爱因斯坦的幽灵》（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第一推动丛书之一），介绍黑洞物理学的发展历史。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我凭什么相信我说的？”有意思的是，他把这句话放在一个特别的位置——“注释”的前面。在天体物理学领域里，逻辑或者理论，与经验的联系已经非常微弱了。即使是一位物理学家，也无法保证他在理论上推导出来的逻辑可能，必然给出现实中的经验可能。反过来，我们是不是一定能够根据理论上的逻辑不可能，断定现实中的某个事件为假？



A:理论对现实、对经验有指导作用，这已是老生长谈。问题不在于是否有指导作用，关键在于此指导作用有时正确有时错误，不管它是多么高级的理论。理论总是试探性的, 波普尔（K.Popper）的科学哲学对此有非常清楚的描述。关于人的生理极限，生理学、医学目前只能给出笼统的描述，不可能像数理科学那样给出明确的定量刻画。比如我们只能定性地讲，作为生命，长时间（也可以非常短的时间）不补充物质和能量，是不可能存活的。但究竟多长时间？我想没有人知道，特别是，人们不大可能从第一原理出发严格地计算出来，当然也不是几个本来也属外行的“打假英雄”用某种他们也反对的“特异功能”所能先验地（a priori）判定的。他们作为社会的个体成员，绝对有权表达自己的“科学的”意见，但也只是普通意见罢了，算不上“专家”的意见。而作为反映公共舆论的《北京科技报》，报导这类事件时，要保持一定的平衡性。媒体自身的倾向性总是有的，有时也是应当的，但是对于较复杂的情况，要讲究科学态度，不能感情用事。目前的报导，不足以信人。因为此报导本来的动机是想让人们爱科学、用科学，想让人们学习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态度的，于是更要从自己做起，以高标准要求自己。


B:呵呵，“科学态度”？我觉得你又暴露了“我们的缺省配置”。你这里的“科学”恐怕是当形容词用的，等于“正确”吧？然而，什么样才算是“科学态度”呢？这件事儿本身就意味着大家对科学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恐怕在《北京科技报》，或者你说的那位网络名人看来，他们自己对老中医事件的态度才是最“科学”的。大家都说自己是“科学的”，都说对方是“不科学的”“非科学的”“反科学的”，那又是一团混战。因为什么是“科学态度”，本身是很难定义清楚的。我倒是觉得，既然“科学”这个词已经用滥了，在这里没有必要强调“科学态度”。《北京科技报》作为一个媒体，又不是搞什么科研，应该保持的是“新闻态度”。遵守新闻这一行的职业原则，职业精神就够了。那么，在老中医这件事上，他们遵守媒体的职业原则了吗？

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来。《北京科技报》之所以敢于认定这是个骗局，我想是这样的。按照人们普遍相信的现有的生理学理论，人的生理存在着不吃饭多少天的极限，这个多少天远小于49天，所以老中医事件为假，存在骗局。这里推理从他们来看，毫无疑问，而在我们看来，则漏洞多多。让我想起了前年围绕朱清时先生发生的一场网络纠纷。



A：我是故意用“科学态度”这样的“好词”的，如此冠冕堂皇的、政治正确的（PC）词我们为什么不用，却反而被别人用来指责我们！但只能偶一为之，这样的词用多了确实就没劲了，假就大了。

朱清时事件我们都记得。不过在过渡到那件事之前，我愿意提到阿迪力的故事：（1）“今天上午十一时，在北京平谷区公证处的公证监督下，完成高空生活二十二天、行走一百一十小时的阿迪力将吉尼斯高空生存记录成功改写。此外，阿迪力还打破了单天行走八点五小时的吉尼斯世界记录。刷新记录后的阿迪力表示，他将继续在高空停留数日，以创造更大奇迹。”（中新社北京2002年5月7日电，记者晶波）（2）“1997年，以领先科克伦39分钟的速度，阿迪力完成了他第一次勇敢者的挑战。接着，跨越衡山，在金海湖的钢丝绳上生存25天，阿迪力打破了新的世界纪录，这些过人的胆识与顽强的毅力背后，是一颗为中国人民争光，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拳拳之心。”（CCTV　2003年3月29日节目）

阿迪力与那位“老中医”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相同？

“松哥”，谈谈你的看法？



B：那我觉得不同之处太多了。阿迪力打破的吉尼斯记录并不是对生理极限的挑战，他在高空依然保持正常的，甚至是更好的新陈代谢，所需要的是耐力、毅力和技艺。阿迪力做的是一件别人没有做的事儿，当然我承认他有超乎常人的本领。老中医这件事则不同。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49天不吃饭是不可能的。如果要寻找类比的话，我觉得拿奥运会的田径比赛来比更为合适。比如跳高，我想大家都会相信，人能够跳起的高度有一个上限。这个上限在哪儿，大家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比如我们都会相信，任何人都不能跳起来49米。那么，在我们普遍接受这个前提的情况下，如果有人声称他跳过了49米，我们是否可以不去现场，直接判定此事有假？我们看电视连续剧的时候经常会见到这样的情节，所有人都知道那个人是坏人，不但观众知道，剧里的警察也知道。但是警察就是不敢抓人家，因为没有找到那人的犯罪证据。美国的辛普森案件直到现在还被人议论，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辛普森就是凶手，但是，因为没有来自合法途径的证据，只能判他无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哪家报纸把辛普森评为年度最幸运凶手，一旦被辛普森告上法庭，必输无疑。又回到那句话了，捉贼捉脏，要抓住了才算。

至于共性，我觉得都是外在的。比如都是表演，都是公众事件，都有商业炒作的痕迹。

或许你另有高见？



A：你讲得都对。许多事，怀疑归怀疑，但正式讲出来，还要讲究论证、证据，要采用“无罪推定”的原则。在科学研究中，信任与怀疑同等重要，当无法找到做假证据时就不能想当然地指责别人欺骗。

不过，我觉得两件事中相似的地方也很多，也未必都是外在的。它们背后似乎都与“科学”、“体育”有关，都与“科学”的某种娱乐应用（商业表演）有关，当然也都与“爱国”有关，至少它给观众以这样的感觉。所不同的是，这两件事得到的待遇、评价很不同。我个人认为，它们同样无价值或者同样有价值。

另外，两件事都涉及到伦理问题。“专家”的点评似乎只涉及了伦理问题的表层。绝食49天的事件，如果有什么不妥的话，伦理问题是其一。现代的竞技体育（包括奥林匹克运动）以及其他一些极限运动、创记录表演等，对人性的引领、示范，并非都是正面的，它们具有“现代性”的一切优点与缺点，而其缺点很少在主流媒体上得到评论。在我看来，它们过分打破了“平衡”。协同（共生）与竞争本是互为前提的，但在现代性中，单单“竞争”成了被宣扬的主角。

现在回到朱清时事件，记得当时朱只因为讲了一点佛教与认知的可能联系便成为因特网上被“嘲笑”的对象。如果朱清时没有一定的身份（校长，院士），说不定也会被评为什么“十大”呢！听说事件之后《科学时报》记者洪蔚曾对朱先生做了采访，但采访稿未能刊登出来。在这件事上，不管朱的主张是否有道理，我仍然十分同情他得到了不公正“批判”，如果那算批判的话。在网络时代，名人、学者等是否一定要承受骂不还口的待遇呢？另外，这件事是否反映了落后于时代的、不利于科学创新的、独断的唯科学主义观念仍然颇有市场呢？朱清时不应当介入那个领域吗？这是否意味着科学有禁区，或者意味着他没有资格？

你早先翻译过荣格的著作，在这方面有一定的发言权，可否谈一下朱清时究竟“犯了什么忌”？



B：我觉得你对阿迪力的分析很有道理。我没有看到这一点。

朱清时事件本来不是一个事件。我不妨从我的角度简单地回顾一下。有一次，朱清时与一位叫做刘正成的书法家聊了一回天，这本来是一个普通的、简单的、日常的聊天，每日每时地大量地自发地发生着。三两个熟人，在私人空间里的聊天、侃山，而已。而特殊的是刘正成做了录音，并整理成文字，贴到了“中国书法在线”的论坛上。从一个现实中的私密事件变成了网络上的公开事件。人们所谈论的，其实是朱清时和刘正成讨论录音的文字稿。朱清时介绍了他在西藏的见闻，他和喇嘛之间的交往。比如他们说到了一种名叫拙火的神奇法门。这个法门我以前也听说过，据说修过拙火的喇嘛，能光着身子在冰天雪地里坐着，光是坐着还不算，还能往身上披湿毯子。大喇嘛要用自身的功力，把湿毯子烘干。功夫越深，烘干的毯子越多。这种事情在藏传佛教的文献中有大量的记载。从文字稿中我们看到，朱清时用了中性的、兴奋的乃至于赞赏的口吻介绍了喇嘛给他讲述的这些事情。比如这段：“吃这些东西，还是修行的第一阶段。到后来就连这些东西都不吃了。吃石头磨成的粉，闻周围野花的气味，就能够吸收营养。”从这种描述中，朱清时显然是相信了这些事件为真。并且，朱清时认为，这些事件与认知科学大有关联。朱清时对藏传佛教的态度引起了某些卫士的反感，并在网上大肆鼓噪，说朱清时宣传迷信，搞伪科学，说朱清时不配做科大校长，不配做科学院院士。这件事当时在网上很多论坛都闹得沸沸扬扬，甚至有的平面媒体也卷了进去。

关于拙火，关于藏传佛教的一些在我们看来的神秘事件，在网上随处可见，尤其是在和佛教有关的论坛中。在藏区，这些事情人们在谈论的时候也是当作正常的事情。相反，朱清时所说的，在很多佛教徒看来，只是道听途说，一知半解——恐怕是需要“打假”的。如果朱清时不是科大校长，不是院士，比如说他是一位中国哲学的教授，相信也不会酿出这么大的事件。对于朱清时事件，我当时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中央电视台报道班禅大师转世灵童的寻找及确立，算不算宣传迷信？第二，如果一个人天生就是一位宗教信仰者，比如藏族，比如穆斯林，他是否就没有资格做中科院院士？



A：好。这样的问题似乎卫道士们没有认真对待。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十分复杂，不是三言两语或者几篇文章所能说清楚的，只需提及，无神论科学家并不一定天然比宗教徒科学家更有科学创造力、对科学贡献更多，甚至不能说更理解科学。这是一个事实，不信可以看科学史。要争论的不是这样的事实。不知道这样事实的人，先好好读读科学史再说。佛教，在我眼里，是很高妙的学问。藏传佛教，更有些特别，我相信修炼过程中会有一些常人感受不到的东西，但有多神奇我不知道。朱清时的话可以姑且听之，我相信他是真诚的。把这样的私人谈话或者叫一般性的聊天，与是否配当院士、当校长联系起来，倒是网上一些人的常用提法，不足为怪。科技部徐冠华部长、中科院路甬祥院长，不是也曾被“科学真理在握”的网上愤青、愤老们无端地讽刺过吗！

你的提问是关键性的。深思这些问题可以更好地理解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更好地理解科学文化、更好地理解科学与人文的沟通。

我想我们提到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涉及科学哲学中的科学的划界（demarcation）问题。20世纪的科学哲学虽然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却留下了许多遗产，使一些原本乐观的人变得更谨慎、更宽容。科学已经成了时代精神，科学足够强大，处于文化中心的科学当不会软弱到担心被边缘的某些东西所摧毁。夸大世上的恶，本身就是一种恶。夸大伪科学、反科学的力量，本身就不够科学，也对科学发展不利。到处贴“反科学”的标语，是一种可怜的举动，表明其人穷得（或者富得）只剩下“科学”、只剩下“真理”了。除此之外还有“二叉”式思维，即非此即彼：如它不是A，那么它一定就是非A。二叉思维的具体表现是，若某事不是科学的，就一定是伪科学的、反科学的。至于标准吗，全他一人说了算。



B：后退一步，可以使我们看到更多的问题。用你的话说，要经常跳出一阶，从二阶的角度去看一看。比如关于民科，民科的工作是对是错，当然是一个问题，但是要跳出来，考虑民科为什么以那样的方式理解科学。老中医绝食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当时都没有人抓住破绽，现在再去说人家是骗局，那只能是靠信念了。这件事的真假是一回事，但是我们要跳出来，看看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件事，以及为什么这件事会被评为第一科技骗局。对于一个我们不相信的事件，究竟什么样的态度是恰当的，这是需要我们考虑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中医，比如藏传佛教之中蕴含着丰富的东西，现代科学并不能全部予以解释。有些人受过几年科学教育，就坚信自己已经掌握了绝对真理，相信自己已经掌握了关于科学的标准答案，对于与之相悖的事件和人进行攻击，对一切事物进行评判，这是一种狂妄，一种无知的狂妄。而这样的人，如果你上网，观察几个论坛，就会发现这样的人很多，这样的声音引起了很多人的喝彩。可见科学主义的缺省配置是多么牢固。

刚刚又看到了一篇文章，认为“敬畏自然”的说法是反科学的，有位院士甚至不点名地批评了你（《环球》杂志2005年第2期，《新京报》上有更多的讨论）。反科学的大帽子又来了。不过随着科学话语的解构，这个帽子的威力实际上是越来越小。在强科学主义者看来，中国传统文化到处都是反科学。虽然科学主义者总是宣称，科学不是信仰。但是，他们对于科学的态度，却表现了最强烈的对科学的信——相信，信任，信赖，乃至于信仰。毫无疑问，我们也是有信仰的。这涉及到对于科学的理解，也涉及到对于什么是“好的生活”的看法。比如阿米什（Amish）的生活，是不是好的生活？这个问题，我们倒是以后再谈一谈。


2005-01-06至2005-1-14

（本文摘要发表于《中国中医药报》2005年1月20日）



文章来源： 本文摘要发表于《中国中医药报》2005年1月20日